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陽有計劃發掘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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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親自指揮“大連坑”的發掘，所以我能以親身感受來叙述這一重要的堆積依次揭露的各階段的情況。
“大連坑”位于洹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約50公尺處，它揭露的是橫溝H13及其向北的擴展部分。
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處的堆積未被擾過。
以下列田野記錄（從表層依次向下）為例闡述田野登記的方法： （1）表層，0&mdash0.4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網硾。
（2）第二層，0.4&mdash0.87公尺，土黃黑色，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層，0.87&mdash1.4公尺，土呈褐色，無任何遺物。
（4）第四層，1.4&mdash1.85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質堅硬較難挖，有煉渣和貝一個。
（5）第五層，1.85&mdash2.1公尺，土色逐漸變黑，質堅硬；發現幾塊陶片、煉渣和一塊雕刻花紋的砂石。
（6）第六層，2.1&mdash2.4公尺，土黑而硬，在東北角有夾有黃沙的淤土、許多紅燒土塊，并有煉渣。
（7）第七層，2.4&mdash2.65公尺，土色、質同上；但在東北角深2.65公尺以下處，土色變淺灰，質稍松軟；開始發現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還有人頭蓋骨碎片。
（8）第八層，2.65&mdash2.8公尺，灰黃色土，東北角的土呈深黃色；陶片種類有：紅、黑色繩紋陶，黑、紅色方格紋及其他類的陶片。
許多陶片上刻有紋飾。
其他遺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礫石、鹿角、人骨碎片、陶範、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層，2.8&mdash2.95公尺，土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還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紋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極多。
（10）第十層，2.95&mdash3.2公尺，土呈灰黃色，但在接近該層底部3.1公尺處出現黃土，黃土南邊發現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紅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紋和繩紋等；另外還有人頭蓋骨、陶範、礫石、骨錐、石制工具、有字或無字的蔔骨及綠松石等。
（11）第十一層，3.2&mdash3.3公尺，黑土與黃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
3.3公尺深處以下，除東南角（《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第232頁作西南角。
&mdash&mdash譯者）有半圓形黑土遺迹外，其餘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層以下，即距現在地面3.3公尺以下，有一個層面被一層位于清晰的黃沙土上的黑土覆蓋着，看來未被動過，這是很有意義的觀察結果。
這顯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貯藏穴的地面。
更加振奮人心的是在3.3公尺處下，還有一個地下堆積，即一個深陷的圓穴，從“大連坑”底部向下深陷3公尺多。
在這直徑近2公尺的圓穴底部，發現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後來董作賓在一篇專論中闡明了它的重要性。
(11) 這個圓穴和另一靠近它西邊的長方形窖，是“大連坑”下的一對地下窖穴，我們在此發現了這次發掘中最豐富的埋藏珍品。
這些發現物中的多數過去無人知曉。
“大連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兩個窖穴中的堆積共同确鑿地證明下列出土的遺物和有字甲骨顯然是同一時代的：（1）無字骨和幾乎完整的刻字龜版；（2）各類動物骨頭；（3）多種類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紅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約10餘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銅工具共存；（8）鑄青銅器的範；（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況一弄清，這些單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時出現的重要性立即被廣泛認識到。
這對我們繼續在安陽發掘是有益的。
在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銅範不僅使國際上廣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讨論。
特别是彩陶片的發現更是獨一無二的，爾後的發掘從未見到與此相同的，這陶片使中國的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展開了熱烈的讨論。
簡言之，争論的焦點是在小屯堆積中揭露的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與青銅時代的殷商文化之間的關系。
讨論持續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國早期文化起源這個基本問題。
(12) 1930年，當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東省時，安陽發掘停止了一年。
在靠近山東省城濟南的一個地方，吳金鼎發現了一個新的新石器文化&mdash&mdash黑陶龍山文化。
吳是我指導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生。
考古組的田野工作人員到濟南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一個季度的發掘。
華北首次發現的黑陶文化，不僅打動了那些對古代中國有濃厚興趣的學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學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視安陽出土物及發掘情況的人。
同時，1930年也發生了另一些影響田野工作的組織和小屯遺址發掘計劃進程的事件。
特别與我有關的是，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弗利爾藝術館未能就在華北繼續進行考古發掘問題達成協議。
當這停止合作的不幸事件發生時，很明顯我的工作很難維持。
