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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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日益增長的商人勢力則采取壓抑政策。
如秦始皇琅玡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本除末，黔首是富。
”漢初的土地稅是十五分之一，後又改為三十分之一，這都是優待大地主階級的政策。
所以随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舊勢力的日趨消滅，新勢力内部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也就日益表面化了。
到漢武帝時候，正是漢初經濟經過長期休養和恢複後發展到高峰的時候，也就是舊勢力完全消滅之時，因此也是這種矛盾表面化之時。
漢武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實行了一種均衡二者勢力的政策。
取消對商人的壓抑政策，使商人參加到政權中來，為國家經營商業，這樣政權内部有了代表商人利益的人，商人的活動也可以和地主階級一樣用政權力量來支持了。
從而皇帝就可以高踞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之上，利用兩者彼此牽制，造成皇權的最高地位。
在漢武帝這種新政策下，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起來，由于放任商業的發展及國家使用大商人代之經營商業，國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因此有力量來解決百年以來的邊疆問題，擴大了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國之版圖，使漢族成為百年來和周圍外族鬥争中的勝利者。
這種政策此後百年中也為西漢王朝的曆代皇權勢力所仿效，但在這方面能如漢武帝那樣成功的卻不多見。
地主和商人的矛盾始終存在着，就在漢武帝死後不久，漢昭帝時，因商人勢力的日盛，地主階級曾展開過一次反攻，企圖仍像漢初那樣把商人壓在地主之下，因而有過一次辯論，其記錄清楚地留到現在，即《鹽鐵論》。
雖然這次辯論未對當時國家政策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并未獲得解決。
至于它的發展方向，皇權則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說漢武帝是處理這個矛盾的成功例子，那麼王莽便是處理這個矛盾的失敗例子。
王莽的主觀企圖與武帝相同，也想用皇權來影響兩者，但王莽所用的辦法卻正與武帝相反，武帝是采取放任二者而從中操縱利用之，而王莽則是用皇權生硬地同時對二者進行幹涉。
他想限制地主和商人都隻在一定範圍内活動，故他限制土地占有的數量，限制高利貸。
以阻止經濟的發展來鞏固皇權的空想企圖終于引起了這兩個階層和農民群衆的同時反對。
農民首先起義推翻了王莽的政權，而在農民起義發展過程中，地主集團也乘機出來組織武裝反對王莽政權，并最後奪取了農民的勝利果實，而建立起了完全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東漢政權。
故東漢政權建立後，“門閥”開始萌芽，所謂“門閥”就是一個為國家政權和社會所承認的具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的大地主集團。
東漢時代，商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在西漢時代所具有的顯赫勢力。
就這一點來說，此時地主階級已在長期與商人的鬥争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東漢政權完全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權，因此對農民的剝削很重，而且具有種種特權的門閥大地主，比起國家政權和一般地主來對農民的直接壓榨又要厲害得多，故在東漢時代敵對階級的矛盾特别尖銳，階級鬥争自東漢初年起就很激烈，從公元八〇年以後不斷爆發着農民起義。
公元一八四年更爆發了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各地門閥大地主乃組織地方武裝來鎮壓農民起義。
他們在鎮壓了農民起義之後，就公然在各地進行割據，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
雖然不久後，又有統一政權形式出現，但它并無力控制門閥。
魏晉時代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形勢。
由于地主集團對農民取得了直接統治的權力，對農民就剝削和壓榨得更多了，因此地主階級的生活乃日趨窮奢極侈。
門閥政治與地主階級對農民之極度剝削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引起了所謂的“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就其開始的時期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反抗封建剝削的階級鬥争，而不是因外族入侵所引起的種族鬥争。
