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集錄》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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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許多條記載，證明古人的飯量是一月吃米一石五至兩石之間。
南北朝時，一般人一天吃古小鬥五升米左右。
他舉的最後一例是唐杜甫“日籴太倉五升米”，我想應該補充說明這是古小鬥，而不是唐大鬥，不及二升。
張志明的計算，大體可據。
至少還可以另外補充兩條證據。
一是魏鄧艾主張屯田淮南北“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
依此計算，兵食每年谷六十斛，相對于米三十六斛。
另一條是《周氏冥通記》（此書以道藏本為佳，《叢書集成》據《秘冊彙函》影印，錯誤甚多）卷四“何意頓取人三百斛谷”一事注雲“計三百斛谷是百三十（聯陞疑作百八十或百五十）斛米，平人六年食”。
平人二字，大可注意，平人六年食三百斛谷，一年五十斛，較軍人為少。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以唐人日食古五升米計，三百六十日為古十八石，折成唐大石，為六石。
與池田之估計甚近。
這裡又涉及營田屯田的收獲量與輸納量問題，多數情形，是官與屯兵屯民中分，或官六而軍民四（特别是在官給耕牛的情形之下）。
所以輸納量與耕者（包括家屬）消費量之相近，正不足異。
池田之說，亦非無理。
究竟誰是誰非，似乎尚待研究。
不過廪給多是按月發放，而且往往要有領取字據，這在漢代已是如此。
這個唐代殘卷，顯然是以年計，也沒有領收的證明，這是池田給榖簿說的一個難點。
附帶讨論與唐代屯田營田有關的一段相當有趣的資料。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邦計部、屯田）雲： 李承大曆末為淮南淮西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嘗（即常，避明諱）豐堰，以禦海潮，屯田塉鹵，歲收十倍。
至德宗初，嚴郢為京兆尹，宰相楊炎不習邊事，請于豐州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人頗苦之。
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募兵倉儲等數奏曰：按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辟，不俟浚渠。
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緻荒廢。
今若發兩京關輔人于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
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内園植稻明之。
且秦地膏腴，田稱第一。
其内園丁皆京兆人，于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
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
内園使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
計一丁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鬥。
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不知歲終收獲幾何。
臣計所得不補所費。
況二千餘裡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
其糧谷從太原轉饷，運直至多。
又每人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二鬥。
私出資費，數又倍之。
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
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與天寶已前屯田事殊。
臣雖至愚，不敢不熟計。
惟當省察。
疏奏不報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載。
其中數字前後相符，應屬可信。
《新唐書》卷一四五《嚴郢傳》記嚴郢奏文，則作： 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
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
請以内苑莳稻驗之。
秦地膏腴田上上。
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
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内），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
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鬥。
大抵歲僦丁三百，錢二千二百八十八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臣恐終歲獲不酬費，況二千裡發人出塞而月一代乎。
顯然是《新唐書》的作者把嚴郢的普通公文修改成為典雅精簡的古文（這對于研究文體的人是一段大好資料）。
不過其中的“米月七斛二鬥”，如果月字不是衍字，恐怕是《新唐書》作者因為讀了上文“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引起的誤解。
《唐會要》卷八九記此事，文字近于《冊府》，“且秦地膏腴”且作“其”，亦可。
下文也作“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
下文則作“計一丁歲當錢九百六十，米七斛二鬥。
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九百六十與上下文不符，除非把上文改成月給錢八十，但與下文仍不符。
又下文雲：“又每歲人須給錢六百三十，米七斛二鬥。
”六百三十，亦似不合。
不過米七斛二鬥之上沒有月字。
