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中國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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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dash紅銅工具分不開的。
紅銅工具之出現，引起了社會性質上的根本變化。
生産提高的結果，有了剩餘生産品，因而出現了階級、國家。
随着工具的進步，人對這些河流地帶&mdash&mdash最肥沃的地區的開發更迅速、順利了。
同時在國家出現後，奴隸主階級有可能以政治強力來聯合或強迫其他部族與本國人民集中勞動，築堤修堰，防治洪水，并積極興修水利、利用河水來灌溉。
而統一管理用水和組織勞動力共同治水的結果又使國家機構強化了。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使這些河流地帶的肥沃土地得以充分為人所利用，農業生産因之大大提高。
故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起，在黃河、印度河、兩河與尼羅河流域出現了四個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心。
由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決定社會曆史發展的絕不是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僅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影響着社會曆史的發展，加速或延緩曆史發展的過程。
但這種影響又随着社會生産的提高和人對自然控制、利用能力的增強而逐漸減弱。
推動社會曆史向前發展的唯一決定力量是社會生産方式。
四、上古的中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在古代世界曆史上，中國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我們在學習世界史的過程中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第二要注意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同時，我們中國人學習世界曆史，則必須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這樣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糾正過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錯誤看法。
甲、地理環境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區自有其特異的地理形勢，自成系統。
上古中國的地理環境可以三條大河作中心來分别講述： 一是黃河流域。
在古代中國人對河流的一般稱謂是“水”，“河”則是黃河的專名。
就自然區域的區劃看，黃河流域應包括遼水流域，這兩個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起，發展已有其一緻性。
黃河流域是黃土地帶，這是由幾萬年以來從北方吹來的黃沙積累而成的。
整個的華北平原至今還幾乎都是黃土，這個黃土地帶的特點就是沒有森林，甚至“樹林”也不多見。
隻有今日的山東地區由于山多，在山的周圍地方才有較多的林木。
此外，這片地區不過覆蓋着極深的茂草，開發這裡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由于黃河時常決口，造成嚴重的水災，并在河兩岸留下了許多淺湖。
同時華北平原一帶缺乏雨水，常緻旱災以及與旱災同來的蝗禍，這就造成了不利于開發、生産的條件。
黃河流域很早就發展起了農業，不過在這個地區種植要受到氣候的很大限制。
這個地區雖然不是太往北的溫帶（北京所在的緯度在羅馬之南），但屬于大陸性氣候，因此一方面雨量較少，一方面氣候又較寒冷，農作物的生産季節隻有四個月至六個月，一般的收獲季節就在秋季，并且每年隻能有一次收成。
所以在古代“秋”字有兩種用法：一是秋季；一是收成。
古代黃河流域所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麥、黍、稷，另外也有稻。
一是長江流域。
古代稱長江為“江”。
長江流域包括淮水流域與漢水流域。
這個地區是茂林修竹地帶，淮水以南地方直到南朝時還生長着叢密的茂林。
所以古代中國人開發這個地區較黃河流域為晚，并曾付出比開發黃河流域更大的勞動力。
就這個地區的氣候和自然環境講，要比黃河流域更有利于農業生産。
這裡土地肥沃、長江的水災又不像黃河那樣嚴重。
同時，由長江口直到武漢這一帶地區的氣候都受到海洋氣候影響，每年有自太平洋吹來的季節風雨，因此少旱災和蝗災。
農作物的生長季節也較長，有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期間，每年可以收成兩次，甚至三次。
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農民很早就發現了谷物中收獲量最大的是稻，所以這個地區的種植物主要是稻。
最南是珠江流域。
