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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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加了，交換的範圍擴大了，商業就發展起來，這時社會上乃興起了一個在庶人階級中有自己獨特要求的商人階層。
他們具有一般平民所沒有的龐大财富，并且因其經濟上的勢力而其社會地位也逐漸重要起來。
尤其是在當時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利用其财富購買土地，這樣他們又具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身份。
所以在此時這些商人和地主階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緻的。
這些新興地主和商人代表着春秋時代開始出現并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與舊的貴族領主經濟對立起來。
新興地主、商人和舊貴族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對抗也反映到社會意識形态上，開始出現了系統的新的哲學體系。
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大哲學體系，代表新意識的是鄧析（卒于公元前五〇一年），他是當時商業最發達的鄭國人，從新興階層的利益出發，他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提出許多批評。
代表舊意識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mdash公元前四七九年）。
他的思想在當時基本上從舊的貴族利益出發，要求維持舊法&mdash&mdash禮，也就是舊的社會制度，但他又主張舊制度必須合理化，認為在按舊制度辦事情的情況下，必須作得合情合理才不會遭到一般人的反對。
孔丘思想是在維持舊制度的前提下要求進行适當改良的思想。
春秋時代所産生的社會矛盾到戰國時代已劇烈化，已面臨必須最後解決的時機，而戰國期間也果然逐漸地最後把它解決了。
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三&mdash公元前二二一年）總的趨勢是新興地主、商人在社會上逐漸得勢并取得勝利的時期。
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叫作“素封”，意即無封建的爵級，而其勢力與财富卻有如王侯者。
這些“素封”在各國内部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并開始用實際行動來貫徹它。
他們的政治要求總起來說有兩方面。
其一是要求社會政治上的改革&mdash變法。
主要是廢除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要求全部的土地都能自由買賣，以根除領主經濟，廢除貴族的特殊社會身份和政治特權，要求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以打倒領主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從而奪取國家政權，使得國家的全部機構和社會制度完全按照他們的要求來進行改造。
其二是要求國家的統一和集權，集權對地主階級來說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地主階級雖然占有土地，但是他不像領主那樣在占有土地的同時又具有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的政治權力，因此地主階級要求能有一個代表全體地主階級來對農民進行壓迫的集中政治機構，這就是郡縣制度在戰國時代出現的原因。
統一對商人說來有特殊的意義，商人要求國家對商業活動能給予便利，要求改變不利于商業活動的國内封建割據局面，統一度量衡等，而這些措施必須在統一的政權之下才能實行。
可是新興地主、商人依靠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并不能從根本上打倒舊的領主階級。
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國内最大領主&mdash國君與國内其他領主之間的矛盾，支持國君來消滅國内封建割據的領主勢力，使國君成為一個真正專制的集權的王。
使得新制度首先能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内取得全部勝利，從而向外發展，争取全天下的最後統一。
戰國時代變法之議在各國都發生了，郡縣制在各國都逐漸推行，王權愈來愈集中，各國間的兼并戰争愈來愈激烈，因而統一的趨勢也日益加強，最後七個大國之間，不斷爆發着争奪天下最後統一的大規模的戰争，這些情況都是反映了新興地主商人的這種曆史要求。
然而這些工作的進行在各國内部卻不是平均發展的，這些工作隻是在秦國進行得比較徹底，這就是秦在最後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
此時思想上的鬥争随着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而日趨激烈起來。
