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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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發掘從一開始，其目的就是發現古代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而不是尋找藝術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陽的發現史也就是從發現刻有中國古文字的“龍骨”開始的。所以李濟先生叙述了此發現的獲得情況的種種方面，并介紹了參與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認識到所說的“龍骨”就是占蔔者于其上刻寫有求于神的蔔辭的龜殼或牛肩胛骨，這些珍品就以甲骨聞名了，于是掀起了積極尋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将其文字譯成現代文的熱潮。
多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學問集中于對古典著作的精細考證，因此，許多學者渴望了解甲骨蔔辭的内容。對這些字的正确解釋需要把發現的甲骨與稱職的學者所作的古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全部記錄結合起來。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中國學者的本行是讀書，而視從事體力勞動于學習無益，因此，使安陽考察成為可能的社會需要和體力需要，必然要求學術界和社會來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國已為此作好了準備，若無這種社會和智力變革的新形勢，安陽發掘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安陽考察計劃産生于社會革命，而最終又以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為轉移。
自始至終負責安陽發掘的李濟先生為完成這項光榮任務已作好了準備。李先生在中國接受古典式教育後，又到哈佛大學深造并獲人類學博士。當時，外國考古學者在中國很活躍，但他們主要集中精力尋找遠古人類和研究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中國文化。李先生回國後，結識了那些正忙于探尋古代中國曆史奧秘的外國傑出學者。李先生從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時代的資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動，即使用中國傳統的方法探尋、考釋中國早期的文字記錄。
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一開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獻和仔細的田野考古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所選擇李濟指導安陽發掘是明智的，因他受過兩種訓練，足以把研究仍處于傳說中的中國早期青銅時代和把此時代置于中國信史的适當地位這兩者恰當地結合起來。李先生現在是對安陽發掘的起因及安陽考古發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後對一些考古學者從安陽殷墟發現的大量資料中所獲知識進行總結的最合适的人。
前兩章中，李先生一開場就介紹了現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認識中藥中的“龍骨”其實就是記叙早期青銅時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領域的文獻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細節。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說明了20世紀初期中國考古學的情景，并叙述了幾個傑出的外國人的貢獻。接着就是安陽發掘計劃的制訂，财政上的困難，他與弗利爾藝術館的最初合作以及該館與研究所的最後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開始叙述安陽的曆次發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對安陽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做了回顧，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幾章介紹了日軍進犯南京前史語所逃難的情況。他們曆經漫長艱難的跋涉，攜帶着發掘的珍貴資料以及能搬運的圖書技術器械遷到中國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戰争形勢的發展又得搬遷。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難并未挫傷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積極性。研究所臨時住址一經安頓，他們立即恢複對資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給世界許多地方帶來了和平，但未給中國以和平。曾促使安陽發掘成為可能的那個智力和體力的革命在繼續升級。研究所很快被迫遷往台灣，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員，恢複了工作。
最後幾章概述了安陽的種種發現及對這一裡程碑式的成果進行研究而産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國一切考古活動一樣，安陽發掘從一開始就是與政治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連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許因政治考慮而永遠停止這個項目，或是用政治見解來渲染他作為一個學者的種種發現，這是值得大大稱贊的。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的發掘，安陽是個典範，對那些繼續從事中國考古的人也是個鼓舞。
米勒德·B．羅傑斯
華盛頓大學文學院
多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學問集中于對古典著作的精細考證，因此，許多學者渴望了解甲骨蔔辭的内容。對這些字的正确解釋需要把發現的甲骨與稱職的學者所作的古代遺址考古發掘的全部記錄結合起來。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中國學者的本行是讀書，而視從事體力勞動于學習無益，因此，使安陽考察成為可能的社會需要和體力需要，必然要求學術界和社會來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國已為此作好了準備，若無這種社會和智力變革的新形勢，安陽發掘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安陽考察計劃産生于社會革命，而最終又以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為轉移。
自始至終負責安陽發掘的李濟先生為完成這項光榮任務已作好了準備。李先生在中國接受古典式教育後，又到哈佛大學深造并獲人類學博士。當時，外國考古學者在中國很活躍，但他們主要集中精力尋找遠古人類和研究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中國文化。李先生回國後，結識了那些正忙于探尋古代中國曆史奧秘的外國傑出學者。李先生從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讨新石器時代的資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動，即使用中國傳統的方法探尋、考釋中國早期的文字記錄。
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一開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獻和仔細的田野考古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所選擇李濟指導安陽發掘是明智的，因他受過兩種訓練，足以把研究仍處于傳說中的中國早期青銅時代和把此時代置于中國信史的适當地位這兩者恰當地結合起來。李先生現在是對安陽發掘的起因及安陽考古發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後對一些考古學者從安陽殷墟發現的大量資料中所獲知識進行總結的最合适的人。
前兩章中，李先生一開場就介紹了現代考古舞台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叙述了最早認識中藥中的“龍骨”其實就是記叙早期青銅時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領域的文獻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細節。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說明了20世紀初期中國考古學的情景，并叙述了幾個傑出的外國人的貢獻。接着就是安陽發掘計劃的制訂，财政上的困難，他與弗利爾藝術館的最初合作以及該館與研究所的最後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開始叙述安陽的曆次發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對安陽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做了回顧，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着的幾章介紹了日軍進犯南京前史語所逃難的情況。他們曆經漫長艱難的跋涉，攜帶着發掘的珍貴資料以及能搬運的圖書技術器械遷到中國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随戰争形勢的發展又得搬遷。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難并未挫傷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積極性。研究所臨時住址一經安頓，他們立即恢複對資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給世界許多地方帶來了和平，但未給中國以和平。曾促使安陽發掘成為可能的那個智力和體力的革命在繼續升級。研究所很快被迫遷往台灣，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員，恢複了工作。
最後幾章概述了安陽的種種發現及對這一裡程碑式的成果進行研究而産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國一切考古活動一樣，安陽發掘從一開始就是與政治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連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許因政治考慮而永遠停止這個項目，或是用政治見解來渲染他作為一個學者的種種發現，這是值得大大稱贊的。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的發掘，安陽是個典範，對那些繼續從事中國考古的人也是個鼓舞。
米勒德·B．羅傑斯
華盛頓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