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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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文化上的意義較大，而商業要求則是次要的。
中國的絲很早就經過這兩條大道輸往亞洲西部，甚至輾轉到了希臘，相當于中國戰國時代的希臘記載中已有關于中國絲的記載，當時希臘人稱絲為“sericon”，而稱中國人為“Seres”，即“絲人”。
今日世界上各國文字中之絲字皆來自中國之“絲”字。
當時西方人且将這兩條大道，特别是天山南路稱為“絲路”。
但中國方面卻無此記載。
關于南方大道，曆史上記載很不清楚，在漢初張骞通西域時始知已有商人經由此路通往印度，利用此路來往的時間當更早許多。
同時由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早種稻和馴象作戰的國家來看，可能兩地之間很早就有文化上的交流。
丙、上古中國曆史的概述 上古中國曆史的發展大緻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氏族社會轉入階級時期，約當“虞”夏兩代。
第二階段是統一形式下封建分裂時期&mdash&mdash商殷至戰國，第三階段是大一統時期&mdash&mdash秦至南北朝。
在中國古書上并沒有“虞”這樣一個朝代的名字，這個名詞是戰國時代的一派哲學家把夏以前一段曆史時期附會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朝代的名稱，我們姑且将它作為夏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一段曆史時期的代名詞。
這一階段的中國曆史頗具有其特點。
從生産上看，此時基本上還處于氏族社會晚期階段，生産工具是石制的，日用器物為石器、陶器和土器。
一般器物與世界各地區約當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所用的器物形式大緻相似，但已具有顯著的特征，以陶鬲、陶鼎為代表，這兩種器物到青銅時代更成為中國的獨立文化系統中最有代表性的東西。
在這個時期，推測已當有紅銅器了。
雖然直到今日中國出土文物中仍無紅銅器物出現，但相信各地進行大規模發掘後，一定會出現。
因為按照人類進行生産的過程來說，在能制造青銅器之前，必然是先會制造紅銅器（其原因在第五章中再講）。
由于金屬工具之出現，可以假定此時氏族社會已處于崩潰狀态，而開始轉入階級社會。
這一轉化過程是很長的，中國古代傳說中堯舜禅讓至禹而後傳子的這一個時期可能就是全部轉化完成的時期。
而所謂“虞”代就正是這樣一個由氏族社會轉向奴隸社會的過程。
與此同時，許多部族也就轉化為許多初期的小國家，傳說中此時的政治景象是“天下萬國”。
而國家出現後國與國之間的掠奪性的征服戰争也就開始了。
互相征服的結果，在古代中國這塊地區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政治形式。
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中國初次出現了統一的形式，即夏。
據傳說夏代約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其主要控制地區為今日陝西、山西、河南交界的地方。
最初是由許多小國中的一個征服了其他的許多小國，在這許多小國仍然存在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夏國的王可以号令其他諸國并迫使他們負擔一定的經濟上的貢納。
這種有限度的統一的出現，一定是由于這個領袖小國的社會生産的發展已達到了相當高度，具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
就工具上講，此時應當是青銅器出現的時代了。
到商殷時代（約公元前一五〇〇&mdash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政治上的統一趨勢更加強起來。
就今日所知的各方面材料看來，殷代實已處于奴隸社會的末期，而封建制度的萌芽也就在此時。
殷代冶煉青銅的技術已經很高，青銅工具制作非常精良，故而到此時生産已大大提高，交換和交通也大大發展起來。
生産的提高，使殷代統治階級有可能剝削更多的剩餘生産物，從而以之加強了國家機構的效能，具有了維持比較強化的統一政治局面的可能。
而統一的加強又影響到社會性質的改變。
因為統一加強後，戰争減少了，戰争減少後影響了奴隸的來源和補充，奴隸制度的發展乃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促使了封建制度較快的萌芽。
