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評介
關燈
小
中
大
路”當作“厄于岐路”。
三○○頁，倒三行，“既出家庭，奔路程貴乎神速”斷句小誤。
又末行“切記妨閑”似當作防閑。
三○一頁，七行，第（五）段終于“莫向農忙之際”，以下“須識遲中有快，當窮好處藏低”是第（六）段起句（相對）。
三○六頁，一行“陸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脫裡衣”，三行“遇人适興酌杯，不可夜飲過度”皆六字為句，八行“閑中一覽”閑當作閒。
三○九頁，四行，“行李潇然”疑當作蕭然。
五行，“遊吾入伴”似當作“邀吾入伴”。
三一三頁，末行，“諒質授業”似當作量質。
三一四頁，五行，“出門懇辭錢程”錢程是俴程之誤。
三一五頁，十一行，“辯貨”當作“辨貨”。
三二○頁，倒二行，“蓋嘗為卑為降”，“嘗”疑當作“當”。
三二九頁，十行，“治鑄”常作“冶鑄”。
三三三頁，倒六、七行，“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斷句小誤。
又“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為用”。
疑有脫衍，或當作“生平坦（蕩），肝膈示人，人樂為用”。
三五一、三五二頁，“保頭”“包頭”意義相同或相通，甚是。
拙稿（《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刊一八八&mdash一八九頁）亦論此義，所舉用例較多。
“保（任）”較“包（辦）”為先起。
又“保”可作名詞用，指保任之人，“包”則無此用法。
三五八頁，二行，“不許包頭多克”，“克”當作“剋”。
三六六頁，倒二行，“分例”當作“分列”。
三八五頁，三行，“消布”當作“銷布”；“如派”似當作“加派”。
三九九頁，十行，“且百工藝業，首禁把持。
随牌名目，本屬私議”斷句小誤，以下譯文亦有可商。
最後，要特别提請讀者注意的，就是本書标題所謂“山西商人”，是用的一種特别廣義，包括山西、陝西兩省的商人，所以實際讨論的是“山陝商人”或所謂“西商”。
這一點，作者開宗明義，在序章第一段就大書特書，而且書中提到“山西商人”，前後都用方括号，随時提醒讀者，這是寺田教授非常矜慎的地方。
（按：佐伯教授在《社會文化史學》發表的《清朝の興起と山西商人》一文，“山西商人”也指山陝商人。
） 至于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北邊的軍事消費，包括食糧棉布棉花的需要，以及開中法（商人在邊地屯田、納糧&mdash&mdash後改納銀，但又不時納米豆&mdash&mdash領引中鹽）這些背景，自然供給了商人發财的機會，可以刺激農商業，乃至棉織業的發展。
不過影響所及，決不限于山西一省的工商業者。
據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本名《中國棉業之發展》，1942年刊行出版，後由作者補充修改，改了書名，1955年出版。
此書有日文譯本，改題《中國近代産業發達史》，副題才是《中國棉紡織史稿》，1966年印行，譯者是依山熹家）第三十頁根據《萬曆會計錄》卷一七、十八、二十一、二四作成的“明代各邊衛軍用花征派情況表”，大同在明初坐派山西布花，成化十六年（1480年）坐派（？）棉布十六萬匹。
宣府在正統十二年（1447年）會派山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棉布二十八萬匹，棉花二十二萬斤，數目最大，恐是預防外患，兩年之後（1449年），也先入寇，竟把皇帝虜去。
以後宣府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會派山西山東各布政司棉布十五萬七千匹，棉花十萬斤。
再以後，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六年（1527年）是“會派”、“額派”、“歲派”山東山西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棉布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匹，棉花三萬七千五百斤。
顯然已經成了固定的歲額“會派”了。
所以山西北邊的棉花棉布實際負擔，決不限于山西一省。
我們因此也可以推定，山西本省的生産，不夠邊防之用。
關于開中，李龍華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二期（1971年）有一篇很結實的文章，題為《明代的開中法》，主要是從《明實錄》搜集的資料。
看他所列的表，宣府大同納糧，多半是米豆合計。
景泰三年（1452年）宣府納糧，是米七分，豆三分。
納糧的是“土商”、“客商”不甚清楚（聯陞按：如果陝西人在山西納糧，似乎也應該稱“客商”）。