因為最先發動的是匈奴人。
這些匈奴人在中國邊疆本已定居了二百年左右，多集中在并州一帶（今内蒙古南部和西北部、西部），此時隻是由于受到漢族地主過度的剝削才發動了起義。
但當匈奴人發動起來之後，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因門閥存在的原故，非常軟弱無力，匈奴人很快就進到了中國的腹地，這時國内和國外的北方諸遊牧民族也乘機侵入了内地的農業地區，乃形成了遊牧民族對農業人口漢族的侵掠，到了此時鬥争才具有了種族鬥争的性質。
而西晉政權在面臨這樣一個情況時，更加無力抵禦。
公元三一六年，西晉政權為“胡人”所颠覆。
“五胡”打敗漢族後，彼此間又進行了一個時期的鬥争，最後鮮卑人取得了勝利，統一了黃河流域。
之後這些胡人就都在黃河流域定居下來。
開始了南北朝時代。
南北朝時代的南朝仍是門閥當權，由地主集團決定政府官吏人選的九品中正制（自曹丕開始推行）依然存在，皇帝不過是傀儡。
北朝方面，經過了拓跋宏的“漢化”之後，胡族完全接受了中國的整套制度和文化，胡族的統治者也就轉變為和漢族大地主一樣的胡族門閥大地主。
但北朝的中央集權卻始終比較強大，對胡族和漢族的門閥大地主還能夠控制，所以國家力量比較集中，最後終能戰勝南朝政權，統一了中國。
五、上古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上古世界史的一個基本情況，就是各地的分别發展。
當時生産力低下，交通工具簡單，世界曆史發展尚無打成一片的可能，直到中古時代基本上仍然如此。
到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世界曆史才有走向一元化的趨勢。
但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仍是不斷發生：例如到上古晚期中國的絲綢已輸往西亞及歐洲，印度的佛教及一部分自然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張骞輸入了多種西方植物。
另外，間接的商品交換，在亞歐大陸的大部相當普遍地存在。
這一段曆史中，中國有它特殊的地位，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國的發展程度特高。
早在殷周時代，中國内部各區的發展已顯特殊。
例如齊國，殷代已有，前後大概維持了一千年以上；楚國是否殷代已有，尚難确定，但由周初到戰國，最少也維持了八百年。
這都是逐漸擴大而始終有一個政治中心的列國，都是内部有統一的經濟生活的大單位，經濟政治的發展千年上下一線相傳，始終不斷，乃是經濟不斷上揚，政治比較穩定的征兆。
齊國或楚國一國，最後都大過上古時代中國地區以外的任何較為持久的國家，例如埃及或巴比倫。
上古時代中國内部的列國，其中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已超過世界任何一個整個地區。
再進一步，整個的中國在上古時代已成為世界上唯一基本上統一且永久統一的大國，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國後，中國即基本上永久統一。
這在經濟上必有它的強固條件，農業技術及農業生産必占特高的地位，否則如此宏大的“長治久安”是不可想象的。
具體的數字，當然不可能舉出，但長期的統一必有經濟條件為基礎。
反之，在廣土衆民的基礎上長期不斷的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必使生産力及生産技術可不中斷，可不臨時倒流（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多有中斷及倒流的現象），這反過來又推進政治的穩定及統一。
經濟政治如此互為因果，發展不斷向上。
這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
其次，除生産力的特殊發展外，中國又很早就有了全國性的交通網。
先秦列國，至遲到戰國時代必已有内部的交通幹線；秦統一後，修建了普遍天下的馳道。
這種官道系統，後代所謂“驿站”，曆朝始終維持。
這是經濟統一體及政治統一體的神經系統，反轉來又增進經濟的流通及政治的統一。
中國可說是近代資本主義出現前，世界上範圍最大及時間最久的統一市場。
因中國基本上是農業國，交換當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那樣重要，但自秦統一後的兩千年中，全國性的交換始終存在，較大的商業資本活動始終活躍。
如此重大的基本情況，當然要反映到政治上和文化上。
政治的反映，就是永久性的統一，不似印度、兩河流域、波斯、西亞各國、羅馬的統一之倏起倏滅。
隻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才能保證如此長久的政治統一。
在語文上，在漢語的範圍内，也是長期的基本統一。
淵源于甲骨文字體系的文字（根源可能更早），秦以下更是完全統一。
語言也基本統一。
某些地方的漢語因地理或曆史的關系而有方言的分化，但這是面積較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同有的現象：其大凡抵中國一省的，無不有方言的分化，甚至其小隻抵中國數縣的國家，也間或出現方言。