但封建制度在中國較早的出現，并不能完全以上述說法來解釋。
就上古世界的一些文明地區來看，奴隸制度的高度發展都是在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而以農業生産為社會主要生産的地區，大量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則不多見。
這是因為在工業生産和商業活動中更需要集中的勞動，而也隻有需要集中勞動的場合下，使用奴隸勞動才是必要與合算的。
一方面是便于監督，一方面是由于在工業生産和商業運輸的勞動上隻要多增加一些奴隸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就能多創造出一些價值。
因此在殘酷地監督下無限地強迫奴隸進行勞動才是有意義的。
而在農業生産上，恰正與此相反，農業生産中并不需要許多人同時集中在一小塊土地上勞動，在一塊相當大的土地上隻要一個人就夠了，這樣，對奴隸勞動的監督就比較困難。
同時由于農業生産的性質，一年四季無限制的勞動，并不能絕對增加收獲量，因農産品收獲量的增加，主要是靠生産技術的改進。
而生産技術的改進在古代農業生産條件下，主要靠直接勞動者生産積極性的提高，如對自然災害的主動克服、細緻的日常勞動等。
因而在這種場合下，強迫奴隸增加勞動時間并不可能達到增加産量的目的。
然而，在由氏族社會剛轉入階級社會之初，社會生産力還很低的時候，奴隸主隻能盡量地減少勞動者的必需的生活資料來榨取當時所能取得的最多的剩餘生産品，故在此時在農業生産上使用奴隸勞動對奴隸主來講是有利的。
但随着生産力逐步提高後，奴隸主很快就發現了如把土地分散給勞動者耕種，用“地租”的剝削方式來剝削要比無限制地榨取奴隸的勞動對他更有利一些，因為當農民看到自己有可能占有一部分自己的生産物後，便提高了生産積極性，努力想辦法改進生産技術來提高産量，以便有可能使自己占有更多的生産物，而同時剝削者也就能從中剝削到更多的剩餘生産品了。
所以在以農業生産為主要生産的地區中，奴隸制度的發展都不是很高、很長期的。
就中國來說也是如此。
在殷代，當奴隸制度還未發展到很高的時候，封建的剝削制度就已經開始萌芽，且日益擴大其統治範圍了。
從殷商文化上也可以看出殷代已是一個長期發展了的階級社會，而非初期的階級社會。
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殷代的青銅器制造得非常精美，就其質量和制作的技術上看，當是青銅器晚期時代的器物，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推想開始制造和使用最晚當在夏代。
二、今日所發現之殷代文字&mdash&mdash甲骨文已很複雜，已有各種指事、會意、形聲的字，可見已是經過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了。
三、蠶桑業最晚到此時已發展起來。
而世界上其他地區之經營蠶桑業還要遲兩千年左右，并且都是學自中國的。
四、殷代已有發展得很高的曆法，曆法的發展是和農業分不開的，有農業後，人們才開始觀察自然，了解季節變化，以便及時耕作，從這裡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是曆法。
曆法中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是年和月的配合問題，殷代已有置閏的制度，年與月基本上已能配合。
以之與埃及、巴比倫的曆法比較，可知置閏的制度是較晚的發展，曆法當不是自殷代開始的。
傳說中夏代就已有曆法，雖然我們不能确知夏代已有曆法，但由殷曆的發展程度上看，推想夏代應已有曆法，可能後來所謂的“夏曆”即是夏代的曆法，由于農民的保守習慣，在殷代改曆後沿用“夏曆”，得以流傳至今。
到西周時代（公元前一〇二七&mdash公元前七七一年），中國已确入了封建社會。
此時在政治、社會上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階級&mdash“士”與“庶”，“士”就是占有土地的整個的統治階級&mdash&mdash封建貴族。
“庶”，廣義講是一切非“士”之人，狹義講就是指農民。
封建土地占有與分配制度是從周王開始的金字塔式的分封制度，從周王起領有土地的貴族除保留相當一部分土地歸自己直接控制外，皆層層地向下分封，直到最下層貴族為止。
實際上，在周的王畿之内與各諸侯國中都平行地實行着這種制度。
不過從理論上說，這種制度是由周天子&mdash&mdash中央來領導的，因為全天下的土地都是由周王的名義分封下去，而諸侯國的土地也是受自周王的。
因此周王對各諸侯國，在理論上存在有一定的控制權力。
而事實上在西周時代，周王對各諸侯的控制力也是相當強的，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形式上的統一局面。