由于一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領主此時已威風掃地，新的統治階級未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所以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都有機會來自己表述他們自己的意見了，因而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但這些紛纭的諸子學說，歸納起來也不外是代表着新舊兩派的思想，或者擁護舊制度的存在，或者主張變革。
并且兩派的壁壘日漸明顯。
其中完全代表舊意識的是“儒家”思想，他們主張返回各國“變法”之前的社會狀态中去。
戰國時代儒家思想之仍然存在，是因為它在各國中還具有或多或少的社會基礎。
而魯國則是儒家思想的大本營，因舊的勢力在魯國始終未被打倒，其國内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仍停留在春秋時代的狀态中，故當時人稱儒家為“鄒魯之士。
” 自秦（公元前二二一&mdash公元前二〇七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封建大統一的局面。
秦之能夠統一中國是因為它最早地全部貫徹了新興地主商人的要求，所以在秦統一後，新制度乃開始在全中國範圍内徹底推行，因而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這是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階段。
秦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完全是在此基之上向前發展的。
和秦以前初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同，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從此之後中國國家的統一和集權的“大一統”局面成了一種常态。
就國内民族關系來說，秦的統一也是一個重要的曆史階段。
秦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漢族的中國，秦統一後的中國就開始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許多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開始成為中國統一國家之内的一個成員。
當然這個加入的過程是通過内部統一後的漢族中國統治者的征服來完成的，并且是以被壓迫的地位而存在的。
秦時中國東北邊疆的通古斯族，西北邊疆的當時蔥嶺以東諸族，主要是突厥族、北方的東胡（可能是蒙古族或通古斯族的一種）和匈奴人、南方的百粵（苗、瑤、傣等族），皆開始入居中國。
秦漢時代（公元前二二一&mdash公元一八四年）是“大一統”中國的第一個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戰國以來存在着的兩種社會矛盾繼續以不同的形式進行着鬥争。
一個是新興勢力取得統治地位後對舊的殘餘勢力的鬥争，一個是由于新興勢力内部地主和商人之間的固有矛盾随着舊勢力的消滅和社會的發展日益擴大而展開的鬥争。
對舊勢力的繼續鬥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秦的統一是暴風雨式的，而六國原來舊勢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在統一戰争中一下子被消滅掉，所以統一後進行消滅舊社會基礎的措施以及舊勢力之反抗，在一個相當時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鬥争由秦始皇開始，到漢武帝時最後以新興制度的徹底勝利和舊的社會基礎的徹底消滅而告終。
意識形态上的繼續鬥争，以及這個時期中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發展最好地說明了這個矛盾的鬥争過程。
秦始皇時候“焚書坑儒”的意義，可以從當時秦太子的話中看出：即“諸生皆誦法孔子”，可見所坑之人都是主張儒家學說的。
戰國時代以魯國作為基礎的儒家學說，此時所以聲勢浩大起來，以至于必須用國家力量來進行鎮壓的原因，就是由于此時六國的王孫遺臣以及社會上舊的殘餘勢力都聯合起來利用儒家學說作為其反對大一統和維持分裂局面的武器，因而引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既然如此，那麼這種用國家力量來抑壓舊意識的手段，也一定要等到舊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不再成為新制度的威脅時方可停止。
由六國的舊勢力在秦末農民起義中還曾經有過劇烈的活動以求恢複舊局面這一點上看，這種舊社會基礎到秦末還是存在的。
所以漢統一後仍繼續禁看古書和禁止根據古書來批評當時政治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九一年漢惠帝時始廢“挾書令”，這個措施标志着“據古非今”的思想已經沒落了，舊的分裂勢力已不再能起作用了。
于是到漢武帝時候，才出現了“尊儒”的問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這并不是因為舊的勢力和舊的局面在漢武帝時又複活了，而是因為作為一種政治思想來說的儒家學說在此時又改變了它的論點，由反對中央集權轉為擁護中央集權。
西漢的儒家學者硬說孔子一直就是主張“大一統”的，并說孔子在當時就應該實現他的大一統思想，因而尊孔子為“素王”。
他們頌揚漢王朝，說漢朝才是真正在現實政治上實現了孔子的主張。
