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宋之積弱與變法失敗（960—10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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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兵制
宋代的統一隻能說是長期大亂後的消極治平時代，對内對外實際上都無辦法。
宋太祖集中兵權，似可矯正時弊。
但他所招的兵太多，分子雜濫，甚至往往以招兵為救荒的方法。
趙匡胤在登上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免除握有重兵的慕容延钊和韓令坤的殿前都點檢的職務，“罷為節度使”。
禁軍殿前都點檢被取消，由皇帝控制禁軍。
同一年，在一次酒宴中，趙匡胤“勸”大将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權，說此後他們可以購置田宅，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大将在利誘脅迫之下，一個個交出了兵權，這就是“杯酒釋兵權”。
北宋把禁軍分而為三，由“三衙”統領。
其将領的名位較低，大權實際上由皇帝掌握。
北宋設樞密院，樞密使有調動軍隊的權力。
而實際領兵作戰的将領往往是臨時委派，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
同時，宋朝的募兵制有很強的以職業兵身份養窮苦老百姓的色彩。
每一地災荒，政府即招兵，意為常有亂民而少有亂兵。
北宋一朝，很多農民軍起義後迅速被招安，搖身一變成為朝廷軍隊，就賴宋朝養兵政策。
兵權過于集中于上，導緻将領臨敵少有獨斷之權，不能權宜行事，而且，養兵政策使得軍隊很難形成有效的戰鬥力。
同時朝廷對軍将過于姑息，不加督責。
将既如此，兵又如彼，難怪宋代對外始終不能振作。
二财政與民生 宋初集中财政，并謀增進民生。
北宋初年于各路設置轉運使，将地方上财賦收入，除一小部分留做“諸州度支經費”外，要全部送至京師。
中央還派京官去地方上監收。
但賦役的分配過于不均，以緻占人口大多數的小農與貧民無法謀生。
宋代建朝後，不但不抑制兼并，反而縱容功臣、大将們兼并土地。
太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時，便鼓勵他們去購置田産。
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客戶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七）。
役法的不良尤其使人民感受痛苦。
宋代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
主戶分成五等，鄉村上三等戶為“上戶”，是各類地主。
四、五等戶稱為“下戶”，有少量的土地。
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五等戶和客戶都要租種土地，地租根據具體的情況或對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沒有耕牛的佃戶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給地主。
宋代名義上雖對沒有土地的客戶不征稅，但是客戶租種大戶的土地，國家收稅越重，則主戶想方設法的盤剝手段就更多。
一切負擔幾經輾轉，又全壓到了窮苦百姓的身上。
财政與民生是任何國家對内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宋代也始終未能解決。
三科舉 由唐至宋，科舉制度在外表上沒有多少變化。
但科舉的内容日益空洞，最後隻餘下浮華的賦論與大言不慚的經義。
因而所産生的人才都是些與實際完全脫離關系、能說不能行的書生。
宋代科舉考試依據的是儒家經典，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内，對儒家經典注釋不一，還不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
王安石創立的“新學”派，是新興的“宋學”中體系相對完整的學派。
宋神宗對王安石說：“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八，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以“新學”派的觀點撰注《詩義》《書義》《周禮義》，合稱《三經新義》，于熙甯八年（1075年）頒布學校，作為教科書。
此後，《三經新義》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以此選拔擁護改革的官員。
紹興末年以前，科舉雖仍以“新學”學說解釋經義為主。
但“理學”在秦桧、趙鼎扶植下，在科舉考試中也逐漸得勢。
高宗末孝宗初，“理學”遂與“新學”并為顯學，科舉中随權臣及主考官的傾向而變化。
甯宗中期以後，理學派在科舉中逐漸占優勢，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後，理學成為統治思想，新學、蜀學在科舉中遂完全被排斥。