宣德五年（1430年）甯夏衛倉納糧，是米豆麥，說明是“陝西山西客商納價”。
可知山陝商人已經以“客商”身份，在甯夏活動了。
我推想在納糧中鹽一
三○○頁，倒三行，“既出家庭，奔路程貴乎神速”斷句小誤。
又末行“切記妨閑”似當作防閑。
三○一頁，七行，第（五）段終于“莫向農忙之際”，以下“須識遲中有快，當窮好處藏低”是第（六）段起句（相對）。
三○六頁，一行“陸路宜早投宿，睡卧勿脫裡衣”，三行“遇人适興酌杯，不可夜飲過度”皆六字為句，八行“閑中一覽”閑當作閒。
三○九頁，四行，“行李潇然”疑當作蕭然。
五行，“遊吾入伴”似當作“邀吾入伴”。
三一三頁，末行，“諒質授業”似當作量質。
三一四頁，五行，“出門懇辭錢程”錢程是俴程之誤。
三一五頁，十一行，“辯貨”當作“辨貨”。
三二○頁，倒二行，“蓋嘗為卑為降”，“嘗”疑當作“當”。
三二九頁，十行，“治鑄”常作“冶鑄”。
三三三頁，倒六、七行，“悉知其人材具，短長敏鈍，程才而授之事”斷句小誤。
又“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人樂為用”。
疑有脫衍，或當作“生平坦（蕩），肝膈示人，人樂為用”。
三五一、三五二頁，“保頭”“包頭”意義相同或相通，甚是。
拙稿（《清華學報》新八卷一、二合刊一八八&mdash一八九頁）亦論此義，所舉用例較多。
“保（任）”較“包（辦）”為先起。
又“保”可作名詞用，指保任之人，“包”則無此用法。
三五八頁，二行，“不許包頭多克”，“克”當作“剋”。
三六六頁，倒二行，“分例”當作“分列”。
三八五頁，三行，“消布”當作“銷布”；“如派”似當作“加派”。
三九九頁，十行，“且百工藝業，首禁把持。
随牌名目，本屬私議”斷句小誤，以下譯文亦有可商。
最後，要特别提請讀者注意的，就是本書标題所謂“山西商人”，是用的一種特别廣義，包括山西、陝西兩省的商人，所以實際讨論的是“山陝商人”或所謂“西商”。
這一點，作者開宗明義，在序章第一段就大書特書，而且書中提到“山西商人”，前後都用方括号，随時提醒讀者，這是寺田教授非常矜慎的地方。
（按：佐伯教授在《社會文化史學》發表的《清朝の興起と山西商人》一文，“山西商人”也指山陝商人。
） 至于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北邊的軍事消費，包括食糧棉布棉花的需要，以及開中法（商人在邊地屯田、納糧&mdash&mdash後改納銀，但又不時納米豆&mdash&mdash領引中鹽）這些背景，自然供給了商人發财的機會，可以刺激農商業，乃至棉織業的發展。
不過影響所及，決不限于山西一省的工商業者。
據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本名《中國棉業之發展》，1942年刊行出版，後由作者補充修改，改了書名，1955年出版。
此書有日文譯本，改題《中國近代産業發達史》，副題才是《中國棉紡織史稿》，1966年印行，譯者是依山熹家）第三十頁根據《萬曆會計錄》卷一七、十八、二十一、二四作成的“明代各邊衛軍用花征派情況表”，大同在明初坐派山西布花，成化十六年（1480年）坐派（？）棉布十六萬匹。
宣府在正統十二年（1447年）會派山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棉布二十八萬匹，棉花二十二萬斤，數目最大，恐是預防外患，兩年之後（1449年），也先入寇，竟把皇帝虜去。
以後宣府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會派山西山東各布政司棉布十五萬七千匹，棉花十萬斤。
再以後，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六年（1527年）是“會派”、“額派”、“歲派”山東山西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棉布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匹，棉花三萬七千五百斤。
顯然已經成了固定的歲額“會派”了。
所以山西北邊的棉花棉布實際負擔，決不限于山西一省。
我們因此也可以推定，山西本省的生産，不夠邊防之用。
關于開中，李龍華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四卷二期（1971年）有一篇很結實的文章，題為《明代的開中法》，主要是從《明實錄》搜集的資料。
看他所列的表，宣府大同納糧，多半是米豆合計。
景泰三年（1452年）宣府納糧，是米七分，豆三分。
納糧的是“土商”、“客商”不甚清楚（聯陞按：如果陝西人在山西納糧，似乎也應該稱“客商”）。
宣德五年（1430年）甯夏衛倉納糧，是米豆麥，說明是“陝西山西客商納價”。
可知山陝商人已經以“客商”身份，在甯夏活動了。
我推想在納糧中鹽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