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大漢帝國之末運(89—316年)

關燈


     “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

    ”(《後漢書·西羌傳》)官吏強征兵徭,更為暴虐。

    永初元年(107年)夏,騎都尉王弘強征金城、隴西、漢陽三郡羌人數百千騎出征西域,群羌害怕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

    各郡發兵堵擊,并搗毀沿途羌人廬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

    由于武器缺乏,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門闆、銅鏡等作為武器,屢敗官軍。

    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響應,“衆遂大盛”。

    他們“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後漢書·西羌傳》),多次擊敗進剿的官軍。

    長期的羌亂把當時(也可說把後世曆代)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

     六亂亡經過&mdash&mdash黨锢黃巾與十常侍 羌亂未平,黨禍又起。

    經過武帝以下的提倡,經過中興之後的“表彰氣節”,儒教可說完全成熟,儒士成為一個特殊的團體,團體中的輿論稱為“清議”,勢力甚大。

    漢末百年間外戚宦官交互弄權,外戚既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聯絡清議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黨锢之禍。

     太學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國綱常的衛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

    他們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團的人物視為濁流,對宦官進行猛烈的攻擊。

    他們攻擊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書,揭露宦官擅權的腐朽與罪惡。

    太學生的議政活動和正直官吏翦除宦官的鬥争此呼彼應,使作惡多端的宦官集團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後快。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漢靈帝建甯二年(169年),宦官集團唆使皇帝掀起兩次“黨锢之禍”,瘋狂地迫害反對宦官的官員,這些被告皆“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锢及五屬”。

    統治階級大肆株連:“制诏州郡大舉鈎黨,于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後漢書·黨锢傳》)當權的宦官集團對于這種瘋狂的迫害還不準申訴辯理。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訟黨人,棄市。

    诏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後漢書·靈帝紀》)。

    “黨禍”株連之廣,簡直前無古人! 政治日非,民不聊生,黃巾之亂又起。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秘密結社以宗教名義為号召的民衆暴動,從此之後就成為定例。

    散漫的人心似乎隻有對于宗教式的秘密團體還能忠心擁護。

    這種團體大概平時潛伏,可惜無從研究;到政治腐敗民不堪命時,往往是由這種秘密會社首先起事。

     黃巾起義的主導力量是太平道。

    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平鄉縣)人張角、張梁、張寶兄弟三人通過治病救人等手段傳布太平道,其信徒高達數十萬人,遍及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大州,幾乎占了當時全國的四分之三。

    許多人為了投奔張角,不惜變賣家産,千裡迢迢,争先恐後,沿途擠得水洩不通,據說半途被踩死者就有萬多人。

    張角積極部署大起義的準備,後因機謀洩露,不得不提前起義。

    黃巾起義聲勢浩大,朝廷軍隊一度無可抵禦,隻得放開權柄,命令地方州牧自行籌備軍隊鎮壓黃巾軍,地方豪強也以鎮壓黃巾為借口擴充力量,在各地軍隊的血腥鎮壓下,同時也因為黃巾軍的戰略失誤,在幾個月之後,起義最終失敗。

     黃巾軍方平,十常侍之亂又起。

    這是百年來外戚宦官的末次争鬥,也是宦官禍國的最烈一幕。

    漢靈帝時的宦官集團,人稱“十常侍”,其首領是張讓和趙忠。

    他們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以緻靈帝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大将軍何進是皇後之兄,靈帝駕崩後,“十常侍”之一的蹇碩預謀誅殺何進而立皇子劉協,
0.05490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