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陽有計劃發掘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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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隊員&mdash&mdash梁思永、李光宇、吳金鼎、劉嶼霞。
石璋如和劉燿作為學員也參加了這次發掘。
這次找遺址（特别是尋找沒擾動過的夯土地區）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1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紹(13)。
這次發掘将遺址分為五個區，即A、B、C、D、E。
五個區的具體位置如下（參看圖6）： 圖6 小屯發掘的各區（據日譯本） A區，在1929年（第三次發掘時）挖的縱溝的西面。
B區，在縱溝東面，橫溝11與14之間。
C區，位于橫溝11的南面。
D區，在“大連坑”的東面。
E區，位于橫溝14的北面。
這次發掘結束時，發現A區大部分被動過，H13與H14之間的地區過去多次被挖掘。
相比起來，B區卻保存了大量夯土面，這種情況在A區沒有發現。
這一區的發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們早期把夯土解釋為洪水沉積是錯誤的。
C區是過去村民從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們在這裡也發現有明顯的大量夯土，與B區發現的相同；D區也是如此。
E區有所不同，在此我們發現了兩個未擾動過的地下貯藏窖，我們将其分别命名為E16和E10。
E16中填滿了青銅武器和有字蔔骨。
E10中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頭，包括一個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這批遺物中發現一個象的下颚骨。
石璋如在總結這次發掘時寫道： 占地約一千四百餘平方公尺。
&hellip&hellip有版築土多處，長方窖、圓窖、大灰坑等25處；墓葬等18處。
窖壁不但整齊光滑，而且有相對之腳窩。
E16圓井為本次的重要發現。
遺物有戈、矛、銅範、花骨、白陶&hellip&hellip及有字甲骨781片。
第四次發掘的新方法證明不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從發現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證明了兩個月艱苦工作的良好成績。
這次發掘結束時，我與同事們下了決心：無論經費上會有什麼困難，探尋殷商王朝建築基礎的新觀念一定要堅持下去，直到能為這個幾乎被人們遺忘的朝代的建築複原取得堅實的基礎。
對已發現的大面積夯土區進行全面研究和繼續探尋其擴展部分這一基本方針，證明是正确的。
要知道，探尋夯土的新過程是耗費時間的，這不僅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術經驗，而且也要有極豐富的想象力認識這長期計劃的意義，即經長期工作之後證明它的永久價值。
這次除在小屯村遺址發掘外，同時，還派人去考察洹河河谷其他預定的發掘遺址，梁思永、吳金鼎和劉燿共同在後崗發掘。
後崗是非常靠近鐵路的一個土丘。
吳和李光宇還負責小屯以西四盤磨的田野發掘。
在梁思永領導下，後崗持續了幾個發掘季，并證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陽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着。
在以後幾次發掘中，曾到西邊的同樂寨進行試掘，在那裡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
更重要的發現是在第九個發掘季（1934年）在侯家莊發現與小屯殷商文化關系密切的堆積，這裡是洹河北岸。
在安陽發掘的過程中，這裡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發現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發掘主要集中于小屯，發掘的宗旨仍是探尋殷商王朝的建築基礎。
這五次連續發掘是從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隊的成員和領導人經常變動（見表4）。
表 4 第五次發掘時在B區和E區發現了更明顯的夯土區。
E區發現的一個夯土區是由純黃土做成的台基。
這個台基橫斷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後來的破壞。
當時我認為這很重要，所以随後的第六次發掘由我負責。
這次發掘中又一個重要發現是有關建築工程的，即發現幾排未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礫石沿夯土邊緣規則地排列着。
這些明顯是用作支撐柱子的基石。
這種遺迹常被發現。
(14) 這一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在前幾次發掘中常遇到類似的大小不同的礫石可能也是建築上用的。
這樣看來，探尋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義。
從第七至第九次，董作賓與郭寶鈞兩人輪流領導田野發掘，主要目的仍是繼續探尋建築基礎，當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築。
這幾次發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築法”（即夯土築法）發展的不同階段。
很明顯，掌握這技術對殷商時期土木工程來說是最基本的要求。
在研究中，我們的田野工作人員學到了許多在中國已應用了三千餘年的土木工程技術。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這裡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廣州出版，刊載了八篇論文和傅斯年所長寫的前言，他詳細闡述了創辦研究所的理由。