這裡已近半熱帶地區，森林很多，開發這裡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地區的徹底開發是利用上述兩個地區已開發後所發展了的社會生産力來進行的。
從中國方面看，這裡是開發最晚地區，但如就全世界來看，這裡卻是世界上所有近半熱帶地區中開發最早的地區（埃及情況特殊，不能作比較）。
這幾個地區所構成的中國有一個特點，即中國是一内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
中國的這種地理特點影響了古代中國人海上活動的發展和對海的認識。
在古代中國人所活動的地方&mdash&mdash當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可以稱為中國的地方，海岸線一般是平直的，沒有什麼港灣，同時在沿海一帶，特别是華北沿海一帶在古代滿布着淺湖，阻礙了人與海的直接接近。
加以中國内地能供給人們豐饒的物産，不需要以海産作為副食品。
這種情況就造成了古代中國人對海的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海是沒有用處的，是阻礙交通的（這點與希臘、羅馬人的看法正相反）。
如《山海經》中就反映出這種觀念，把海看如喜馬拉雅山，認為它是不能逾越的，并且也不想去逾越。
因而有兩個名詞出現，稱離中國很遠的地方人類所能到達的最邊遠到海的地方為“四海”，“四海之内”是人所居住的整個地方；“海外”則是鬼神所栖止的地方。
但這并不是說古代中國人當社會經濟發展已有可能和需要之時，仍然不能航海。
在秦漢時候，港灣較多的今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中國人即開始到海上去活動。
此後盡管因為内地物産豐富，中國人對利用克服海洋一事始終不太積極，然而就航海技術上講，中國人自唐宋以後，就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活動家。
到元代（公元一三五〇年前後），由于國内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不僅已與南洋建立了密切的商業關系，并向南洋大量移民。
由此而後直到明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始終遠在歐洲人之上，海船的建造也比歐洲人更科學、更巨大。
今日中國的海員也還是第一流的卓越的航海家。
乙、民族和文化 舊石器時代的全部時期直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約兩萬年前）這一段原始人類活動時期中，種族的分化和固定的分布在某一地區的現象還不甚顯著。
因人類在此時尚未從事農業，所有的人都是“獵戶”，任何地區的人都還沒有定居生活和土地、房屋等财産，隻有一些衣服、武器等類的動産。
所以當時整個舊大陸人類的流動性很大，人數不多，分化不大的原始人群，不斷地由一個地區移向另一個地區，然後經過一段時期（可能是幾千幾百年）又流動到别處去，其中也或有一部分人被留下來。
因此在舊大陸發掘出來的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的種類和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隻能靠出土的地方來區分它們。
但到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後，這種情況就改變了。
由于農業的出現，人類逐漸分别地在一些地區上定居下來。
在此以後，各地區和諸種族乃在原來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前的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各自獨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所以今日在舊大陸上發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和晚期的石器、陶器形式，雖然基本上仍相似，但已各有其獨具的特征。
中國人&mdash漢族的直系祖先就是最初定居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獨立地創造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了社會生産，從而把氏族社會推向階級社會，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人。
但在十九世紀晚期，當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之後，一些西方的江湖學者寫出了一些牽強附會、别有用心的書籍來，他們宣稱在中國地方最早建立起國家創造了文字和曆法的是自西方（巴比倫、埃及等地）來的種族，企圖令人相信隻有“西洋”人才能創造出高度的文化。
因為在古代五大文明古國中，除中國外其他四個都是高加索種人&mdash&mdash即“西方”人所建立的國家，否定了中國古代種族和文化的獨立性，就最後為所謂西方種族的優越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得出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合法”借口。
這種荒謬言論自然是無中生有的。
我們可以從下列三件事實證明這種說法之不可信。
