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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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能是“土商”與“客商”合作，而且有些時候，“客商”可能比“土商”更重要。
這有一個顯然的理由，就是“土商”資本不一定太雄厚，而“客商”遠賈則應以資本厚者為多。
尤其是能在主要營業之處定居的。
例如《大同府志》卷七《風土》（葉四上）下面一段，就很可玩味： 其商賈俱山右人，而汾、介為多。
踵世邊居，婚嫁随之。
本城市廛及往來運販歸化綏遠各城者，皆逐微末自給，非能擁厚赀居奇擅利者也。
這大概是清朝初葉到中葉的情形（志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如果是抄的舊志，那就可能早到明代。
這些汾、介“土商”，踵世邊居，很可能經營商屯，至少有很大的可能經營米粟業。
至于經營商屯的人，納糧得引之後，是否親自到産鹽區去領鹽，還是把鹽引轉賣與人，恐怕要看他們自己的資力與經營方略而定。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屯田》說：“弘治中，葉淇變法（實則在葉淇之前已有變化，參考和田清《明史食貨志譯注》，1957年，上冊，八六頁，注二○五，引藤井宏《史學雜志》五十四期五号之文）&hellip&hellip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所謂徙家于淮的西北商，當然是資本雄厚的山陝土商了。
至于所謂淮商，則似指主要在兩淮營業的大商，而不必限于本籍在淮之商。
我曾重檢藤井宏教授的名篇《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十六卷一至四号，1953年。
此文已有傅衣淩、黃煥宗合譯，見《安徽曆史學報》總第二期，《安徽史學通訊》總第九号第十号，1959年），看見他提到的新安商人，到西北去營業的，為例并不甚多。
隻有（1）嘉靖萬曆年間的歙商程德容“父有華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薄。
君挾其遣以江淮，北溯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二十餘年成大賈”。
（2）汪道昆的祖父汪玄儀，“公聚三月糧客燕代，遂起鹽筴，客東海諸郡中。
”（3）又汪道昆的叔祖（藤井說“曾叔父”，似誤。
中譯未改）汪玄倧有三個兒子，良柏、良楷、良權，“嘉靖中，三人者，從大叔父受賈。
長公（良柏）季公（良權）居東省，若（就是&lsquo及&rsquo）轉谷關中。
次公（良楷）主化居，獨就常山（浙江衢州府下）為市”。
（4）嘉靖間，休甯商王全“蒙故業，客燕、趙、齊、楚間，卒入浙，用鹽起”等數例。
實際自應比此為多。
不過他所引的嘉慶《江都縣續志》卷十二，則有下面一段： 揚以流寓入籍者甚多。
雖世居揚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
明中鹽法行，山陝之商麋至。
三原之梁、山西之閻、李，科第曆二百餘年。
至于河津、蘭州（明代屬陝西）之劉、襄陵之喬、高，泾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
往往父子兄弟，分屬兩地。
若萊陽之戴，科名仕宦，已閱四世，族盡在揚州。
此外如歙之程、方、吳諸大姓，累世居揚而終貫本籍者，尤不可勝數。
我們從這一篇點将錄，可以推斷《食貨志》所謂淮商，應該也包括若幹山陝商人。
所以又可以推想在“納糧中鹽”從而取利這一大段的營業上，山陝商人，大約兼演過“邊商”、“内商”、“囤商”（囤積鹽引居奇，以邀厚利）三個角色，而且表演的相當火熾。
附帶提一下，商屯與開中，可以分開，而不必一定連在一起。
此點請考故清水奉次教授的《商屯考》，此文先生在《東亞經濟研究》十一卷二号（1927年）發表，後來收入他的《明代土地制度研究》（1968年）。
又開中不限于中鹽，也有“中茶”的，而中鹽也不限于“納糧”，也可以納馬，納鐵，運茶等。
李龍華君在上引文第一頁已有說明，不過他的研究，是集中在鹽糧兌換與鹽鐵兌換兩方面。
至于邊防常駐大軍，需要軍市，那是自然的。
《史記》卷八一《李牧傳》，說他“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輸入莫（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飨士”。
又卷一○二《馮唐傳》，記馮唐對漢文帝稱贊廉頗、李牧，接着說“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飨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飨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又宋朝邊将多以“公使庫”、“随軍庫”（南宋又有撫養邊備等庫）的财務，回易取利，佐伯教授在他的《宋代の公使庫につぃて》（《史林》五十三卷第一号，1970年）已有論述（有兩處我們在哈佛讨論過），這裡不必多講了。