但這種力量不是由于封建理論&mdash&mdash禮的作用，而是因為周王所直接控制的王畿的實力比起各諸侯國來要強大多倍。
王畿不但是各國中最大的，而且是自古以來經濟和文化發展最高的地區。
如今日所發現的西周銅器多是王畿之内的，諸侯國的則罕見。
《詩經》中認為可靠的作品也多是王畿之内的。
各諸侯國之詩則多是西周以後出現的作品。
所以到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發展起來之後，王室的衰微以及封建割據局面與封建戰争的出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mdash公元前四七三年）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情況雖然基本上仍與西周相似，但已在西周時代舊的社會基礎上孕育出了許多新的因素。
總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趨勢所緻。
就全國的政治局面來說，由于西周時代約二百五十年間各諸侯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許多諸侯國的實力現在已經與經過一次大動亂後喪失了王畿西部土地的東周王室相抗衡，甚至超過了周王室。
因此各國不再服從周王室。
實際上已是走向了獨立，各國之間的戰争頻繁起來。
不過，在理論上周王的政治領袖地位還未被否定，故還能維持着一定限度的統一，隻是這種統一的局面已不是靠周王室的實力來維持，而是靠一些“霸主”與周王的名義來維持。
就社會經濟方面來說，各國内部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新的經濟因素。
此時各國周圍的大量荒地都被開發出來，出現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不屬于舊的直接的封建系統之内的新墾土地，不管它的實際占有者是舊的封建貴族，或是平民，但它在名義上總是屬于個人的，不是受封而來。
因此這些土地不受舊的封建義務所限制，是可以自由買賣的。
所以就這些土地占有者的社會身份來說，這是在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制度範疇之内新興的一個階層，即所謂的地主階級。
這個新的土地制度和新興階級對舊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形成一種壓力，它們想把舊的封建土地也兼并掉，完全建立起一種新的土地占有制度。
這種新的土地制度可給予當時生産力條件下農業生産發展的最大可能性。
其次是與農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交換的要
中國的絲很早就經過這兩條大道輸往亞洲西部，甚至輾轉到了希臘，相當于中國戰國時代的希臘記載中已有關于中國絲的記載，當時希臘人稱絲為“sericon”，而稱中國人為“Seres”，即“絲人”。
今日世界上各國文字中之絲字皆來自中國之“絲”字。
當時西方人且将這兩條大道，特别是天山南路稱為“絲路”。
但中國方面卻無此記載。
關于南方大道，曆史上記載很不清楚，在漢初張骞通西域時始知已有商人經由此路通往印度，利用此路來往的時間當更早許多。
同時由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早種稻和馴象作戰的國家來看，可能兩地之間很早就有文化上的交流。
丙、上古中國曆史的概述 上古中國曆史的發展大緻可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氏族社會轉入階級時期，約當“虞”夏兩代。
第二階段是統一形式下封建分裂時期&mdash&mdash商殷至戰國，第三階段是大一統時期&mdash&mdash秦至南北朝。
在中國古書上并沒有“虞”這樣一個朝代的名字，這個名詞是戰國時代的一派哲學家把夏以前一段曆史時期附會出來的一個獨立的朝代的名稱，我們姑且将它作為夏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一段曆史時期的代名詞。
這一階段的中國曆史頗具有其特點。
從生産上看，此時基本上還處于氏族社會晚期階段，生産工具是石制的，日用器物為石器、陶器和土器。
一般器物與世界各地區約當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所用的器物形式大緻相似，但已具有顯著的特征，以陶鬲、陶鼎為代表，這兩種器物到青銅時代更成為中國的獨立文化系統中最有代表性的東西。
在這個時期，推測已當有紅銅器了。
雖然直到今日中國出土文物中仍無紅銅器物出現，但相信各地進行大規模發掘後，一定會出現。
因為按照人類進行生産的過程來說，在能制造青銅器之前，必然是先會制造紅銅器（其原因在第五章中再講）。