可以助證《新唐書》之誤。
這七斛二鬥應是一年的廪給，與我們上面的計算相近。
可惜還不足以證成池田教授的解釋。
本文匆匆草成，恐怕難免疏漏，希望以後再補正。
1972年2月17日 （原載《食貨月刊》複刊第二卷第一期）
南北朝時，一般人一天吃古小鬥五升米左右。
他舉的最後一例是唐杜甫“日籴太倉五升米”，我想應該補充說明這是古小鬥，而不是唐大鬥，不及二升。
張志明的計算，大體可據。
至少還可以另外補充兩條證據。
一是魏鄧艾主張屯田淮南北“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
依此計算，兵食每年谷六十斛，相對于米三十六斛。
另一條是《周氏冥通記》（此書以道藏本為佳，《叢書集成》據《秘冊彙函》影印，錯誤甚多）卷四“何意頓取人三百斛谷”一事注雲“計三百斛谷是百三十（聯陞疑作百八十或百五十）斛米，平人六年食”。
平人二字，大可注意，平人六年食三百斛谷，一年五十斛，較軍人為少。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以唐人日食古五升米計，三百六十日為古十八石，折成唐大石，為六石。
與池田之估計甚近。
這裡又涉及營田屯田的收獲量與輸納量問題，多數情形，是官與屯兵屯民中分，或官六而軍民四（特别是在官給耕牛的情形之下）。
所以輸納量與耕者（包括家屬）消費量之相近，正不足異。
池田之說，亦非無理。
究竟誰是誰非，似乎尚待研究。
不過廪給多是按月發放，而且往往要有領取字據，這在漢代已是如此。
這個唐代殘卷，顯然是以年計，也沒有領收的證明，這是池田給榖簿說的一個難點。
附帶讨論與唐代屯田營田有關的一段相當有趣的資料。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邦計部、屯田）雲： 李承大曆末為淮南淮西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嘗（即常，避明諱）豐堰，以禦海潮，屯田塉鹵，歲收十倍。
至德宗初，嚴郢為京兆尹，宰相楊炎不習邊事，請于豐州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人頗苦之。
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募兵倉儲等數奏曰：按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一，若力可墾辟，不俟浚渠。
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蓋功力不及，因緻荒廢。
今若發兩京關輔人于豐州浚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
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内園植稻明之。
且秦地膏腴，田稱第一。
其内園丁皆京兆人，于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
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
内園使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
計一丁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鬥。
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不知歲終收獲幾何。
臣計所得不補所費。
況二千餘裡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
其糧谷從太原轉饷，運直至多。
又每人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二鬥。
私出資費，數又倍之。
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
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與天寶已前屯田事殊。
臣雖至愚，不敢不熟計。
惟當省察。
疏奏不報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載。
其中數字前後相符，應屬可信。
《新唐書》卷一四五《嚴郢傳》記嚴郢奏文，則作： 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
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
請以内苑莳稻驗之。
秦地膏腴田上上。
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
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内），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
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鬥。
大抵歲僦丁三百，錢二千二百八十八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臣恐終歲獲不酬費，況二千裡發人出塞而月一代乎。
顯然是《新唐書》的作者把嚴郢的普通公文修改成為典雅精簡的古文（這對于研究文體的人是一段大好資料）。
不過其中的“米月七斛二鬥”，如果月字不是衍字，恐怕是《新唐書》作者因為讀了上文“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引起的誤解。
《唐會要》卷八九記此事，文字近于《冊府》，“且秦地膏腴”且作“其”，亦可。
下文也作“然每人月給錢八千，糧食在外”。
下文則作“計一丁歲當錢九百六十，米七斛二鬥。
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
九百六十與上下文不符，除非把上文改成月給錢八十，但與下文仍不符。
又下文雲：“又每歲人須給錢六百三十，米七斛二鬥。
”六百三十，亦似不合。
不過米七斛二鬥之上沒有月字。
可以助證《新唐書》之誤。
這七斛二鬥應是一年的廪給，與我們上面的計算相近。
可惜還不足以證成池田教授的解釋。
本文匆匆草成，恐怕難免疏漏，希望以後再補正。
1972年2月17日 （原載《食貨月刊》複刊第二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