實際在全國範圍内漢語在語法、結構及絕大部分語彙方面，完全一緻。
較大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也不過如此。
在思想意識及生活習慣上，秦以下的中國也是基本上統一的。
統治階級的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不分地域，不分階層，大家都宗仰經漢儒解釋過的孔子。
但人民另外又有對立的階級思想，就是大衆化的道家思想，其中後來又間或夾入佛教及摩尼教一部分有革命意義的思想意識。
除了比較根本的思想意識外，在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上，全國各地可說是呈顯一種在基本一緻基礎上多樣化的豐富場面。
這樣的一個中國，在古代的世界，唯一可與它比拟的就是埃及。
在經濟、民族、文化、政治的早期統一上，埃及絕似中國。
但埃及面積極小，實際面積（沙漠除外）尚不抵中國先秦時代一個中等國家。
埃及的自然條件單純，開發條件特殊，很早就可以說使它不得不統一。
這與中國在廣闊的複雜的自然條件下統一之代表高度的複雜的生産力發展及政治發展，除形式上相同外，實質上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并且到最後埃及仍不免滅亡：民族滅亡、語言滅亡。
上古晚期被希臘征服後，埃及就開始希臘化，最後到中古初期而完全阿拉伯化。
中國的特殊發展，産生了中國的曆史特征，就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突出表現。
在封建範疇内，中國發展最高，經濟最富裕，政治最統一。
在這種較高的基礎上，人民也有較高的組織力和鬥争性。
所以農民起義，中國在世界上占第一位：次數多、規模大，在封建範疇内推動生産、發展文化的影響也大。
其次，關于民族性。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全部世界曆史中，愛國主義在中國發展最高。
曆代遊牧部族乘中國内部階級矛盾尖銳時入侵中國，中國各階層均起而反抗。
統治階級往往不久就為本階級的利益而與侵略者妥協，但人民卻繼續鬥争，可以堅持數百年而不斷。
最後的結果，入侵的部族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同化。
中國為唯一在封建社會階段即已發展為民族的特例。
封建社會隻有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方能産生民族。
世界各地在封建範疇内均發展較低，所以沒有民族出現，它們成為民族一般為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過程中的事。
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滞”，實際并非停滞，而是在封建範圍内長期發展及高度發展。
如秦始皇琅玡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本除末，黔首是富。
”漢初的土地稅是十五分之一，後又改為三十分之一，這都是優待大地主階級的政策。
所以随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舊勢力的日趨消滅，新勢力内部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也就日益表面化了。
到漢武帝時候，正是漢初經濟經過長期休養和恢複後發展到高峰的時候，也就是舊勢力完全消滅之時，因此也是這種矛盾表面化之時。
漢武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實行了一種均衡二者勢力的政策。
取消對商人的壓抑政策，使商人參加到政權中來，為國家經營商業，這樣政權内部有了代表商人利益的人，商人的活動也可以和地主階級一樣用政權力量來支持了。
從而皇帝就可以高踞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之上，利用兩者彼此牽制，造成皇權的最高地位。
在漢武帝這種新政策下，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起來，由于放任商業的發展及國家使用大商人代之經營商業，國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因此有力量來解決百年以來的邊疆問題，擴大了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國之版圖，使漢族成為百年來和周圍外族鬥争中的勝利者。
這種政策此後百年中也為西漢王朝的曆代皇權勢力所仿效，但在這方面能如漢武帝那樣成功的卻不多見。
地主和商人的矛盾始終存在着，就在漢武帝死後不久，漢昭帝時，因商人勢力的日盛，地主階級曾展開過一次反攻，企圖仍像漢初那樣把商人壓在地主之下，因而有過一次辯論，其記錄清楚地留到現在，即《鹽鐵論》。
雖然這次辯論未對當時國家政策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并未獲得解決。