本刊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為一本，已連續出刊46年，現為第46本和第47本。
(2)董作賓和考古隊于10月7日抵達安陽，13日開始發掘。
據董自述，發掘時間從13日至30日，共18天。
(3)《安陽發掘報告》有計劃地刊載安陽田野發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況。
1929年在北平創刊，隻發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當時史語所所址正向南京搬遷。
這個刊物後來先後以《田野考古報告》和《中國考古學報》的名稱刊行。
(4)當時中國報刊上有不少關于新鄭青銅器的報導。
畢士博（CarlWhitingBishop）所寫的《新鄭銅器》一文（載《中國科學藝術雜志》1925年第3期）對此重要發現作了一個很好的簡介。
(5)據我所知，畢士博與我之間的全部公事信件完整保存在弗利爾藝術館的專門檔案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專函索閱。
(6)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載《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
當時在美國留學的梁思永後曾回到國内對這一史前遺址出土的陶片進行研究，梁後來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他的碩士論文。
(7)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第37&mdash48頁。
(8)小屯發掘出的隋唐墓總數為148座。
其中三座有方形石制或磚制墓志銘，或刻或用紅筆或墨筆書寫。
全部墓志銘上都注明為隋唐年代&mdash&mdash開皇七年（公元587年）、仁壽三年（公元603年），另一塊注有開皇字樣（公元581&mdash600年期間），但年份已漫漶無存，無法辨認。
總之，從小屯十二次發掘（1928&mdash1937年）中出土的148座墓中的俑像、瓷器、偶見的墓碑以及其他金屬等遺物上判斷，墓葬時代為隋或隋唐之際。
(9)發給正式的許可發掘證是在立法院通過古物保存法大約五年之後，這主要是由于經營出口古玩的古董商人施加政治影響之故。
(10)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第37&mdash48頁。
(11)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12)考古家和史學家都參加了這場讨論。
一些文章發表在《安陽發掘報告》和《史語所集刊》上，可以說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13)石璋如：《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2年版。
(14)這組重要遺存的最早發現是1932年6月在E區，有照片顯示當時一些考古人員站在一排礎石前邊指點礎石的位置。
石璋如和劉燿作為學員也參加了這次發掘。
這次找遺址（特别是尋找沒擾動過的夯土地區）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1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紹(13)。
這次發掘将遺址分為五個區，即A、B、C、D、E。
五個區的具體位置如下（參看圖6）： 圖6 小屯發掘的各區（據日譯本） A區，在1929年（第三次發掘時）挖的縱溝的西面。
B區，在縱溝東面，橫溝11與14之間。
C區，位于橫溝11的南面。
D區，在“大連坑”的東面。
E區，位于橫溝14的北面。
這次發掘結束時，發現A區大部分被動過，H13與H14之間的地區過去多次被挖掘。
相比起來，B區卻保存了大量夯土面，這種情況在A區沒有發現。
這一區的發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們早期把夯土解釋為洪水沉積是錯誤的。
C區是過去村民從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們在這裡也發現有明顯的大量夯土，與B區發現的相同；D區也是如此。
E區有所不同，在此我們發現了兩個未擾動過的地下貯藏窖，我們将其分别命名為E16和E10。
E16中填滿了青銅武器和有字蔔骨。
E10中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頭，包括一個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這批遺物中發現一個象的下颚骨。
石璋如在總結這次發掘時寫道： 占地約一千四百餘平方公尺。
&hellip&hellip有版築土多處，長方窖、圓窖、大灰坑等25處；墓葬等18處。
窖壁不但整齊光滑，而且有相對之腳窩。
E16圓井為本次的重要發現。
遺物有戈、矛、銅範、花骨、白陶&hellip&hellip及有字甲骨781片。
第四次發掘的新方法證明不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從發現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證明了兩個月艱苦工作的良好成績。
這次發掘結束時，我與同事們下了決心：無論經費上會有什麼困難，探尋殷商王朝建築基礎的新觀念一定要堅持下去，直到能為這個幾乎被人們遺忘的朝代的建築複原取得堅實的基礎。
對已發現的大面積夯土區進行全面研究和繼續探尋其擴展部分這一基本方針，證明是正确的。
要知道，探尋夯土的新過程是耗費時間的，這不僅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術經驗，而且也要有極豐富的想象力認識這長期計劃的意義，即經長期工作之後證明它的永久價值。
這次除在小屯村遺址發掘外，同時，還派人去考察洹河河谷其他預定的發掘遺址，梁思永、吳金鼎和劉燿共同在後崗發掘。
