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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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籍。
此議又提及甯夏之商學，平涼之苑學，都是陝西人入學。
又說運學之費，乃至增廣鹽商生員額數的廪給等費，都應由商人分擔，這好像是一個原則，很可注意。
又按雍正《兩浙鹽法志》卷一五《商籍》說“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兩浙網商蔣恩等為商人子弟有志上進，比照河東事例，具呈巡鹽都禦史鄢懋卿批提學道議允，行運司錄送附民籍收考。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巡鹽禦史葉永盛題，為廣開商籍以弘樂育事疏稱&hellip&hellip臣謹查淮揚長蘆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惟兩浙商籍子弟，歲科所取不過一二人而止，浙地瀕海最迩，煮販十倍他所，取數若少，則遺珠可惜，回籍應試，則阻隔為憂。
伏乞聖慈，廣作人之化，憫旅寄之勞，敕令在浙行鹽商人子弟，凡歲科提學使者，按臨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錢塘三學之數，另占籍貫，立額存例。
庶商籍廣而士無遷業賦有常經矣。
奉旨該部議覆，允，劄行提學道，碑行運使編立商籍錄送考取入學，節該，遵行。
（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ofSocialMobility，1368&mdash1911（1962）（何教授自譯書名為《明清社會史論》）讨論明清科舉，有詳細的統計，是一本權威性的著作，其中論及“商籍”說1600年（即萬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據《兩浙鹽法志》，隻是沒有提到商籍與運學運籍的關系。
又何教授似未見康熙《兩淮鹽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陝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揚的商籍。
因此他計算的明代商籍進士，隻有一人。
按寺田教授根據康熙乾隆的《兩淮鹽法志》，又以同治《兩淮鹽法志》補充。
山陝進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陝西二十九名（三原縣十七名，泾陽縣八名，是特多的兩縣），山西人八名（大同縣五名）；未成進士的舉人，陝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泾陽十四名），山西隻有五名（寺田說六名，也許把“陝西”的一位作為山西人了）。
二二八頁又附記兩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進士的，在歙縣有七十名，休甯縣一名，計七十一名。
二三二頁注（3）說，這些新安商人是所謂“附籍”中式，我想是對的。
二三一頁注（1）請讀者參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六の四）國家及び官僚との關系（一一九頁以下）。
但是我想也應該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長文《明代鹽商の一考察》（《史學雜志》五十四編五至七号）六号八二頁，根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計算的是陝西鹽商在兩淮登第的進士三十名，舉人四十二名，貢生三名（合計七十五名），山西商進士六名，舉人九名，貢生一名（合計十六名），而歙商有進士七十名，舉人一百六十名，貢生三名（合計二百三十五名）。
（聯陞按：計算似有小誤，或三名，五名之中有一誤。
）數目雖小有出入，陝西商人在兩淮之勢力超過山西商人，而新安商又遠遠超過山陝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了。
二三五頁，倒二行，“計無如用鹽筴便”，便字不應屬下讀。
二四五頁，八行，“生數月，失先大夫光祿公”，“先大夫”，疑當作“先大父”。
又同行下文，“家中落，僦居，稍長，小賈”宜讀斷。
二六○頁，八行，“不折産”是“不析産”之誤。
二七四頁，十一、十二行，“郡中人用資，無問識不識，皆與資，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雲”。
“用資”指需用資财，“與資”謂貸與。
譯文似誤解為郡人以資金委托為營運（加入合夥）。
二七五頁，六行，“敕關津往來，不得诰侍郎子”。
诰當作诘（诘問）。
二七六頁，倒四行，“不啻十賠其初”，賠當作倍。
二九○頁，解釋“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從宮崎先生之說，以為三之五之指資本運轉之次數。
按泷川《史記會注考證》考證雲：“三之，五之，劉奉世、李光地以為三分取一，五分取一。
自下文什二推之，舊說為長。
中井積德曰：&lsquo貪賈貪赢之多，故資貨壅滞，歲計為少利，廉賈不多取盈，故流通物無滞貨，歲計為多利。
&rsquo”二九六頁注（3）引宮崎“貪賈と廉賈”其資金運轉次數之說，似出于中井積德。
同頁注（2）引《康對山集》“凡吾所為，歲可十數賈，息固可十數倍矣”。
此處十數賈，确指資金運轉次數。
