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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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贈這冊研究論集，感謝之至！“論集”由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成，有周一良教授1981年8月的序言，于1982年5月出版。
大約因為内容各篇都是手寫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時間，出版相當快。
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良好的辦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書體有問題之時。
《論集》共收十七篇文章。
第一篇《敦煌寫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遺稿。
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獻，著述美富。
這四篇跋文，是劉修業夫人檢出提供的，足可紀念這位受人敬愛的先驅者。
以下左景權《敦煌文書學（漢文篇）發凡》。
景權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書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長文評介，甚為推重。
1981年他在北大曆史系客講，此文堪稱發凡，精義甚多。
我略有一點補充，下文再說。
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
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隻算在哈佛同學已有六年（1941&mdash1946年）。
史學之深（尤其是魏晉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會梵文），我都是望塵莫及，敬為畏友。
他的博士論文“Tantrismin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傳譯注》，194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簡稱HJAS）8，3&mdash4發表。
當時受伯希和學風的影響，以長注見功力。
又為讀者方便，把二十條？（A&mdashT）長注改為附錄（要各加題目更好）。
哥倫比亞大學的丁龍講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國漢學元老，曾說此文fullofmeat，意即内容豐美，可快朵頤。
治佛教史的朋友們，此文不可不讀。
一良先生這篇《書儀考》隻是其一，其中由西晉講到唐末，對程式風習，時代演變，讨論甚詳。
對投刺賀年一事，一直講到近代。
這樣上勾下連的做法，最有啟發性。
曆史是發展的，學人斷不可以一代自限。
《書儀考》之一，已可示範，以下必是源源而來。
大著《魏晉南北朝史劄記》，更盼早日出版。
嘗鼎一脔，已見寶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興《唐天寶敦煌差科簿研究&mdash&mdash兼論唐代色役制和其他問題》，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驿傳制度&mdash&mdash兼論敦煌行人部落》，張廣達、榮新江《關于唐末宋初于阗國的國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問題》。
王、張兩先生在北大曆史系為唐史研究生開設“敦煌文書研究”課，并有部分中國史專業三年級學生選修。
以下的若幹篇論文有注明年級的，都曾受兩位先生的指導。
兩位先生都是專家，所寫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須參考的。
榮新江君是北大曆史系本科生，與廣達先生師生合作，不但可為佳話，也希望可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師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興先生1957年對唐代差科簿的考釋，早已拜讀。
特别記得他對市壁師的解釋，因為這個名詞反映商業及官司管理，頗為重要。
現在這篇大文長逾百頁，甚多精彩，對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清華（1933&mdash1937年）是經濟系，永興先生是曆史系（可能略晚一兩年），當時似未正式會見，但可能有同課之雅，陳寅恪先生的課，必然都聽過。
我的學士論文《從租庸調到兩稅法》是陳先生指導的，論文的一章&mdash&mdash《中唐以後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系》在《清華學報》印布，将來若收入論集，或可用以紀念先師。
張廣達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
驿傳文有中央民族學院陳慶英、端智嘉兩位藏學學者相助，這種各學術機關協力同心的情況，令人欣慰！一八九頁
大約因為内容各篇都是手寫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時間，出版相當快。
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良好的辦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書體有問題之時。
《論集》共收十七篇文章。
第一篇《敦煌寫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遺稿。
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獻，著述美富。
這四篇跋文，是劉修業夫人檢出提供的，足可紀念這位受人敬愛的先驅者。
以下左景權《敦煌文書學（漢文篇）發凡》。
景權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書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長文評介，甚為推重。
1981年他在北大曆史系客講，此文堪稱發凡，精義甚多。
我略有一點補充，下文再說。
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
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隻算在哈佛同學已有六年（1941&mdash1946年）。
史學之深（尤其是魏晉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會梵文），我都是望塵莫及，敬為畏友。
他的博士論文“Tantrismin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傳譯注》，1945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簡稱HJAS）8，3&mdash4發表。
當時受伯希和學風的影響，以長注見功力。
又為讀者方便，把二十條？（A&mdashT）長注改為附錄（要各加題目更好）。
哥倫比亞大學的丁龍講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國漢學元老，曾說此文fullofmeat，意即内容豐美，可快朵頤。
治佛教史的朋友們，此文不可不讀。
一良先生這篇《書儀考》隻是其一，其中由西晉講到唐末，對程式風習，時代演變，讨論甚詳。
對投刺賀年一事，一直講到近代。
這樣上勾下連的做法，最有啟發性。
曆史是發展的，學人斷不可以一代自限。
《書儀考》之一，已可示範，以下必是源源而來。
大著《魏晉南北朝史劄記》，更盼早日出版。
嘗鼎一脔，已見寶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興《唐天寶敦煌差科簿研究&mdash&mdash兼論唐代色役制和其他問題》，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驿傳制度&mdash&mdash兼論敦煌行人部落》，張廣達、榮新江《關于唐末宋初于阗國的國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問題》。
王、張兩先生在北大曆史系為唐史研究生開設“敦煌文書研究”課，并有部分中國史專業三年級學生選修。
以下的若幹篇論文有注明年級的，都曾受兩位先生的指導。
兩位先生都是專家，所寫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須參考的。
榮新江君是北大曆史系本科生，與廣達先生師生合作，不但可為佳話，也希望可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師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興先生1957年對唐代差科簿的考釋，早已拜讀。
特别記得他對市壁師的解釋，因為這個名詞反映商業及官司管理，頗為重要。
現在這篇大文長逾百頁，甚多精彩，對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清華（1933&mdash1937年）是經濟系，永興先生是曆史系（可能略晚一兩年），當時似未正式會見，但可能有同課之雅，陳寅恪先生的課，必然都聽過。
我的學士論文《從租庸調到兩稅法》是陳先生指導的，論文的一章&mdash&mdash《中唐以後稅制與南朝稅制之關系》在《清華學報》印布，将來若收入論集，或可用以紀念先師。
張廣達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
驿傳文有中央民族學院陳慶英、端智嘉兩位藏學學者相助，這種各學術機關協力同心的情況，令人欣慰！一八九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