後崗是非常靠近鐵路的一個土丘。
吳和李光宇還負責小屯以西四盤磨的田野發掘。
在梁思永領導下，後崗持續了幾個發掘季，并證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陽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着。
在以後幾次發掘中，曾到西邊的同樂寨進行試掘，在那裡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
更重要的發現是在第九個發掘季（1934年）在侯家莊發現與小屯殷商文化關系密切的堆積，這裡是洹河北岸。
在安陽發掘的過程中，這裡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發現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發掘主要集中于小屯，發掘的宗旨仍是探尋殷商王朝的建築基礎。
這五次連續發掘是從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隊的成員和領導人經常變動（見表4）。
表 4 第五次發掘時在B區和E區發現了更明顯的夯土區。
E區發現的一個夯土區是由純黃土做成的台基。
這個台基橫斷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後來的破壞。
當時我認為這很重要，所以随後的第六次發掘由我負責。
這次發掘中又一個重要發現是有關建築工程的，即發現幾排未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礫石沿夯土邊緣規則地排列着。
這些明顯是用作支撐柱子的基石。
這種遺迹常被發現。
(14) 這一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在前幾次發掘中常遇到類似的大小不同的礫石可能也是建築上用的。
這樣看來，探尋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義。
從第七至第九次，董作賓與郭寶鈞兩人輪流領導田野發掘，主要目的仍是繼續探尋建築基礎，當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築。
這幾次發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築法”（即夯土築法）發展的不同階段。
很明顯，掌握這技術對殷商時期土木工程來說是最基本的要求。
在研究中，我們的田野工作人員學到了許多在中國已應用了三千餘年的土木工程技術。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這裡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廣州出版，刊載了八篇論文和傅斯年所長寫的前言，他詳細闡述了創辦研究所的理由。
本刊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為一本，已連續出刊46年，現為第46本和第47本。
(2)董作賓和考古隊于10月7日抵達安陽，13日開始發掘。
據董自述，發掘時間從13日至30日，共18天。
(3)《安陽發掘報告》有計劃地刊載安陽田野發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況。
1929年在北平創刊，隻發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當時史語所所址正向南京搬遷。
這個刊物後來先後以《田野考古報告》和《中國考古學報》的名稱刊行。
(4)當時中國報刊上有不少關于新鄭青銅器的報導。
畢士博（CarlWhitingBishop）所寫的《新鄭銅器》一文（載《中國科學藝術雜志》1925年第3期）對此重要發現作了一個很好的簡介。
(5)據我所知，畢士博與我之間的全部公事信件完整保存在弗利爾藝術館的專門檔案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專函索閱。
(6)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載《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
當時在美國留學的梁思永後曾回到國内對這一史前遺址出土的陶片進行研究，梁後來根據這些材料寫了他的碩士論文。
(7)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第37&mdash48頁。
(8)小屯發掘出的隋唐墓總數為148座。
其中三座有方形石制或磚制墓志銘，或刻或用紅筆或墨筆書寫。
全部墓志銘上都注明為隋唐年代&mdash&mdash開皇七年（公元587年）、仁壽三年（公元603年），另一塊注有開皇字樣（公元581&mdash600年期間），但年份已漫漶無存，無法辨認。
總之，從小屯十二次發掘（1928&mdash1937年）中出土的148座墓中的俑像、瓷器、偶見的墓碑以及其他金屬等遺物上判斷，墓葬時代為隋或隋唐之際。
(9)發給正式的許可發掘證是在立法院通過古物保存法大約五年之後，這主要是由于經營出口古玩的古董商人施加政治影響之故。
(10)李濟：《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1929年），第37&mdash48頁。
(11)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1931年）。
(12)考古家和史學家都參加了這場讨論。
一些文章發表在《安陽發掘報告》和《史語所集刊》上，可以說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13)石璋如：《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52年版。
(14)這組重要遺存的最早發現是1932年6月在E區，有照片顯示當時一些考古人員站在一排礎石前邊指點礎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