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在中國演示的田野方法
關燈
小
中
大
代遺址出土的石器大部分是紅色石英岩和含有矽的石灰石制的，據說在文化層的碎石堆中常可找到這些遺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石器&mdash&mdash刮削器、鑽、石片&mdash&mdash相當大，有長達17厘米的。
他們對這些重要發現及有關動物遺骸的研究結論是，這文化屬于黃土堆積形成時期的更新世。
這些法國科學家獨立工作，僅與在巴黎的同事聯系，而他們的論著僅以法文出版。
筆者有幸于1924&mdash1925年在丁文江家裡結識了德日進。
後來這位天主教科學家加入了新組織的中國地質學會，我們常見面。
那時，德日進在京、津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界已經聞名，被稱為“中國北方最年輕最有才幹的&lsquo古生物學家&rsquo”&mdash&mdash這是德日進接受葛利普獎章時，葛利普對他的評語。
德日進應邀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員，在周口店發掘中經常到那裡去。
楊鐘健是他在中國最密切的合作者。
比如他們曾合作進行對安陽發掘出土的動物遺骸的研究。
除對史前遺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進的主要興趣似是專注于“中國原人”，他從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角度進行此項研究。
1941年在北平時，他還以此為題寫了一個研究專集，由北平的地質生物學研究所出版。
德日進在中國傳播科學的影響确實是多方面的。
他講話少，在科學研究中他的态度是堪為楷模的。
當筆者負責安陽發掘時，德日進和楊鐘健曾來看望過我們。
他們在工地上停留了幾個小時，仔細檢查我們的工作方法和記錄。
他碰巧拾到一塊綠色的動物牙齒，說“這是個虎牙，明顯和青銅器埋在一起”。
接着又看了出土的石器。
他默默地對“所謂的綠石斧”的标本注視了好大一會兒。
當問他對此的看法時，他說：“這類石斧好像在華北分布很廣，無論在華北什麼地方發現它，都是同一類岩石和同樣的形狀。
”德日進是位田野科學家，雖然他沉默寡言，但可愛而又威嚴。
他無論何時說話，都表現出淵博的知識。
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總使人受到鼓舞，有時也很诙諧和幽默。
他的人品深深地打動中國的科學工作者，但隻有少數幾個人了解他。
他的《中國原人》确實是這期間中國出版的所有科學名著中的經典之作。
我較詳細地叙述了五位傑出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幾個親密助手。
這并不是說當中國開始接受西方學術、特别是西方科學，開始認識到把科學教育列入中國教育制度時，沒有别的科學家在此工作了。
如地質學方面有像師丹斯基和谷蘭階（WalterGranger）那樣的人；在地理學方面有斯文赫定（SvenHedin）；在考古學方面有尼爾遜（N.C.Nelson）、步日耶（HenriBreuil）等等。
他們也都為建立中國現代科學作出了一定貢獻。
但因為葛利普、安特生、步達生、魏敦瑞和德日進與中國知識界有更多的接觸，所以他們的工作與其他人相比較是卓越的。
這種接觸當然比寫成的報告的感染力大得多。
因此，這種頻繁接觸的結果，不久就成為勢不可擋的和不可壓抑的力量。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孟子·滕文公上》。
(2)雅各·布歇·佩爾忒：載《創世論》（五卷本，巴黎1839&mdash1841年版）。
另參看《考古學手冊》（巴黎1924年版）。
(3)大衛·霍迦斯：《權威與考古》（1899年）。
(4)義和團運動以後，官方正式采用了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
筆者十歲時就讀于家鄉湖北鐘祥縣立一小，當時舊的考試制度已經廢除。
(5)關于這位名人的一生，可參看胡适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央研究院”1956年版。
丁氏于1936年逝世。
(6)赫胥黎闡述“進化”論的文章，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歐，特别是在倫敦引起了激烈的學術界争論。
嚴複于1896年首次以中國古文将此書翻譯過來，冠以《天演論》的名稱于1899年出版。
此書獲得極大成功，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佳作。
(7)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葛利普的傳記，這個人在向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他強烈反對翁文灏接受官方任命的職務，特别是擔任行政院秘書長。
他逢人便率直地說：有許多能人可以勝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工作，但在丁文江之後再也沒有别人能（像翁文灏那樣）熟練地領導地質調查所了。
他的話可說是不幸而言中。
(8)安特生的《黃土的兒女》一書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書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
(9)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載《地質彙報》第五期（1923年）。
(10)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64&mdash165頁。
(11)拉菲爾·彭北萊：《土耳其斯坦的考察》，華盛頓卡内基學院1908年版。
(12)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二冊，北平，地質調查所（1925年）。
(13)關于陶器的起源和演變及其對曆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可以參看法蘭克複所著《近東的遠古陶器研究之一：美索不達米亞、叙利亞和埃及以及它們在遠古的相互關系》。
這篇專著是作為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第六期特刊于1921年出版的。
(14)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三冊，北京，地質調查所（1925年）。
(15)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95&mdash96頁。
(16)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3頁。
(17)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8頁。