第一從所有中國古代傳說和史書記載上找不出任何“中國人種西來”的痕迹。
這種現象并不是偶然的，将之與印度對比一下即可明了。
印度在上古時代沒有曆史記載，但是他們卻流傳下來關于雅利安人進入印度的傳說。
而中國的史學自古就是很發達的，傳說的曆史故事非常豐富，如果真有西方來的種族在此創造了高度文化的話，決不會沒有一點痕迹保留下來。
第二從地下發掘出來的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器物看，其中有一些土鬲、土鼎是中國獨有的東西，足證當世界各地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之時，中國已有了自己的獨特創造。
第三漢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種族中唯一不食獸乳的人。
其原因推測有以下兩種可能：其一就是當人類尚未知道馴畜或剛開始馴畜，還不知獸乳可食之時，就已經有一支人分離出來獨立發展了，這支很早分化出來的人就是漢族的祖先。
其二就是當人類知食獸乳以前就分出去的一支人，後來在别的地方開始發現了獸乳可食，而留居在原地的人，即漢族的祖先，始終不知此事。
由上述事實可證“中國人種、文化西來”說完全是帝國主義禦用學者故意制造出來的便利其侵略的謬論。
所以，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文化是土生土長的。
”但這樣講并不等于說古代中國是與世隔絕的，恰恰相反，中國自古以來就與外界有交通，因此也必然和其他種族有過文化上的交流，從而彼此豐富了自己的文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三條對外交通的大道。
其一是天山北路，即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大孔道，這條路在漢以後才稱為天山北路，自北路向西可到中亞、巴比倫，更西直到地中海東部，向南可到印度。
這條路線所經之地多山，在多雨的年份，山林茂密，很難通行，隻有在幹旱的年份，較易通行。
其二是天山南路，自天山以南沿塔裡木河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即可到達中亞，然後再西進至巴比倫及地中海東部，向南則可到印度。
這條路線經過之地多沙漠，但沙漠中有許多綠洲，雨多的年份，反易通行。
其三是南方大道。
這條道路在現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主要是雲南地區，自此經過崇山峻嶺和半熱帶的森林，可至現在的緬甸，然後轉往印度。
這條路雖極難通行，但很早就為古代中國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區的人所利用。
這三大通路在古代中國曆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天山南北路一向是中亞遊牧民族侵入中國西北地區&mdash&mdash甘肅一帶，漢以後所稱的河西之地&mdash&mdash的兩條大路。
反之，也是中國通過河西走廊向西發展和對外交通的兩大幹線。
這種交通在中國方面來說，
紅銅工具之出現，引起了社會性質上的根本變化。
生産提高的結果，有了剩餘生産品，因而出現了階級、國家。
随着工具的進步，人對這些河流地帶&mdash&mdash最肥沃的地區的開發更迅速、順利了。
同時在國家出現後，奴隸主階級有可能以政治強力來聯合或強迫其他部族與本國人民集中勞動，築堤修堰，防治洪水，并積極興修水利、利用河水來灌溉。
而統一管理用水和組織勞動力共同治水的結果又使國家機構強化了。
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使這些河流地帶的肥沃土地得以充分為人所利用，農業生産因之大大提高。
故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起，在黃河、印度河、兩河與尼羅河流域出現了四個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心。
由以上事實，我們可以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決定社會曆史發展的絕不是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僅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影響着社會曆史的發展，加速或延緩曆史發展的過程。
但這種影響又随着社會生産的提高和人對自然控制、利用能力的增強而逐漸減弱。
推動社會曆史向前發展的唯一決定力量是社會生産方式。
四、上古的中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在古代世界曆史上，中國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我們在學習世界史的過程中要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要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第二要注意中國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同時，我們中國人學習世界曆史，則必須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這樣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糾正過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錯誤看法。