但《史記》之“三之”“五之”，仍以從舊說解為獲利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為妥。
二九八頁，三行，“卮于岐
此議又提及甯夏之商學，平涼之苑學，都是陝西人入學。
又說運學之費，乃至增廣鹽商生員額數的廪給等費，都應由商人分擔，這好像是一個原則，很可注意。
又按雍正《兩浙鹽法志》卷一五《商籍》說“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兩浙網商蔣恩等為商人子弟有志上進，比照河東事例，具呈巡鹽都禦史鄢懋卿批提學道議允，行運司錄送附民籍收考。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巡鹽禦史葉永盛題，為廣開商籍以弘樂育事疏稱&hellip&hellip臣謹查淮揚長蘆等鹽場行鹽商人子弟俱附籍應試，取有額例，惟兩浙商籍子弟，歲科所取不過一二人而止，浙地瀕海最迩，煮販十倍他所，取數若少，則遺珠可惜，回籍應試，則阻隔為憂。
伏乞聖慈，廣作人之化，憫旅寄之勞，敕令在浙行鹽商人子弟，凡歲科提學使者，按臨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錢塘三學之數，另占籍貫，立額存例。
庶商籍廣而士無遷業賦有常經矣。
奉旨該部議覆，允，劄行提學道，碑行運使編立商籍錄送考取入學，節該，遵行。
（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Ho，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ofSocialMobility，1368&mdash1911（1962）（何教授自譯書名為《明清社會史論》）讨論明清科舉，有詳細的統計，是一本權威性的著作，其中論及“商籍”說1600年（即萬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據《兩浙鹽法志》，隻是沒有提到商籍與運學運籍的關系。
又何教授似未見康熙《兩淮鹽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陝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揚的商籍。
因此他計算的明代商籍進士，隻有一人。
按寺田教授根據康熙乾隆的《兩淮鹽法志》，又以同治《兩淮鹽法志》補充。
山陝進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陝西二十九名（三原縣十七名，泾陽縣八名，是特多的兩縣），山西人八名（大同縣五名）；未成進士的舉人，陝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泾陽十四名），山西隻有五名（寺田說六名，也許把“陝西”的一位作為山西人了）。
二二八頁又附記兩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進士的，在歙縣有七十名，休甯縣一名，計七十一名。
二三二頁注（3）說，這些新安商人是所謂“附籍”中式，我想是對的。
二三一頁注（1）請讀者參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學報》三六の四）國家及び官僚との關系（一一九頁以下）。
但是我想也應該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長文《明代鹽商の一考察》（《史學雜志》五十四編五至七号）六号八二頁，根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科第表，計算的是陝西鹽商在兩淮登第的進士三十名，舉人四十二名，貢生三名（合計七十五名），山西商進士六名，舉人九名，貢生一名（合計十六名），而歙商有進士七十名，舉人一百六十名，貢生三名（合計二百三十五名）。
（聯陞按：計算似有小誤，或三名，五名之中有一誤。
）數目雖小有出入，陝西商人在兩淮之勢力超過山西商人，而新安商又遠遠超過山陝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了。
二三五頁，倒二行，“計無如用鹽筴便”，便字不應屬下讀。
二四五頁，八行，“生數月，失先大夫光祿公”，“先大夫”，疑當作“先大父”。
又同行下文，“家中落，僦居，稍長，小賈”宜讀斷。
二六○頁，八行，“不折産”是“不析産”之誤。
二七四頁，十一、十二行，“郡中人用資，無問識不識，皆與資，郡中人、亦無不多處士公雲”。
“用資”指需用資财，“與資”謂貸與。
譯文似誤解為郡人以資金委托為營運（加入合夥）。
二七五頁，六行，“敕關津往來，不得诰侍郎子”。
诰當作诘（诘問）。
二七六頁，倒四行，“不啻十賠其初”，賠當作倍。
二九○頁，解釋“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從宮崎先生之說，以為三之五之指資本運轉之次數。
按泷川《史記會注考證》考證雲：“三之，五之，劉奉世、李光地以為三分取一，五分取一。
自下文什二推之，舊說為長。
中井積德曰：&lsquo貪賈貪赢之多，故資貨壅滞，歲計為少利，廉賈不多取盈，故流通物無滞貨，歲計為多利。
&rsquo”二九六頁注（3）引宮崎“貪賈と廉賈”其資金運轉次數之說，似出于中井積德。
同頁注（2）引《康對山集》“凡吾所為，歲可十數賈，息固可十數倍矣”。
此處十數賈，确指資金運轉次數。
但《史記》之“三之”“五之”，仍以從舊說解為獲利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為妥。
二九八頁，三行，“卮于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