顯然他們是企圖把孔子當時所尊重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那個按舊封建系統存在的“周王”和現在中央集權的這個“皇帝”的性質等同起來。
按照這種企圖來解釋《春秋》的書&mdash&mdash《公羊傳》《穀梁傳》出現于這個時候。
而第一個把這種思想系統化的是漢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他曾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認為人類社會當然是要大一統的。
儒家學說在此時的轉變，正好說明了它最初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已徹底消滅，因此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的新興勢力才不怕公開把它提出來，并将之改造成為适合自己需要的一種學說。
孔子所建的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哲學思想來看，首先它能夠在整個封建主義範疇之内最好地解釋了社會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mdash“勞心”者與“勞力”者，“君子”與“小人”&mdash&mdash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根本的觀點上，作為一個封建剝削者的新興的地主階級意識和孔子的哲學思想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一緻的。
隻是孔子哲學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從現存的統治秩序出發，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點，在新興勢力要求摧毀舊勢力的時期是不能被新興勢力所接受的，可是當舊的社會基礎已被徹底消滅，新興勢力已經成為最後統治者而不怕被别的勢力所推翻的時候，這種鞏固現存統治秩序的觀點又是為新興勢力所歡迎不及的了。
所以，儒家的哲學體系從漢武帝時開始就被定為了官方哲學。
而出現在戰國時代因反對舊勢力而多少帶有一些反抗或不滿現存統治秩序的其他諸子哲學都被新統治者摒棄了。
這就證明了此時新興勢力的完全鞏固。
此後兩千年間，中國曆代取得統治地位後的封建統治者都尊奉孔子，就是基于孔子哲學體系的這兩項重要内容。
至于孔子的反映自己時代要求的具體政治思想，從漢代開始曆代大儒則都不客氣地按照曆代的實際情況來或“傳”或“注”，以使孔子來符合自己主觀的要求。
至于新興勢力内部，地主階級和商人的矛盾，自戰國以來就存在着，但戰國時代因社會生産條件限制，地主經濟在社會生産上占優勢，而商業資本的活動則受有一定限制。
所以在新政權内部地主較商人在政治上居于優勢。
至秦以後，冶鐵技術的發展使得鐵器在生産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手工業獲得了大規模發展的條件，因而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社會上的商業金融活動興起了。
這時有所謂“子錢家”出現，可見商業資本之活躍。
但秦代和西漢初年，政權仍多反映地主階級利益，對商人活動雖給予便利，
他們具有一般平民所沒有的龐大财富，并且因其經濟上的勢力而其社會地位也逐漸重要起來。
尤其是在當時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條件下，他們可以利用其财富購買土地，這樣他們又具有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身份。
所以在此時這些商人和地主階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緻的。
這些新興地主和商人代表着春秋時代開始出現并發展起來的新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與舊的貴族領主經濟對立起來。
新興地主、商人和舊貴族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對抗也反映到社會意識形态上，開始出現了系統的新的哲學體系。
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大哲學體系，代表新意識的是鄧析（卒于公元前五〇一年），他是當時商業最發達的鄭國人，從新興階層的利益出發，他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提出許多批評。
代表舊意識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mdash公元前四七九年）。
他的思想在當時基本上從舊的貴族利益出發，要求維持舊法&mdash&mdash禮，也就是舊的社會制度，但他又主張舊制度必須合理化，認為在按舊制度辦事情的情況下，必須作得合情合理才不會遭到一般人的反對。
孔丘思想是在維持舊制度的前提下要求進行适當改良的思想。
春秋時代所産生的社會矛盾到戰國時代已劇烈化，已面臨必須最後解決的時機，而戰國期間也果然逐漸地最後把它解決了。
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三&mdash公元前二二一年）總的趨勢是新興地主、商人在社會上逐漸得勢并取得勝利的時期。
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叫作“素封”，意即無封建的爵級，而其勢力與财富卻有如王侯者。
這些“素封”在各國内部提出了他們的政治要求，并開始用實際行動來貫徹它。
