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發現及學術界的初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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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于1927年（應為1928年&mdash&mdash譯者）在安陽開始科學發掘之前的近三十年間，商朝的甲骨文已為中國的知識界和少數歐美學者所知曉。
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怎樣認識到對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革命作用、并為在華夏大地上發展考古科學事業鋪平了道路的這一新發現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學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當作墓地使用了(1)。
證據表明，當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時，他們常發現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
如果那時的一些學者像19世紀的古文字學家一樣有教養，發現了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國學者可能早在13個世紀前就認識甲骨文了。
這個假定根據的事實是現代發掘出來的隋墓；在覆蓋這些隋墓的土層中，不止一次發現有許多刻字甲骨的碎片。
我提及這一有趣的地層堆積，僅想表明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種次序前後相接的階段。
19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
1899年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思想準備的。
認識清朝的學術思想史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條件促使學者們得以達到了解和承認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階段。
清朝經學的兩個學派，與這個智力階段的成熟是有密切關系的。
我想首先談談考據學的潛心研究。
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但直到17世紀初才得以蓬勃發展。
顧炎武（1613&mdash1682）是這個學派的第一位大師。
追随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學者的學派，他們發揚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
梁啟超這位光緒變法運動領導人和近代中國文學改革的先驅者，把這種精神簡要地總結為：“&lsquo清代思潮&rsquo&hellip&hellip其動機及其内容，皆與歐洲之&lsquo文藝複興&rsquo絕相類。
”(2)除顧炎武外，梁還提到了這個運動的共同發起者閻若璩（1636&mdash1704）。
閻成功地證明，在一千多年裡被人們視為像西方的舊約《聖經》一樣神聖的《書經》，其中大部分是後來一些狂妄的經學家所僞造的。
閻若璩的證明有力地促使考據學（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為經學的主流。
以後戴震（1723&mdash1777）是這個學派的領導人。
追随他的是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如段玉裁（1735&mdash1815）王念孫（1744&mdash1832）、王引之（1766&mdash1834）、吳大澂（1835&mdash1902）。
新運動的趨勢主要是重新檢驗其他的經典。
這種學術進取精神逐步擴大到對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審查。
從乾隆到道光年間，這個運動發展到了高潮。
與此同時，伴随這一發展的還有古文字學（金石學）。
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
雖然它幾乎完全被後來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紀初期，在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中，這個學派又複生了。
金石學是學習校勘學的必修課，即不僅要求熟悉全部古代的經典原著，而且要具有古代中國文字史的淵博知識。
梁啟超在上述書中談到關于古文字學家的金文研究的意義時說：“其所考證，多一時師友互相賞析所得&hellip&hellip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
”以前梁啟超還說過中國的古文字和許慎的《說文》相始終。
《說文》像古代的經典一樣，所有受教育者都視其為對中國文字字義和起源的唯一權威性解釋。
金文的研究一出現，古文字學家即開始對《說文》的權威性産生了懷疑。
許多研究古代的學者發現金石學能給古代原著提供更正确的解釋。
據容庚說，1910年葉銘在其編輯的銘文研究目錄中列舉了492個标題(3)。
盡管學者們認為目錄中錯誤較多，但它表明了潛心于這個特殊知識領域的清朝學者的極大智慧。
至于說這些學者對古文字研究的發展作出了什麼貢獻，僅舉一例就足以說明。
大家都熟悉吳大澂的名字，因為他對古
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怎樣認識到對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革命作用、并為在華夏大地上發展考古科學事業鋪平了道路的這一新發現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學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當作墓地使用了(1)。
證據表明，當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時，他們常發現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
如果那時的一些學者像19世紀的古文字學家一樣有教養，發現了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國學者可能早在13個世紀前就認識甲骨文了。
這個假定根據的事實是現代發掘出來的隋墓；在覆蓋這些隋墓的土層中，不止一次發現有許多刻字甲骨的碎片。
我提及這一有趣的地層堆積，僅想表明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即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種次序前後相接的階段。
19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
1899年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思想準備的。
認識清朝的學術思想史是重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條件促使學者們得以達到了解和承認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階段。
清朝經學的兩個學派，與這個智力階段的成熟是有密切關系的。
我想首先談談考據學的潛心研究。
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但直到17世紀初才得以蓬勃發展。
顧炎武（1613&mdash1682）是這個學派的第一位大師。
追随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學者的學派，他們發揚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
梁啟超這位光緒變法運動領導人和近代中國文學改革的先驅者，把這種精神簡要地總結為：“&lsquo清代思潮&rsquo&hellip&hellip其動機及其内容，皆與歐洲之&lsquo文藝複興&rsquo絕相類。
”(2)除顧炎武外，梁還提到了這個運動的共同發起者閻若璩（1636&mdash1704）。
閻成功地證明，在一千多年裡被人們視為像西方的舊約《聖經》一樣神聖的《書經》，其中大部分是後來一些狂妄的經學家所僞造的。
閻若璩的證明有力地促使考據學（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為經學的主流。
以後戴震（1723&mdash1777）是這個學派的領導人。
追随他的是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如段玉裁（1735&mdash1815）王念孫（1744&mdash1832）、王引之（1766&mdash1834）、吳大澂（1835&mdash1902）。
新運動的趨勢主要是重新檢驗其他的經典。
這種學術進取精神逐步擴大到對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審查。
從乾隆到道光年間，這個運動發展到了高潮。
與此同時，伴随這一發展的還有古文字學（金石學）。
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時這種研究就開始了。
雖然它幾乎完全被後來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紀初期，在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中，這個學派又複生了。
金石學是學習校勘學的必修課，即不僅要求熟悉全部古代的經典原著，而且要具有古代中國文字史的淵博知識。
梁啟超在上述書中談到關于古文字學家的金文研究的意義時說：“其所考證，多一時師友互相賞析所得&hellip&hellip自金文學興而小學起一革命。
”以前梁啟超還說過中國的古文字和許慎的《說文》相始終。
《說文》像古代的經典一樣，所有受教育者都視其為對中國文字字義和起源的唯一權威性解釋。
金文的研究一出現，古文字學家即開始對《說文》的權威性産生了懷疑。
許多研究古代的學者發現金石學能給古代原著提供更正确的解釋。
據容庚說，1910年葉銘在其編輯的銘文研究目錄中列舉了492個标題(3)。
盡管學者們認為目錄中錯誤較多，但它表明了潛心于這個特殊知識領域的清朝學者的極大智慧。
至于說這些學者對古文字研究的發展作出了什麼貢獻，僅舉一例就足以說明。
大家都熟悉吳大澂的名字，因為他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