可見，宋代科舉無論形式如何變化，歸根結底，在于選拔聽話之官吏，這與後世所诟病的明朝八股取士沒有多大區别。
法制不良，猶可改善；人才缺乏，最無希望。
這至少也是宋代對内對外始終無辦法
宋太祖集中兵權，似可矯正時弊。
但他所招的兵太多，分子雜濫，甚至往往以招兵為救荒的方法。
趙匡胤在登上皇帝位後的第二年，免除握有重兵的慕容延钊和韓令坤的殿前都點檢的職務，“罷為節度使”。
禁軍殿前都點檢被取消，由皇帝控制禁軍。
同一年，在一次酒宴中，趙匡胤“勸”大将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權，說此後他們可以購置田宅，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大将在利誘脅迫之下，一個個交出了兵權，這就是“杯酒釋兵權”。
北宋把禁軍分而為三，由“三衙”統領。
其将領的名位較低，大權實際上由皇帝掌握。
北宋設樞密院，樞密使有調動軍隊的權力。
而實際領兵作戰的将領往往是臨時委派，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
同時，宋朝的募兵制有很強的以職業兵身份養窮苦老百姓的色彩。
每一地災荒，政府即招兵，意為常有亂民而少有亂兵。
北宋一朝，很多農民軍起義後迅速被招安，搖身一變成為朝廷軍隊，就賴宋朝養兵政策。
兵權過于集中于上，導緻将領臨敵少有獨斷之權，不能權宜行事，而且，養兵政策使得軍隊很難形成有效的戰鬥力。
同時朝廷對軍将過于姑息，不加督責。
将既如此，兵又如彼，難怪宋代對外始終不能振作。
二财政與民生 宋初集中财政，并謀增進民生。
北宋初年于各路設置轉運使，将地方上财賦收入，除一小部分留做“諸州度支經費”外，要全部送至京師。
中央還派京官去地方上監收。
但賦役的分配過于不均，以緻占人口大多數的小農與貧民無法謀生。
宋代建朝後，不但不抑制兼并，反而縱容功臣、大将們兼并土地。
太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時，便鼓勵他們去購置田産。
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客戶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
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十七）。
役法的不良尤其使人民感受痛苦。
宋代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
主戶分成五等，鄉村上三等戶為“上戶”，是各類地主。
四、五等戶稱為“下戶”，有少量的土地。
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五等戶和客戶都要租種土地，地租根據具體的情況或對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沒有耕牛的佃戶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給地主。
宋代名義上雖對沒有土地的客戶不征稅，但是客戶租種大戶的土地，國家收稅越重，則主戶想方設法的盤剝手段就更多。
一切負擔幾經輾轉，又全壓到了窮苦百姓的身上。
财政與民生是任何國家對内的主要問題，這個問題宋代也始終未能解決。
三科舉 由唐至宋，科舉制度在外表上沒有多少變化。
但科舉的内容日益空洞，最後隻餘下浮華的賦論與大言不慚的經義。
因而所産生的人才都是些與實際完全脫離關系、能說不能行的書生。
宋代科舉考試依據的是儒家經典，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内，對儒家經典注釋不一，還不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
王安石創立的“新學”派，是新興的“宋學”中體系相對完整的學派。
宋神宗對王安石說：“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八，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以“新學”派的觀點撰注《詩義》《書義》《周禮義》，合稱《三經新義》，于熙甯八年（1075年）頒布學校，作為教科書。
此後，《三經新義》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以此選拔擁護改革的官員。
紹興末年以前，科舉雖仍以“新學”學說解釋經義為主。
但“理學”在秦桧、趙鼎扶植下，在科舉考試中也逐漸得勢。
高宗末孝宗初，“理學”遂與“新學”并為顯學，科舉中随權臣及主考官的傾向而變化。
甯宗中期以後，理學派在科舉中逐漸占優勢，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後，理學成為統治思想，新學、蜀學在科舉中遂完全被排斥。
可見，宋代科舉無論形式如何變化，歸根結底，在于選拔聽話之官吏，這與後世所诟病的明朝八股取士沒有多大區别。
法制不良，猶可改善；人才缺乏，最無希望。
這至少也是宋代對内對外始終無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