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給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後，我辭去了弗利爾藝術館的工作。
從1925至1930年，按前面講的協議我連續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過中國研究機構和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達成的協議，促進考古科學的發展和增強中美在學術研究中的友誼。
這失敗當然使我非常沮喪。
一些欣賞我的田野工作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積極請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給予經費資助安陽發掘，這不久就實現了。
1930年初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聘任我為中國考古學研究教授，這是一個特意捐贈給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講座。
另外，三年裡每年撥1萬銀元作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費用。
于是，1931年春開始第四次安陽發掘。
考古組從1929年冬停止在小屯發掘到這時已一年多了。
第四次田野發掘隊是在新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包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
帶着一些新觀點和對遺址性質更多的了解，我又走向田野。
在隊員中我有許多經過較好訓練的新助手。
第四次發掘一開始，我們就在1929年測量的遺址上分五個區，每區由一位受過訓練有經驗的考古工作者指導進行發掘，每人有幾名年輕的助手和受過訓練的發掘工人協助。
大多數隊員在參加城子崖發掘中都收益很大，那裡出土的遺物包括重要的蔔骨标本，這些蔔骨是用肩胛骨做的但沒刻字。
城子崖遺址周圍有一圈已坍塌的牆，此牆是用夯土建的。
仔細審查夯土使人們回憶起前三次在小屯發掘中出現的地層與此驚人地相似；當時董作賓和張蔚然解釋這為洪水沉澱層。
所以，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重新解釋過去我們在安陽遇到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觀念，這對安陽田野工作的發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我個人而言，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聘任和城子崖龍山文化的發現使我受到極大的鼓勵，因我在發掘中負主要責任。
在山東田野工作中獲得的新經驗使我開始設想，用肩胛骨占蔔不僅存在于華北的史前時期，其範圍更為廣泛。
在古代傳說中關于商朝早期曆史的記載，确實提到商朝建立後曾五次遷都，這些都城的具體位置是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我認為新發現的龍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
至少用肩胛骨占蔔明顯地說明了商文明與早于它的華北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
有了這些新的認識，又有了加強的隊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組織擴大的安陽第四次田野發掘。
我與考古組的成員及所長認真商議後，決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發掘小屯遺址。
我确信已找到了關鍵所在，通過繪制夯土地區圖的方法，可以追尋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築基礎。
田野工作人員有老隊員（前三次發掘參加者）&mdash&mdash董作賓、郭寶鈞、王湘和李濟，還
因我親自指揮“大連坑”的發掘，所以我能以親身感受來叙述這一重要的堆積依次揭露的各階段的情況。
“大連坑”位于洹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約50公尺處，它揭露的是橫溝H13及其向北的擴展部分。
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處的堆積未被擾過。
以下列田野記錄（從表層依次向下）為例闡述田野登記的方法： （1）表層，0&mdash0.4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網硾。
（2）第二層，0.4&mdash0.87公尺，土黃黑色，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層，0.87&mdash1.4公尺，土呈褐色，無任何遺物。
（4）第四層，1.4&mdash1.85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質堅硬較難挖，有煉渣和貝一個。
（5）第五層，1.85&mdash2.1公尺，土色逐漸變黑，質堅硬；發現幾塊陶片、煉渣和一塊雕刻花紋的砂石。
（6）第六層，2.1&mdash2.4公尺，土黑而硬，在東北角有夾有黃沙的淤土、許多紅燒土塊，并有煉渣。
（7）第七層，2.4&mdash2.65公尺，土色、質同上；但在東北角深2.65公尺以下處，土色變淺灰，質稍松軟；開始發現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還有人頭蓋骨碎片。
（8）第八層，2.65&mdash2.8公尺，灰黃色土，東北角的土呈深黃色；陶片種類有：紅、黑色繩紋陶，黑、紅色方格紋及其他類的陶片。
許多陶片上刻有紋飾。
其他遺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礫石、鹿角、人骨碎片、陶範、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層，2.8&mdash2.95公尺，土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還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紋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極多。
（10）第十層，2.95&mdash3.2公尺，土呈灰黃色，但在接近該層底部3.1公尺處出現黃土，黃土南邊發現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紅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紋和繩紋等；另外還有人頭蓋骨、陶範、礫石、骨錐、石制工具、有字或無字的蔔骨及綠松石等。
（11）第十一層，3.2&mdash3.3公尺，黑土與黃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
3.3公尺深處以下，除東南角（《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第232頁作西南角。
&mdash&mdash譯者）有半圓形黑土遺迹外，其餘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層以下，即距現在地面3.3公尺以下，有一個層面被一層位于清晰的黃沙土上的黑土覆蓋着，看來未被動過，這是很有意義的觀察結果。