至于它的發展方向，皇權則能起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說漢武帝是處理這個矛盾的成功例子，那麼王莽便是處理這個矛盾的失敗例子。
王莽的主觀企圖與武帝相同，也想用皇權來影響兩者，但王莽所用的辦法卻正與武帝相反，武帝是采取放任二者而從中操縱利用之，而王莽則是用皇權生硬地同時對二者進行幹涉。
他想限制地主和商人都隻在一定範圍内活動，故他限制土地占有的數量，限制高利貸。
以阻止經濟的發展來鞏固皇權的空想企圖終于引起了這兩個階層和農民群衆的同時反對。
農民首先起義推翻了王莽的政權，而在農民起義發展過程中，地主集團也乘機出來組織武裝反對王莽政權，并最後奪取了農民的勝利果實，而建立起了完全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東漢政權。
故東漢政權建立後，“門閥”開始萌芽，所謂“門閥”就是一個為國家政權和社會所承認的具有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的大地主集團。
東漢時代，商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在西漢時代所具有的顯赫勢力。
就這一點來說，此時地主階級已在長期與商人的鬥争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東漢政權完全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權，因此對農民的剝削很重，而且具有種種特權的門閥大地主，比起國家政權和一般地主來對農民的直接壓榨又要厲害得多，故在東漢時代敵對階級的矛盾特别尖銳，階級鬥争自東漢初年起就很激烈，從公元八〇年以後不斷爆發着農民起義。
公元一八四年更爆發了全國性的黃巾大起義，各地門閥大地主乃組織地方武裝來鎮壓農民起義。
他們在鎮壓了農民起義之後，就公然在各地進行割據，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
雖然不久後，又有統一政權形式出現，但它并無力控制門閥。
魏晉時代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形勢。
由于地主集團對農民取得了直接統治的權力，對農民就剝削和壓榨得更多了，因此地主階級的生活乃日趨窮奢極侈。
門閥政治與地主階級對農民之極度剝削所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引起了所謂的“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就其開始的時期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反抗封建剝削的階級鬥争，而不是因外族入侵所引起的種族鬥争。
因為最先發動的是匈奴人。
這些匈奴人在中國邊疆本已定居了二百年左右，多集中在并州一帶（今内蒙古南部和西北部、西部），此時隻是由于受到漢族地主過度的剝削才發動了起義。
但當匈奴人發動起來之後，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因門閥存在的原故，非常軟弱無力，匈奴人很快就進到了中國的腹地，這時國内和國外的北方諸遊牧民族也乘機侵入了内地的農業地區，乃形成了遊牧民族對農業人口漢族的侵掠，到了此時鬥争才具有了種族鬥争的性質。
而西晉政權在面臨這樣一個情況時，更加無力抵禦。
公元三一六年，西晉政權為“胡人”所颠覆。
“五胡”打敗漢族後，彼此間又進行了一個時期的鬥争，最後鮮卑人取得了勝利，統一了黃河流域。
之後這些胡人就都在黃河流域定居下來。
開始了南北朝時代。
南北朝時代的南朝仍是門閥當權，由地主集團決定政府官吏人選的九品中正制（自曹丕開始推行）依然存在，皇帝不過是傀儡。
北朝方面，經過了拓跋宏的“漢化”之後，胡族完全接受了中國的整套制度和文化，胡族的統治者也就轉變為和漢族大地主一樣的胡族門閥大地主。
但北朝的中央集權卻始終比較強大，對胡族和漢族的門閥大地主還能夠控制，所以國家力量比較集中，最後終能戰勝南朝政權，統一了中國。
五、上古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上古世界史的一個基本情況，就是各地的分别發展。
當時生産力低下，交通工具簡單，世界曆史發展尚無打成一片的可能，直到中古時代基本上仍然如此。
到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世界曆史才有走向一元化的趨勢。
但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仍是不斷發生：例如到上古晚期中國的絲綢已輸往西亞及歐洲，印度的佛教及一部分自然科學知識傳入中國，張骞輸入了多種西方植物。
另外，間接的商品交換，在亞歐大陸的大部相當普遍地存在。
這一段曆史中，中國有它特殊的地位，在某些重要方面中國的發展程度特高。
早在殷周時代，中國内部各區的發展已顯特殊。
例如齊國，殷代已有，前後大概維持了一千年以上；楚國是否殷代已有，尚難确定，但由周初到戰國，最少也維持了八百年。
這都是逐漸擴大而始終有一個政治中心的列國，都是内部有統一的經濟生活的大單位，經濟政治的發展千年上下一線相傳，始終不斷，乃是經濟不斷上揚，政治比較穩定的征兆。
齊國或楚國一國，最後都大過上古時代中國地區以外的任何較為持久的國家，例如埃及或巴比倫。
