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大漢帝國之末運（89—3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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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力。
在東漢王朝這種風雨飄搖的情況下，統治者想的不是穩定局面，而是繼續他們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統治。
漢靈帝後宮彩女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
為了滿足宮廷需要，靈帝公開賣官鬻爵，設專門機構&mdash&mdash西邸，以按所售官職的級别收費。
公卿這樣的高位也是可以賣的，如公一千萬錢，卿五百萬錢。
漢靈帝甚至還向周圍的人抱怨當初有些官職要價過低。
在這種情況下，東漢的吏治腐敗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撈回自己買官時的花費，官員貪贓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雜稅外，更為了報功而虛報賦稅和人口，多出的這些稅，自然要由百姓來負擔。
漢安帝時期在這種種積因的推動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見得能挽回頹局。
當時偏逢一些低能兒的皇帝，天下大勢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天災人禍與人口之減少 除人為的各種禍難之外，此時天災也似乎特别流行。
舉一年為例，天災人禍的紛至沓來已很可驚，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災即達十一次，旱災七次，蝗災七次，受災範圍遍及中華大地。
當時，“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後漢書·陳忠傳》），盜賊遍地，天下成了盜匪的世界。
綱紀敗壞，國家即或要盡一點救濟貧弱的責任，也十分困難。
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厭次河戰敗平原縣兵，捉縣令劉雄，為東郡太守鎮壓。
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賊”張伯路自稱将軍，率義軍三千餘人活動于山東沿海九郡之地，殺兩千石、令、長。
次年，張伯路與渤海平原諸地義軍劉文河、周文光部會合，攻厭次，殺長吏，轉入高唐。
禦史中丞王宗持節調發幽、薊諸郡兵數萬人，與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鎮壓義軍。
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風、馬勉在九江起義，稱“無上将軍”，攻燒城邑。
次年正月，殺曲陽、東城長。
三月，馬勉在九江以黃色為服色，稱“黃帝”，“建年号，置百官”。
曆陽義軍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楊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撫的鎮壓。
關于當時的人口，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但經過長期浩劫之後，所謂“百裡無人煙”已成為很平常的現象。
五亂亡經過&mdash&mdash羌亂 龐大的帝國，亂亡的因緣雖都成熟，必須經過多次重大的打擊才能完全崩潰。
第一個打擊就是西羌的變亂。
周邊少數民族的反抗鬥争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對東漢帝國統治打擊最大的是西羌起義。
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漢時并不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興以後，政治漸趨破裂，社會日愈散漫，兵制等于消滅，所以連對付弱小的羌也毫無辦法。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
”（《後漢書·西羌傳》）官吏強征兵徭，更為暴虐。
永初元年（107年）夏，騎都尉王弘強征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出征西域，群羌害怕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
各郡發兵堵擊，并搗毀沿途羌人廬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
由于武器缺乏，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門闆、銅鏡等作為武器，屢敗官軍。
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響應，“衆遂大盛”。
他們“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後漢書·西羌傳》），多次擊敗進剿的官軍。
長期的羌亂把當時（也可說把後世曆代）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
六亂亡經過&mdash&mdash黨锢黃巾與十常侍 羌亂未平，黨禍又起。
經過武帝以下的提倡，經過中興之後的“表彰氣節”，儒教可說完全成熟，儒士成為一個特殊的團體，團體中的輿論稱為“清議”，勢力甚大。
漢末百年間外戚宦官交互弄權，外戚既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聯絡清議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黨锢之禍。
太學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國綱常的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
他們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物視為濁流，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他們攻擊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腐朽與罪惡。
太學生的議政活動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鬥争此呼彼應，使作惡多端的宦官集團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漢靈帝建甯二年（169年），宦官集團唆使皇帝掀起兩次“黨锢之禍”，瘋狂地迫害反對宦官的官員，這些被告皆“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锢及五屬”。