*參看作者《論“道森氏·曉人”案件及原始資料之鑒定與處理》一文（載《李濟文集》卷五）。
作者在此處和以下的叙述有些時間上的記憶差誤，“曉人”僞件一事是晚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在科學界定案的。
&mdash&mdash《李濟文集》編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石器&mdash&mdash刮削器、鑽、石片&mdash&mdash相當大，有長達17厘米的。
他們對這些重要發現及有關動物遺骸的研究結論是，這文化屬于黃土堆積形成時期的更新世。
這些法國科學家獨立工作，僅與在巴黎的同事聯系，而他們的論著僅以法文出版。
筆者有幸于1924&mdash1925年在丁文江家裡結識了德日進。
後來這位天主教科學家加入了新組織的中國地質學會，我們常見面。
那時，德日進在京、津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界已經聞名，被稱為“中國北方最年輕最有才幹的&lsquo古生物學家&rsquo”&mdash&mdash這是德日進接受葛利普獎章時，葛利普對他的評語。
德日進應邀為新生代研究室的正式成員，在周口店發掘中經常到那裡去。
楊鐘健是他在中國最密切的合作者。
比如他們曾合作進行對安陽發掘出土的動物遺骸的研究。
除對史前遺物作的出色研究外，德日進的主要興趣似是專注于“中國原人”，他從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角度進行此項研究。
1941年在北平時，他還以此為題寫了一個研究專集，由北平的地質生物學研究所出版。
德日進在中國傳播科學的影響确實是多方面的。
他講話少，在科學研究中他的态度是堪為楷模的。
當筆者負責安陽發掘時，德日進和楊鐘健曾來看望過我們。
他們在工地上停留了幾個小時，仔細檢查我們的工作方法和記錄。
他碰巧拾到一塊綠色的動物牙齒，說“這是個虎牙，明顯和青銅器埋在一起”。
接着又看了出土的石器。
他默默地對“所謂的綠石斧”的标本注視了好大一會兒。
當問他對此的看法時，他說：“這類石斧好像在華北分布很廣，無論在華北什麼地方發現它，都是同一類岩石和同樣的形狀。
”德日進是位田野科學家，雖然他沉默寡言，但可愛而又威嚴。
他無論何時說話，都表現出淵博的知識。
他思路敏捷，最重要的是他總使人受到鼓舞，有時也很诙諧和幽默。
他的人品深深地打動中國的科學工作者，但隻有少數幾個人了解他。
他的《中國原人》确實是這期間中國出版的所有科學名著中的經典之作。
我較詳細地叙述了五位傑出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幾個親密助手。
這并不是說當中國開始接受西方學術、特别是西方科學，開始認識到把科學教育列入中國教育制度時，沒有别的科學家在此工作了。
如地質學方面有像師丹斯基和谷蘭階（WalterGranger）那樣的人；在地理學方面有斯文赫定（SvenHedin）；在考古學方面有尼爾遜（N.C.Nelson）、步日耶（HenriBreuil）等等。
他們也都為建立中國現代科學作出了一定貢獻。
但因為葛利普、安特生、步達生、魏敦瑞和德日進與中國知識界有更多的接觸，所以他們的工作與其他人相比較是卓越的。
這種接觸當然比寫成的報告的感染力大得多。
因此，這種頻繁接觸的結果，不久就成為勢不可擋的和不可壓抑的力量。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孟子·滕文公上》。
(2)雅各·布歇·佩爾忒：載《創世論》（五卷本，巴黎1839&mdash1841年版）。
另參看《考古學手冊》（巴黎1924年版）。
(3)大衛·霍迦斯：《權威與考古》（1899年）。
(4)義和團運動以後，官方正式采用了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
筆者十歲時就讀于家鄉湖北鐘祥縣立一小，當時舊的考試制度已經廢除。
(5)關于這位名人的一生，可參看胡适的《丁文江的傳記》，“中央研究院”1956年版。
丁氏于1936年逝世。
(6)赫胥黎闡述“進化”論的文章，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歐，特别是在倫敦引起了激烈的學術界争論。
嚴複于1896年首次以中國古文将此書翻譯過來，冠以《天演論》的名稱于1899年出版。
此書獲得極大成功，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佳作。
(7)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找到葛利普的傳記，這個人在向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他強烈反對翁文灏接受官方任命的職務，特别是擔任行政院秘書長。
他逢人便率直地說：有許多能人可以勝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工作，但在丁文江之後再也沒有别人能（像翁文灏那樣）熟練地領導地質調查所了。
他的話可說是不幸而言中。
(8)安特生的《黃土的兒女》一書部分曾以瑞典文出版，全書于1934年出版英文本。
(9)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載《地質彙報》第五期（1923年）。
(10)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64&mdash165頁。
(11)拉菲爾·彭北萊：《土耳其斯坦的考察》，華盛頓卡内基學院1908年版。
(12)阿爾納：《河南石器時代之着色陶器》，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二冊，北平，地質調查所（1925年）。
(13)關于陶器的起源和演變及其對曆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可以參看法蘭克複所著《近東的遠古陶器研究之一：美索不達米亞、叙利亞和埃及以及它們在遠古的相互關系》。
這篇專著是作為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第六期特刊于1921年出版的。
(14)步達生：《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載《古生物志》，丁種第一号第三冊，北京，地質調查所（1925年）。
(15)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95&mdash96頁。
(16)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3頁。
(17)安特生：《黃土的兒女》，第108頁。
*參看作者《論“道森氏·曉人”案件及原始資料之鑒定與處理》一文（載《李濟文集》卷五）。
作者在此處和以下的叙述有些時間上的記憶差誤，“曉人”僞件一事是晚到20世紀50年代初才在科學界定案的。
&mdash&mdash《李濟文集》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