由于金屬工具之出現，可以假定此時氏族社會已處于崩潰狀态，而開始轉入階級社會。
這一轉化過程是很長的，中國古代傳說中堯舜禅讓至禹而後傳子的這一個時期可能就是全部轉化完成的時期。
而所謂“虞”代就正是這樣一個由氏族社會轉向奴隸社會的過程。
與此同時，許多部族也就轉化為許多初期的小國家，傳說中此時的政治景象是“天下萬國”。
而國家出現後國與國之間的掠奪性的征服戰争也就開始了。
互相征服的結果，在古代中國這塊地區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政治形式。
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中國初次出現了統一的形式，即夏。
據傳說夏代約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其主要控制地區為今日陝西、山西、河南交界的地方。
最初是由許多小國中的一個征服了其他的許多小國，在這許多小國仍然存在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有限度的統一，夏國的王可以号令其他諸國并迫使他們負擔一定的經濟上的貢納。
這種有限度的統一的出現，一定是由于這個領袖小國的社會生産的發展已達到了相當高度，具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
就工具上講，此時應當是青銅器出現的時代了。
到商殷時代（約公元前一五〇〇&mdash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政治上的統一趨勢更加強起來。
就今日所知的各方面材料看來，殷代實已處于奴隸社會的末期，而封建制度的萌芽也就在此時。
殷代冶煉青銅的技術已經很高，青銅工具制作非常精良，故而到此時生産已大大提高，交換和交通也大大發展起來。
生産的提高，使殷代統治階級有可能剝削更多的剩餘生産物，從而以之加強了國家機構的效能，具有了維持比較強化的統一政治局面的可能。
而統一的加強又影響到社會性質的改變。
因為統一加強後，戰争減少了，戰争減少後影響了奴隸的來源和補充，奴隸制度的發展乃受到很大的限制，這就促使了封建制度較快的萌芽。
但封建制度在中國較早的出現，并不能完全以上述說法來解釋。
就上古世界的一些文明地區來看，奴隸制度的高度發展都是在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而以農業生産為社會主要生産的地區，大量使用奴隸勞動的情況則不多見。
這是因為在工業生産和商業活動中更需要集中的勞動，而也隻有需要集中勞動的場合下，使用奴隸勞動才是必要與合算的。
一方面是便于監督，一方面是由于在工業生産和商業運輸的勞動上隻要多增加一些奴隸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就能多創造出一些價值。
因此在殘酷地監督下無限地強迫奴隸進行勞動才是有意義的。
而在農業生産上，恰正與此相反，農業生産中并不需要許多人同時集中在一小塊土地上勞動，在一塊相當大的土地上隻要一個人就夠了，這樣，對奴隸勞動的監督就比較困難。
同時由于農業生産的性質，一年四季無限制的勞動，并不能絕對增加收獲量，因農産品收獲量的增加，主要是靠生産技術的改進。
而生産技術的改進在古代農業生産條件下，主要靠直接勞動者生産積極性的提高，如對自然災害的主動克服、細緻的日常勞動等。
因而在這種場合下，強迫奴隸增加勞動時間并不可能達到增加産量的目的。
然而，在由氏族社會剛轉入階級社會之初，社會生産力還很低的時候，奴隸主隻能盡量地減少勞動者的必需的生活資料來榨取當時所能取得的最多的剩餘生産品，故在此時在農業生産上使用奴隸勞動對奴隸主來講是有利的。
但随着生産力逐步提高後，奴隸主很快就發現了如把土地分散給勞動者耕種，用“地租”的剝削方式來剝削要比無限制地榨取奴隸的勞動對他更有利一些，因為當農民看到自己有可能占有一部分自己的生産物後，便提高了生産積極性，努力想辦法改進生産技術來提高産量，以便有可能使自己占有更多的生産物，而同時剝削者也就能從中剝削到更多的剩餘生産品了。
所以在以農業生産為主要生産的地區中，奴隸制度的發展都不是很高、很長期的。
就中國來說也是如此。
在殷代，當奴隸制度還未發展到很高的時候，封建的剝削制度就已經開始萌芽，且日益擴大其統治範圍了。
從殷商文化上也可以看出殷代已是一個長期發展了的階級社會，而非初期的階級社會。
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殷代的青銅器制造得非常精美，就其質量和制作的技術上看，當是青銅器晚期時代的器物，是長期發展的結果，推想開始制造和使用最晚當在夏代。
二、今日所發現之殷代文字&mdash&mdash甲骨文已很複雜，已有各種指事、會意、形聲的字，可見已是經過相當長期的發展過程了。
三、蠶桑業最晚到此時已發展起來。