他們的政治要求總起來說有兩方面。
其一是要求社會政治上的改革&mdash變法。
主要是廢除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要求全部的土地都能自由買賣，以根除領主經濟，廢除貴族的特殊社會身份和政治特權，要求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以打倒領主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勢力，從而奪取國家政權，使得國家的全部機構和社會制度完全按照他們的要求來進行改造。
其二是要求國家的統一和集權，集權對地主階級來說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地主階級雖然占有土地，但是他不像領主那樣在占有土地的同時又具有對農民進行直接統治的政治權力，因此地主階級要求能有一個代表全體地主階級來對農民進行壓迫的集中政治機構，這就是郡縣制度在戰國時代出現的原因。
統一對商人說來有特殊的意義，商人要求國家對商業活動能給予便利，要求改變不利于商業活動的國内封建割據局面，統一度量衡等，而這些措施必須在統一的政權之下才能實行。
可是新興地主、商人依靠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勢力并不能從根本上打倒舊的領主階級。
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國内最大領主&mdash國君與國内其他領主之間的矛盾，支持國君來消滅國内封建割據的領主勢力，使國君成為一個真正專制的集權的王。
使得新制度首先能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内取得全部勝利，從而向外發展，争取全天下的最後統一。
戰國時代變法之議在各國都發生了，郡縣制在各國都逐漸推行，王權愈來愈集中，各國間的兼并戰争愈來愈激烈，因而統一的趨勢也日益加強，最後七個大國之間，不斷爆發着争奪天下最後統一的大規模的戰争，這些情況都是反映了新興地主商人的這種曆史要求。
然而這些工作的進行在各國内部卻不是平均發展的，這些工作隻是在秦國進行得比較徹底，這就是秦在最後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
此時思想上的鬥争随着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而日趨激烈起來。
由于一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領主此時已威風掃地，新的統治階級未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所以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都有機會來自己表述他們自己的意見了，因而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但這些紛纭的諸子學說，歸納起來也不外是代表着新舊兩派的思想，或者擁護舊制度的存在，或者主張變革。
并且兩派的壁壘日漸明顯。
其中完全代表舊意識的是“儒家”思想，他們主張返回各國“變法”之前的社會狀态中去。
戰國時代儒家思想之仍然存在，是因為它在各國中還具有或多或少的社會基礎。
而魯國則是儒家思想的大本營，因舊的勢力在魯國始終未被打倒，其國内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仍停留在春秋時代的狀态中，故當時人稱儒家為“鄒魯之士。
” 自秦（公元前二二一&mdash公元前二〇七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封建大統一的局面。
秦之能夠統一中國是因為它最早地全部貫徹了新興地主商人的要求，所以在秦統一後，新制度乃開始在全中國範圍内徹底推行，因而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局面。
這是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階段。
秦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完全是在此基之上向前發展的。
和秦以前初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同，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從此之後中國國家的統一和集權的“大一統”局面成了一種常态。
就國内民族關系來說，秦的統一也是一個重要的曆史階段。
秦以前的中國基本上是漢族的中國，秦統一後的中國就開始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許多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開始成為中國統一國家之内的一個成員。
當然這個加入的過程是通過内部統一後的漢族中國統治者的征服來完成的，并且是以被壓迫的地位而存在的。
秦時中國東北邊疆的通古斯族，西北邊疆的當時蔥嶺以東諸族，主要是突厥族、北方的東胡（可能是蒙古族或通古斯族的一種）和匈奴人、南方的百粵（苗、瑤、傣等族），皆開始入居中國。
秦漢時代（公元前二二一&mdash公元一八四年）是“大一統”中國的第一個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戰國以來存在着的兩種社會矛盾繼續以不同的形式進行着鬥争。