上古時代中國内部的列國，其中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已超過世界任何一個整個地區。
再進一步，整個的中國在上古時代已成為世界上唯一基本上統一且永久統一的大國，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并六國後，中國即基本上永久統一。
這在經濟上必有它的強固條件，農業技術及農業生産必占特高的地位，否則如此宏大的“長治久安”是不可想象的。
具體的數字，當然不可能舉出，但長期的統一必有經濟條件為基礎。
反之，在廣土衆民的基礎上長期不斷的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必使生産力及生産技術可不中斷，可不臨時倒流（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多有中斷及倒流的現象），這反過來又推進政治的穩定及統一。
經濟政治如此互為因果，發展不斷向上。
這是中國所特有的現象。
其次，除生産力的特殊發展外，中國又很早就有了全國性的交通網。
先秦列國，至遲到戰國時代必已有内部的交通幹線；秦統一後，修建了普遍天下的馳道。
這種官道系統，後代所謂“驿站”，曆朝始終維持。
這是經濟統一體及政治統一體的神經系統，反轉來又增進經濟的流通及政治的統一。
中國可說是近代資本主義出現前，世界上範圍最大及時間最久的統一市場。
因中國基本上是農業國，交換當然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那樣重要，但自秦統一後的兩千年中，全國性的交換始終存在，較大的商業資本活動始終活躍。
如此重大的基本情況，當然要反映到政治上和文化上。
政治的反映，就是永久性的統一，不似印度、兩河流域、波斯、西亞各國、羅馬的統一之倏起倏滅。
隻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才能保證如此長久的政治統一。
在語文上，在漢語的範圍内，也是長期的基本統一。
淵源于甲骨文字體系的文字（根源可能更早），秦以下更是完全統一。
語言也基本統一。
某些地方的漢語因地理或曆史的關系而有方言的分化，但這是面積較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同有的現象：其大凡抵中國一省的，無不有方言的分化，甚至其小隻抵中國數縣的國家，也間或出現方言。
實際在全國範圍内漢語在語法、結構及絕大部分語彙方面，完全一緻。
較大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也不過如此。
在思想意識及生活習慣上，秦以下的中國也是基本上統一的。
統治階級的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不分地域，不分階層，大家都宗仰經漢儒解釋過的孔子。
但人民另外又有對立的階級思想，就是大衆化的道家思想，其中後來又間或夾入佛教及摩尼教一部分有革命意義的思想意識。
除了比較根本的思想意識外，在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上，全國各地可說是呈顯一種在基本一緻基礎上多樣化的豐富場面。
這樣的一個中國，在古代的世界，唯一可與它比拟的就是埃及。
在經濟、民族、文化、政治的早期統一上，埃及絕似中國。
但埃及面積極小，實際面積（沙漠除外）尚不抵中國先秦時代一個中等國家。
埃及的自然條件單純，開發條件特殊，很早就可以說使它不得不統一。
這與中國在廣闊的複雜的自然條件下統一之代表高度的複雜的生産力發展及政治發展，除形式上相同外，實質上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并且到最後埃及仍不免滅亡：民族滅亡、語言滅亡。
上古晚期被希臘征服後，埃及就開始希臘化，最後到中古初期而完全阿拉伯化。
中國的特殊發展，産生了中國的曆史特征，就是人民性和民族性的突出表現。
在封建範疇内，中國發展最高，經濟最富裕，政治最統一。
在這種較高的基礎上，人民也有較高的組織力和鬥争性。
所以農民起義，中國在世界上占第一位：次數多、規模大，在封建範疇内推動生産、發展文化的影響也大。
其次，關于民族性。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全部世界曆史中，愛國主義在中國發展最高。
曆代遊牧部族乘中國内部階級矛盾尖銳時入侵中國，中國各階層均起而反抗。
統治階級往往不久就為本階級的利益而與侵略者妥協，但人民卻繼續鬥争，可以堅持數百年而不斷。
最後的結果，入侵的部族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同化。
中國為唯一在封建社會階段即已發展為民族的特例。
封建社會隻有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方能産生民族。
世界各地在封建範疇内均發展較低，所以沒有民族出現，它們成為民族一般為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過程中的事。
所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滞”，實際并非停滞，而是在封建範圍内長期發展及高度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