而世界上其他地區之經營蠶桑業還要遲兩千年左右，并且都是學自中國的。
四、殷代已有發展得很高的曆法，曆法的發展是和農業分不開的，有農業後，人們才開始觀察自然，了解季節變化，以便及時耕作，從這裡逐漸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是曆法。
曆法中主要要解決的問題是年和月的配合問題，殷代已有置閏的制度，年與月基本上已能配合。
以之與埃及、巴比倫的曆法比較，可知置閏的制度是較晚的發展，曆法當不是自殷代開始的。
傳說中夏代就已有曆法，雖然我們不能确知夏代已有曆法，但由殷曆的發展程度上看，推想夏代應已有曆法，可能後來所謂的“夏曆”即是夏代的曆法，由于農民的保守習慣，在殷代改曆後沿用“夏曆”，得以流傳至今。
到西周時代（公元前一〇二七&mdash公元前七七一年），中國已确入了封建社會。
此時在政治、社會上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階級&mdash“士”與“庶”，“士”就是占有土地的整個的統治階級&mdash&mdash封建貴族。
“庶”，廣義講是一切非“士”之人，狹義講就是指農民。
封建土地占有與分配制度是從周王開始的金字塔式的分封制度，從周王起領有土地的貴族除保留相當一部分土地歸自己直接控制外，皆層層地向下分封，直到最下層貴族為止。
實際上，在周的王畿之内與各諸侯國中都平行地實行着這種制度。
不過從理論上說，這種制度是由周天子&mdash&mdash中央來領導的，因為全天下的土地都是由周王的名義分封下去，而諸侯國的土地也是受自周王的。
因此周王對各諸侯國，在理論上存在有一定的控制權力。
而事實上在西周時代，周王對各諸侯的控制力也是相當強的，能夠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形式上的統一局面。
但這種力量不是由于封建理論&mdash&mdash禮的作用，而是因為周王所直接控制的王畿的實力比起各諸侯國來要強大多倍。
王畿不但是各國中最大的，而且是自古以來經濟和文化發展最高的地區。
如今日所發現的西周銅器多是王畿之内的，諸侯國的則罕見。
《詩經》中認為可靠的作品也多是王畿之内的。
各諸侯國之詩則多是西周以後出現的作品。
所以到春秋時代，各諸侯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發展起來之後，王室的衰微以及封建割據局面與封建戰争的出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mdash公元前四七三年）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情況雖然基本上仍與西周相似，但已在西周時代舊的社會基礎上孕育出了許多新的因素。
總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當時封建經濟的發展趨勢所緻。
就全國的政治局面來說，由于西周時代約二百五十年間各諸侯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大，許多諸侯國的實力現在已經與經過一次大動亂後喪失了王畿西部土地的東周王室相抗衡，甚至超過了周王室。
因此各國不再服從周王室。
實際上已是走向了獨立，各國之間的戰争頻繁起來。
不過，在理論上周王的政治領袖地位還未被否定，故還能維持着一定限度的統一，隻是這種統一的局面已不是靠周王室的實力來維持，而是靠一些“霸主”與周王的名義來維持。
就社會經濟方面來說，各國内部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新的經濟因素。
此時各國周圍的大量荒地都被開發出來，出現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不屬于舊的直接的封建系統之内的新墾土地，不管它的實際占有者是舊的封建貴族，或是平民，但它在名義上總是屬于個人的，不是受封而來。
因此這些土地不受舊的封建義務所限制，是可以自由買賣的。
所以就這些土地占有者的社會身份來說，這是在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制度範疇之内新興的一個階層，即所謂的地主階級。
這個新的土地制度和新興階級對舊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形成一種壓力，它們想把舊的封建土地也兼并掉，完全建立起一種新的土地占有制度。
這種新的土地制度可給予當時生産力條件下農業生産發展的最大可能性。
其次是與農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交換的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