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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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用紙，甚精到。
一良先生亦有讨論。
二四頁說牓子可用半張紙，令我想起俗語“秀才人情紙半張”，以前不大懂。
又三六頁說宋以後似已無璧回謙稱過分的門狀名刺之風。
我猜想是減少了，尚未全無。
近見吳大澂給友人的信，末有“敬請台安，藉璧謙版”八字，謙版擡頭，可見清末還有此種風習。
馬世長君研究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用紙（四一九至四二四頁），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即敦煌文書所用紙張，其高度超過三○厘米的大紙，大約在吐蕃時期出現，至晚唐、五代時則使用得較為普遍。
”（四二四頁）此說甚有益。
文書之紙，在正反兩面使用，有一名詞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辭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讀書雜識》（《燕京學報》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讨論。
引《南史》七六《隐逸傳（下）》“反故抄寫”，《南史》八十《侯景傳》“何當離此反故紙耶”說“反故者猶言廢紙，今東瀛尚用此語”，甚是。
又按，《抱樸子·自叙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
或可作為旁證。
既有反正，而寫者又未必是一人用兩面，則正背有時難定。
若依書寫先後，以先寫者為正，則為劉俊文君論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說“律疏乃正面，書寫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書在後”。
以下細論因此之錯誤裁割等問題，此類問題，是左景權先生大文中所謂“變例”（一五頁）。
舉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号文書，一面是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内容十分重要。
另一面是《華嚴經》，抄者用反故，把官文書剪斷連貼，次序錯亂，山本達郎教授得池田溫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東洋學報》三十七卷連期發表（1954年），現在池田先生又彙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功德無量！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著錄此卷，以佛經為正，官文書為背。
翟理斯（L.Giles）目錄則說正面是Census（戶籍），背是《華嚴經》。
較好。
池田《籍帳研究》一六五頁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權先生論書寫紙，可參考之處甚多。
現除官文書應早于私文書之外，再提一點，即先生所謂“道經背面，屢見佛文，反之則絕無僅有”（一六頁），此點反映兩教之消長，極為重要。
道家重視書法，陳寅恪師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文中，早有讨論。
佛教徒亦當仁不讓，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時期の敦煌》（《東方學報》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經曆斷片有“道士文書并無用處”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認為書法最佳（達筆），不知與另一面道經書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執，景權先生已經說了。
王永興先生研究色役，說有二十餘種（一二七頁），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别于吏部兵部當番服役。
很重要。
所引《舊唐書·職官志》“朝議郎以下”雲雲一段，更為重要，因為雖然“承使及親驅使，甚為猥賤”，而“兩番以上，則随番許簡，通時務者，始令參選，一登職事已後，雖官有代滿，即不複番上”。
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條件的。
是否應計為色役，很難說。
鞠清遠有《唐代财政史》一書，抗戰時長沙商務館（1930年）印行，大約流布不廣。
此書内容充實，在特種收支章内論色役與資課，值得參考。
困難之點，是色役之色隻是種類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詞，好像不甚确定，後人更難分别了。
安家瑤君研究的判集，有幾點小事可提，二三四頁至二三五頁“沙州地稅，耆壽訴稱不濟，軍州諸加稅四升”兩判不同，先誰後駁，頗可注意。
二三七頁第一行張卿以下，似應另題為别條。
下一條“強索進馬”，與一良先生文中讨論之進馬（三一至三
一良先生亦有讨論。
二四頁說牓子可用半張紙，令我想起俗語“秀才人情紙半張”，以前不大懂。
又三六頁說宋以後似已無璧回謙稱過分的門狀名刺之風。
我猜想是減少了，尚未全無。
近見吳大澂給友人的信，末有“敬請台安，藉璧謙版”八字，謙版擡頭，可見清末還有此種風習。
馬世長君研究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用紙（四一九至四二四頁），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即敦煌文書所用紙張，其高度超過三○厘米的大紙，大約在吐蕃時期出現，至晚唐、五代時則使用得較為普遍。
”（四二四頁）此說甚有益。
文書之紙，在正反兩面使用，有一名詞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辭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讀書雜識》（《燕京學報》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讨論。
引《南史》七六《隐逸傳（下）》“反故抄寫”，《南史》八十《侯景傳》“何當離此反故紙耶”說“反故者猶言廢紙，今東瀛尚用此語”，甚是。
又按，《抱樸子·自叙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
或可作為旁證。
既有反正，而寫者又未必是一人用兩面，則正背有時難定。
若依書寫先後，以先寫者為正，則為劉俊文君論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說“律疏乃正面，書寫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書在後”。
以下細論因此之錯誤裁割等問題，此類問題，是左景權先生大文中所謂“變例”（一五頁）。
舉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号文書，一面是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内容十分重要。
另一面是《華嚴經》，抄者用反故，把官文書剪斷連貼，次序錯亂，山本達郎教授得池田溫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東洋學報》三十七卷連期發表（1954年），現在池田先生又彙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1979年），功德無量！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著錄此卷，以佛經為正，官文書為背。
翟理斯（L.Giles）目錄則說正面是Census（戶籍），背是《華嚴經》。
較好。
池田《籍帳研究》一六五頁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權先生論書寫紙，可參考之處甚多。
現除官文書應早于私文書之外，再提一點，即先生所謂“道經背面，屢見佛文，反之則絕無僅有”（一六頁），此點反映兩教之消長，極為重要。
道家重視書法，陳寅恪師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文中，早有讨論。
佛教徒亦當仁不讓，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時期の敦煌》（《東方學報》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經曆斷片有“道士文書并無用處”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認為書法最佳（達筆），不知與另一面道經書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執，景權先生已經說了。
王永興先生研究色役，說有二十餘種（一二七頁），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别于吏部兵部當番服役。
很重要。
所引《舊唐書·職官志》“朝議郎以下”雲雲一段，更為重要，因為雖然“承使及親驅使，甚為猥賤”，而“兩番以上，則随番許簡，通時務者，始令參選，一登職事已後，雖官有代滿，即不複番上”。
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條件的。
是否應計為色役，很難說。
鞠清遠有《唐代财政史》一書，抗戰時長沙商務館（1930年）印行，大約流布不廣。
此書内容充實，在特種收支章内論色役與資課，值得參考。
困難之點，是色役之色隻是種類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詞，好像不甚确定，後人更難分别了。
安家瑤君研究的判集，有幾點小事可提，二三四頁至二三五頁“沙州地稅，耆壽訴稱不濟，軍州諸加稅四升”兩判不同，先誰後駁，頗可注意。
二三七頁第一行張卿以下，似應另題為别條。
下一條“強索進馬”，與一良先生文中讨論之進馬（三一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