甲、地理環境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區自有其特異的地理形勢，自成系統。
上古中國的地理環境可以三條大河作中心來分别講述： 一是黃河流域。
在古代中國人對河流的一般稱謂是“水”，“河”則是黃河的專名。
就自然區域的區劃看，黃河流域應包括遼水流域，這兩個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起，發展已有其一緻性。
黃河流域是黃土地帶，這是由幾萬年以來從北方吹來的黃沙積累而成的。
整個的華北平原至今還幾乎都是黃土，這個黃土地帶的特點就是沒有森林，甚至“樹林”也不多見。
隻有今日的山東地區由于山多，在山的周圍地方才有較多的林木。
此外，這片地區不過覆蓋着極深的茂草，開發這裡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由于黃河時常決口，造成嚴重的水災，并在河兩岸留下了許多淺湖。
同時華北平原一帶缺乏雨水，常緻旱災以及與旱災同來的蝗禍，這就造成了不利于開發、生産的條件。
黃河流域很早就發展起了農業，不過在這個地區種植要受到氣候的很大限制。
這個地區雖然不是太往北的溫帶（北京所在的緯度在羅馬之南），但屬于大陸性氣候，因此一方面雨量較少，一方面氣候又較寒冷，農作物的生産季節隻有四個月至六個月，一般的收獲季節就在秋季，并且每年隻能有一次收成。
所以在古代“秋”字有兩種用法：一是秋季；一是收成。
古代黃河流域所種植的農作物主要是麥、黍、稷，另外也有稻。
一是長江流域。
古代稱長江為“江”。
長江流域包括淮水流域與漢水流域。
這個地區是茂林修竹地帶，淮水以南地方直到南朝時還生長着叢密的茂林。
所以古代中國人開發這個地區較黃河流域為晚，并曾付出比開發黃河流域更大的勞動力。
就這個地區的氣候和自然環境講，要比黃河流域更有利于農業生産。
這裡土地肥沃、長江的水災又不像黃河那樣嚴重。
同時，由長江口直到武漢這一帶地區的氣候都受到海洋氣候影響，每年有自太平洋吹來的季節風雨，因此少旱災和蝗災。
農作物的生長季節也較長，有六個月至九個月的期間，每年可以收成兩次，甚至三次。
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農民很早就發現了谷物中收獲量最大的是稻，所以這個地區的種植物主要是稻。
最南是珠江流域。
這裡已近半熱帶地區，森林很多，開發這裡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地區的徹底開發是利用上述兩個地區已開發後所發展了的社會生産力來進行的。
從中國方面看，這裡是開發最晚地區，但如就全世界來看，這裡卻是世界上所有近半熱帶地區中開發最早的地區（埃及情況特殊，不能作比較）。
這幾個地區所構成的中國有一個特點，即中國是一内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
中國的這種地理特點影響了古代中國人海上活動的發展和對海的認識。
在古代中國人所活動的地方&mdash&mdash當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可以稱為中國的地方，海岸線一般是平直的，沒有什麼港灣，同時在沿海一帶，特别是華北沿海一帶在古代滿布着淺湖，阻礙了人與海的直接接近。
加以中國内地能供給人們豐饒的物産，不需要以海産作為副食品。
這種情況就造成了古代中國人對海的一種看法：他們認為海是沒有用處的，是阻礙交通的（這點與希臘、羅馬人的看法正相反）。
如《山海經》中就反映出這種觀念，把海看如喜馬拉雅山，認為它是不能逾越的，并且也不想去逾越。
因而有兩個名詞出現，稱離中國很遠的地方人類所能到達的最邊遠到海的地方為“四海”，“四海之内”是人所居住的整個地方；“海外”則是鬼神所栖止的地方。
但這并不是說古代中國人當社會經濟發展已有可能和需要之時，仍然不能航海。
在秦漢時候，港灣較多的今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中國人即開始到海上去活動。
此後盡管因為内地物産豐富，中國人對利用克服海洋一事始終不太積極，然而就航海技術上講，中國人自唐宋以後，就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活動家。
到元代（公元一三五〇年前後），由于國内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不僅已與南洋建立了密切的商業關系，并向南洋大量移民。
由此而後直到明代，中國的航海技術始終遠在歐洲人之上，海船的建造也比歐洲人更科學、更巨大。
今日中國的海員也還是第一流的卓越的航海家。
乙、民族和文化 舊石器時代的全部時期直到新石器時代初期（約兩萬年前）這一段原始人類活動時期中，種族的分化和固定的分布在某一地區的現象還不甚顯著。
因人類在此時尚未從事農業，所有的人都是“獵戶”，任何地區的人都還沒有定居生活和土地、房屋等财産，隻有一些衣服、武器等類的動産。
所以當時整個舊大陸人類的流動性很大，人數不多，分化不大的原始人群，不斷地由一個地區移向另一個地區，然後經過一段時期（可能是幾千幾百年）又流動到别處去，其中也或有一部分人被留下來。
因此在舊大陸發掘出來的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的種類和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隻能靠出土的地方來區分它們。