1973年3月23日初稿 （原載《食貨月刊》複刊第三卷第二期）
這有一個顯然的理由，就是“土商”資本不一定太雄厚，而“客商”遠賈則應以資本厚者為多。
尤其是能在主要營業之處定居的。
例如《大同府志》卷七《風土》（葉四上）下面一段，就很可玩味： 其商賈俱山右人，而汾、介為多。
踵世邊居，婚嫁随之。
本城市廛及往來運販歸化綏遠各城者，皆逐微末自給，非能擁厚赀居奇擅利者也。
這大概是清朝初葉到中葉的情形（志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如果是抄的舊志，那就可能早到明代。
這些汾、介“土商”，踵世邊居，很可能經營商屯，至少有很大的可能經營米粟業。
至于經營商屯的人，納糧得引之後，是否親自到産鹽區去領鹽，還是把鹽引轉賣與人，恐怕要看他們自己的資力與經營方略而定。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屯田》說：“弘治中，葉淇變法（實則在葉淇之前已有變化，參考和田清《明史食貨志譯注》，1957年，上冊，八六頁，注二○五，引藤井宏《史學雜志》五十四期五号之文）&hellip&hellip諸淮商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所謂徙家于淮的西北商，當然是資本雄厚的山陝土商了。
至于所謂淮商，則似指主要在兩淮營業的大商，而不必限于本籍在淮之商。
我曾重檢藤井宏教授的名篇《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十六卷一至四号，1953年。
此文已有傅衣淩、黃煥宗合譯，見《安徽曆史學報》總第二期，《安徽史學通訊》總第九号第十号，1959年），看見他提到的新安商人，到西北去營業的，為例并不甚多。
隻有（1）嘉靖萬曆年間的歙商程德容“父有華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薄。
君挾其遣以江淮，北溯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二十餘年成大賈”。
（2）汪道昆的祖父汪玄儀，“公聚三月糧客燕代，遂起鹽筴，客東海諸郡中。
”（3）又汪道昆的叔祖（藤井說“曾叔父”，似誤。
中譯未改）汪玄倧有三個兒子，良柏、良楷、良權，“嘉靖中，三人者，從大叔父受賈。
長公（良柏）季公（良權）居東省，若（就是&lsquo及&rsquo）轉谷關中。
次公（良楷）主化居，獨就常山（浙江衢州府下）為市”。
（4）嘉靖間，休甯商王全“蒙故業，客燕、趙、齊、楚間，卒入浙，用鹽起”等數例。
實際自應比此為多。
不過他所引的嘉慶《江都縣續志》卷十二，則有下面一段： 揚以流寓入籍者甚多。
雖世居揚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
明中鹽法行，山陝之商麋至。
三原之梁、山西之閻、李，科第曆二百餘年。
至于河津、蘭州（明代屬陝西）之劉、襄陵之喬、高，泾陽之張、郭，西安之申、臨潼之張，兼籍故土，實皆居揚。
往往父子兄弟，分屬兩地。
若萊陽之戴，科名仕宦，已閱四世，族盡在揚州。
此外如歙之程、方、吳諸大姓，累世居揚而終貫本籍者，尤不可勝數。
我們從這一篇點将錄，可以推斷《食貨志》所謂淮商，應該也包括若幹山陝商人。
所以又可以推想在“納糧中鹽”從而取利這一大段的營業上，山陝商人，大約兼演過“邊商”、“内商”、“囤商”（囤積鹽引居奇，以邀厚利）三個角色，而且表演的相當火熾。
附帶提一下，商屯與開中，可以分開，而不必一定連在一起。
此點請考故清水奉次教授的《商屯考》，此文先生在《東亞經濟研究》十一卷二号（1927年）發表，後來收入他的《明代土地制度研究》（1968年）。
又開中不限于中鹽，也有“中茶”的，而中鹽也不限于“納糧”，也可以納馬，納鐵，運茶等。
李龍華君在上引文第一頁已有說明，不過他的研究，是集中在鹽糧兌換與鹽鐵兌換兩方面。
至于邊防常駐大軍，需要軍市，那是自然的。
《史記》卷八一《李牧傳》，說他“常居代、雁門，備匈奴。
以便宜置吏。
市租皆輸入莫（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飨士”。
又卷一○二《馮唐傳》，記馮唐對漢文帝稱贊廉頗、李牧，接着說“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飨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飨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又宋朝邊将多以“公使庫”、“随軍庫”（南宋又有撫養邊備等庫）的财務，回易取利，佐伯教授在他的《宋代の公使庫につぃて》（《史林》五十三卷第一号，1970年）已有論述（有兩處我們在哈佛讨論過），這裡不必多講了。
1973年3月23日初稿 （原載《食貨月刊》複刊第三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