一個是新興勢力取得統治地位後對舊的殘餘勢力的鬥争，一個是由于新興勢力内部地主和商人之間的固有矛盾随着舊勢力的消滅和社會的發展日益擴大而展開的鬥争。
對舊勢力的繼續鬥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秦的統一是暴風雨式的，而六國原來舊勢力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在統一戰争中一下子被消滅掉，所以統一後進行消滅舊社會基礎的措施以及舊勢力之反抗，在一個相當時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鬥争由秦始皇開始，到漢武帝時最後以新興制度的徹底勝利和舊的社會基礎的徹底消滅而告終。
意識形态上的繼續鬥争，以及這個時期中統治者文化政策的發展最好地說明了這個矛盾的鬥争過程。
秦始皇時候“焚書坑儒”的意義，可以從當時秦太子的話中看出：即“諸生皆誦法孔子”，可見所坑之人都是主張儒家學說的。
戰國時代以魯國作為基礎的儒家學說，此時所以聲勢浩大起來，以至于必須用國家力量來進行鎮壓的原因，就是由于此時六國的王孫遺臣以及社會上舊的殘餘勢力都聯合起來利用儒家學說作為其反對大一統和維持分裂局面的武器，因而引起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既然如此，那麼這種用國家力量來抑壓舊意識的手段，也一定要等到舊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不再成為新制度的威脅時方可停止。
由六國的舊勢力在秦末農民起義中還曾經有過劇烈的活動以求恢複舊局面這一點上看，這種舊社會基礎到秦末還是存在的。
所以漢統一後仍繼續禁看古書和禁止根據古書來批評當時政治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九一年漢惠帝時始廢“挾書令”，這個措施标志着“據古非今”的思想已經沒落了，舊的分裂勢力已不再能起作用了。
于是到漢武帝時候，才出現了“尊儒”的問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這并不是因為舊的勢力和舊的局面在漢武帝時又複活了，而是因為作為一種政治思想來說的儒家學說在此時又改變了它的論點，由反對中央集權轉為擁護中央集權。
西漢的儒家學者硬說孔子一直就是主張“大一統”的，并說孔子在當時就應該實現他的大一統思想，因而尊孔子為“素王”。
他們頌揚漢王朝，說漢朝才是真正在現實政治上實現了孔子的主張。
顯然他們是企圖把孔子當時所尊重的西周和春秋時代那個按舊封建系統存在的“周王”和現在中央集權的這個“皇帝”的性質等同起來。
按照這種企圖來解釋《春秋》的書&mdash&mdash《公羊傳》《穀梁傳》出現于這個時候。
而第一個把這種思想系統化的是漢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他曾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認為人類社會當然是要大一統的。
儒家學說在此時的轉變，正好說明了它最初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已徹底消滅，因此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的新興勢力才不怕公開把它提出來，并将之改造成為适合自己需要的一種學說。
孔子所建的儒家學說，作為一種哲學思想來看，首先它能夠在整個封建主義範疇之内最好地解釋了社會上剝削者與被剝削者&mdash“勞心”者與“勞力”者，“君子”與“小人”&mdash&mdash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根本的觀點上，作為一個封建剝削者的新興的地主階級意識和孔子的哲學思想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一緻的。
隻是孔子哲學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即從現存的統治秩序出發，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點，在新興勢力要求摧毀舊勢力的時期是不能被新興勢力所接受的，可是當舊的社會基礎已被徹底消滅，新興勢力已經成為最後統治者而不怕被别的勢力所推翻的時候，這種鞏固現存統治秩序的觀點又是為新興勢力所歡迎不及的了。
所以，儒家的哲學體系從漢武帝時開始就被定為了官方哲學。
而出現在戰國時代因反對舊勢力而多少帶有一些反抗或不滿現存統治秩序的其他諸子哲學都被新統治者摒棄了。
這就證明了此時新興勢力的完全鞏固。
此後兩千年間，中國曆代取得統治地位後的封建統治者都尊奉孔子，就是基于孔子哲學體系的這兩項重要内容。
至于孔子的反映自己時代要求的具體政治思想，從漢代開始曆代大儒則都不客氣地按照曆代的實際情況來或“傳”或“注”，以使孔子來符合自己主觀的要求。
至于新興勢力内部，地主階級和商人的矛盾，自戰國以來就存在着，但戰國時代因社會生産條件限制，地主經濟在社會生産上占優勢，而商業資本的活動則受有一定限制。
所以在新政權内部地主較商人在政治上居于優勢。
至秦以後，冶鐵技術的發展使得鐵器在生産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手工業獲得了大規模發展的條件，因而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社會上的商業金融活動興起了。
這時有所謂“子錢家”出現，可見商業資本之活躍。
但秦代和西漢初年，政權仍多反映地主階級利益，對商人活動雖給予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