統治階級大肆株連：“制诏州郡大舉鈎黨，于是
在東漢王朝這種風雨飄搖的情況下，統治者想的不是穩定局面，而是繼續他們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統治。
漢靈帝後宮彩女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千金。
為了滿足宮廷需要，靈帝公開賣官鬻爵，設專門機構&mdash&mdash西邸，以按所售官職的級别收費。
公卿這樣的高位也是可以賣的，如公一千萬錢，卿五百萬錢。
漢靈帝甚至還向周圍的人抱怨當初有些官職要價過低。
在這種情況下，東漢的吏治腐敗就可想而知了。
為了撈回自己買官時的花費，官員貪贓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雜稅外，更為了報功而虛報賦稅和人口，多出的這些稅，自然要由百姓來負擔。
漢安帝時期在這種種積因的推動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見得能挽回頹局。
當時偏逢一些低能兒的皇帝，天下大勢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天災人禍與人口之減少 除人為的各種禍難之外，此時天災也似乎特别流行。
舉一年為例，天災人禍的紛至沓來已很可驚，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災即達十一次，旱災七次，蝗災七次，受災範圍遍及中華大地。
當時，“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後漢書·陳忠傳》），盜賊遍地，天下成了盜匪的世界。
綱紀敗壞，國家即或要盡一點救濟貧弱的責任，也十分困難。
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厭次河戰敗平原縣兵，捉縣令劉雄，為東郡太守鎮壓。
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賊”張伯路自稱将軍，率義軍三千餘人活動于山東沿海九郡之地，殺兩千石、令、長。
次年，張伯路與渤海平原諸地義軍劉文河、周文光部會合，攻厭次，殺長吏，轉入高唐。
禦史中丞王宗持節調發幽、薊諸郡兵數萬人，與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鎮壓義軍。
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風、馬勉在九江起義，稱“無上将軍”，攻燒城邑。
次年正月，殺曲陽、東城長。
三月，馬勉在九江以黃色為服色，稱“黃帝”，“建年号，置百官”。
曆陽義軍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楊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撫的鎮壓。
關于當時的人口，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但經過長期浩劫之後，所謂“百裡無人煙”已成為很平常的現象。
五亂亡經過&mdash&mdash羌亂 龐大的帝國，亂亡的因緣雖都成熟，必須經過多次重大的打擊才能完全崩潰。
第一個打擊就是西羌的變亂。
周邊少數民族的反抗鬥争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對東漢帝國統治打擊最大的是西羌起義。
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漢時并不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中興以後，政治漸趨破裂，社會日愈散漫，兵制等于消滅，所以連對付弱小的羌也毫無辦法。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
”（《後漢書·西羌傳》）官吏強征兵徭，更為暴虐。
永初元年（107年）夏，騎都尉王弘強征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出征西域，群羌害怕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
各郡發兵堵擊，并搗毀沿途羌人廬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
由于武器缺乏，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門闆、銅鏡等作為武器，屢敗官軍。
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響應，“衆遂大盛”。
他們“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後漢書·西羌傳》），多次擊敗進剿的官軍。
長期的羌亂把當時（也可說把後世曆代）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
六亂亡經過&mdash&mdash黨锢黃巾與十常侍 羌亂未平，黨禍又起。
經過武帝以下的提倡，經過中興之後的“表彰氣節”，儒教可說完全成熟，儒士成為一個特殊的團體，團體中的輿論稱為“清議”，勢力甚大。
漢末百年間外戚宦官交互弄權，外戚既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聯絡清議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黨锢之禍。
太學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國綱常的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
他們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物視為濁流，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他們攻擊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腐朽與罪惡。
太學生的議政活動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鬥争此呼彼應，使作惡多端的宦官集團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漢靈帝建甯二年（169年），宦官集團唆使皇帝掀起兩次“黨锢之禍”，瘋狂地迫害反對宦官的官員，這些被告皆“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锢及五屬”。
統治階級大肆株連：“制诏州郡大舉鈎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