這顯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貯藏穴的地面。
更加振奮人心的是在3.3公尺處下，還有一個地下堆積，即一個深陷的圓穴，從“大連坑”底部向下深陷3公尺多。
在這直徑近2公尺的圓穴底部，發現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後來董作賓在一篇專論中闡明了它的重要性。
(11) 這個圓穴和另一靠近它西邊的長方形窖，是“大連坑”下的一對地下窖穴，我們在此發現了這次發掘中最豐富的埋藏珍品。
這些發現物中的多數過去無人知曉。
“大連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兩個窖穴中的堆積共同确鑿地證明下列出土的遺物和有字甲骨顯然是同一時代的：（1）無字骨和幾乎完整的刻字龜版；（2）各類動物骨頭；（3）多種類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紅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約10餘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銅工具共存；（8）鑄青銅器的範；（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況一弄清，這些單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時出現的重要性立即被廣泛認識到。
這對我們繼續在安陽發掘是有益的。
在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銅範不僅使國際上廣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讨論。
特别是彩陶片的發現更是獨一無二的，爾後的發掘從未見到與此相同的，這陶片使中國的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展開了熱烈的讨論。
簡言之，争論的焦點是在小屯堆積中揭露的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與青銅時代的殷商文化之間的關系。
讨論持續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國早期文化起源這個基本問題。
(12) 1930年，當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東省時，安陽發掘停止了一年。
在靠近山東省城濟南的一個地方，吳金鼎發現了一個新的新石器文化&mdash&mdash黑陶龍山文化。
吳是我指導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畢業生。
考古組的田野工作人員到濟南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一個季度的發掘。
華北首次發現的黑陶文化，不僅打動了那些對古代中國有濃厚興趣的學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學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視安陽出土物及發掘情況的人。
同時，1930年也發生了另一些影響田野工作的組織和小屯遺址發掘計劃進程的事件。
特别與我有關的是，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弗利爾藝術館未能就在華北繼續進行考古發掘問題達成協議。
當這停止合作的不幸事件發生時，很明顯我的工作很難維持。
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給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後，我辭去了弗利爾藝術館的工作。
從1925至1930年，按前面講的協議我連續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過中國研究機構和華盛頓弗利爾藝術館達成的協議，促進考古科學的發展和增強中美在學術研究中的友誼。
這失敗當然使我非常沮喪。
一些欣賞我的田野工作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積極請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給予經費資助安陽發掘，這不久就實現了。
1930年初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聘任我為中國考古學研究教授，這是一個特意捐贈給曆史語言研究所的講座。
另外，三年裡每年撥1萬銀元作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費用。
于是，1931年春開始第四次安陽發掘。
考古組從1929年冬停止在小屯發掘到這時已一年多了。
第四次田野發掘隊是在新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包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
帶着一些新觀點和對遺址性質更多的了解，我又走向田野。
在隊員中我有許多經過較好訓練的新助手。
第四次發掘一開始，我們就在1929年測量的遺址上分五個區，每區由一位受過訓練有經驗的考古工作者指導進行發掘，每人有幾名年輕的助手和受過訓練的發掘工人協助。
大多數隊員在參加城子崖發掘中都收益很大，那裡出土的遺物包括重要的蔔骨标本，這些蔔骨是用肩胛骨做的但沒刻字。
城子崖遺址周圍有一圈已坍塌的牆，此牆是用夯土建的。
仔細審查夯土使人們回憶起前三次在小屯發掘中出現的地層與此驚人地相似；當時董作賓和張蔚然解釋這為洪水沉澱層。
所以，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重新解釋過去我們在安陽遇到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觀念，這對安陽田野工作的發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就我個人而言，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聘任和城子崖龍山文化的發現使我受到極大的鼓勵，因我在發掘中負主要責任。
在山東田野工作中獲得的新經驗使我開始設想，用肩胛骨占蔔不僅存在于華北的史前時期，其範圍更為廣泛。
在古代傳說中關于商朝早期曆史的記載，确實提到商朝建立後曾五次遷都，這些都城的具體位置是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我認為新發現的龍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
至少用肩胛骨占蔔明顯地說明了商文明與早于它的華北史前文化之間的關系。
有了這些新的認識，又有了加強的隊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組織擴大的安陽第四次田野發掘。
我與考古組的成員及所長認真商議後，決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發掘小屯遺址。
我确信已找到了關鍵所在，通過繪制夯土地區圖的方法，可以追尋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築基礎。
田野工作人員有老隊員（前三次發掘參加者）&mdash&mdash董作賓、郭寶鈞、王湘和李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