但到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後，這種情況就改變了。
由于農業的出現，人類逐漸分别地在一些地區上定居下來。
在此以後，各地區和諸種族乃在原來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前的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各自獨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所以今日在舊大陸上發掘出來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和晚期的石器、陶器形式，雖然基本上仍相似，但已各有其獨具的特征。
中國人&mdash漢族的直系祖先就是最初定居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獨立地創造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了社會生産，從而把氏族社會推向階級社會，創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人。
但在十九世紀晚期，當西方資本主義已進入帝國主義時期之後，一些西方的江湖學者寫出了一些牽強附會、别有用心的書籍來，他們宣稱在中國地方最早建立起國家創造了文字和曆法的是自西方（巴比倫、埃及等地）來的種族，企圖令人相信隻有“西洋”人才能創造出高度的文化。
因為在古代五大文明古國中，除中國外其他四個都是高加索種人&mdash&mdash即“西方”人所建立的國家，否定了中國古代種族和文化的獨立性，就最後為所謂西方種族的優越性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得出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的“合法”借口。
這種荒謬言論自然是無中生有的。
我們可以從下列三件事實證明這種說法之不可信。
第一從所有中國古代傳說和史書記載上找不出任何“中國人種西來”的痕迹。
這種現象并不是偶然的，将之與印度對比一下即可明了。
印度在上古時代沒有曆史記載，但是他們卻流傳下來關于雅利安人進入印度的傳說。
而中國的史學自古就是很發達的，傳說的曆史故事非常豐富，如果真有西方來的種族在此創造了高度文化的話，決不會沒有一點痕迹保留下來。
第二從地下發掘出來的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器物看，其中有一些土鬲、土鼎是中國獨有的東西，足證當世界各地還處在原始社會階段之時，中國已有了自己的獨特創造。
第三漢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種族中唯一不食獸乳的人。
其原因推測有以下兩種可能：其一就是當人類尚未知道馴畜或剛開始馴畜，還不知獸乳可食之時，就已經有一支人分離出來獨立發展了，這支很早分化出來的人就是漢族的祖先。
其二就是當人類知食獸乳以前就分出去的一支人，後來在别的地方開始發現了獸乳可食，而留居在原地的人，即漢族的祖先，始終不知此事。
由上述事實可證“中國人種、文化西來”說完全是帝國主義禦用學者故意制造出來的便利其侵略的謬論。
所以，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是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文化是土生土長的。
”但這樣講并不等于說古代中國是與世隔絕的，恰恰相反，中國自古以來就與外界有交通，因此也必然和其他種族有過文化上的交流，從而彼此豐富了自己的文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三條對外交通的大道。
其一是天山北路，即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大孔道，這條路在漢以後才稱為天山北路，自北路向西可到中亞、巴比倫，更西直到地中海東部，向南可到印度。
這條路線所經之地多山，在多雨的年份，山林茂密，很難通行，隻有在幹旱的年份，較易通行。
其二是天山南路，自天山以南沿塔裡木河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即可到達中亞，然後再西進至巴比倫及地中海東部，向南則可到印度。
這條路線經過之地多沙漠，但沙漠中有許多綠洲，雨多的年份，反易通行。
其三是南方大道。
這條道路在現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主要是雲南地區，自此經過崇山峻嶺和半熱帶的森林，可至現在的緬甸，然後轉往印度。
這條路雖極難通行，但很早就為古代中國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區的人所利用。
這三大通路在古代中國曆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天山南北路一向是中亞遊牧民族侵入中國西北地區&mdash&mdash甘肅一帶，漢以後所稱的河西之地&mdash&mdash的兩條大路。
反之，也是中國通過河西走廊向西發展和對外交通的兩大幹線。
這種交通在中國方面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