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集錄》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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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畝的記載）還是田籍，雖然不能确定，不過既然是“歲易之”，則多半是以田為主的帳簿。
另外白居易《試進士策問》有“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
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其戶租，則數多散失”。
田地亦稱籍，是簿籍通用之佳例。
還有“廪籍”一詞。
晉代張華《大司農箴》有“家有廬井，王有廪籍”。
漢簡作“廪名籍”，有“卒家屬禀（廪）名籍”之例甚多。
池田引論已引數例。
這想是因為廪給以戶口為對象，所以用籍字。
這就引到池田最末一個附錄“唐（8世紀中期）河西支度營田使戶口給榖簿”。
這是一個罕見的文件。
最初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列在戶籍項下，題為《唐定與等戶殘卷》（萃文齋雒竹筠藏）。
關于《敦煌資料》第一輯，池田在《東洋學報》第四十六卷第一号（1963年）有很長的評介，改正了很多錯誤。
這個殘卷的形式是記戶下人名，年歲。
人名旁附大寫字指“石”數。
末後總計全戶石數，并列明實際谷物。
例如： 捌 戶索文端年四十六 伍 妻康四十一 伍 女大娘廿一 叁 女乞德六 計貳拾壹石&hellip&hellip 韓國磐在《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有《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文件談有關唐代田制的幾個問題》一文，談及此卷，認為是營田戶或屯田戶交的租。
他說： 從這個文件殘卷來看，大體丁男交八石，丁妻交五石，次丁交七石，老丁交六石，成年婢與丁妻同，即幼年男女，亦分别交二石至三石。
這個交納數量，與唐代租庸調、戶稅、地稅的規定均不符，是租額極重，一夫一婦之家得交十三石，口數多者交至四十或五十餘石。
這是甚麼樣的租呢？因為在駱元俊及後面石秀林戶上蓋有“河西支度營田使印”，故可推斷這該是營田或屯田戶所交的租。
池田不贊成此說，他指出殘卷中有一歲的小兒（稚兒稚奴三石，稚女稚婢二石），七十八歲的老人（老男約六十一歲以上，六石）而且下及奴婢，都以年齡為準，分定數額。
似可推定為食糧用的“谷類支給基準額”，而且這些數額，在大體上，相當于“年間消費基準額”。
池田對此說法似乎頗具自信，因此改題為“河西支度營田使戶口給榖簿”，未附問号。
如果我們要支持韓國磐的說法，并非不可能。
按後魏大統十二年，“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
以藏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
一夫之田，歲則六十斛。
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hellip&hellip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
（《通典》二）唐用大鬥大斛，為以前通用的小鬥小斛的三倍。
六十斛在唐大斛為二十斛，如果一夫之田，指一夫一婦共同耕作，則二十斛與殘卷一夫一妻合納十三石（即斛）已甚相近。
要再加上兩三個小兒女，幾乎恰好相當。
在南朝宋元嘉中州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
一戶内随丁多少，悉皆輸米。
（《通典》四）十六已是成丁，十五至十三是次丁，課三十斛，相當于唐大斛十斛，與殘卷之次丁七石，亦甚相近。
再看池田的說法，這裡有一個關鍵，是平均食量與向來的廪給量問題。
我曾有兩篇文字，一是《漢代丁中廪給米粟大小石之制》，發表在《國學季刊》七卷一号（19？年。
這一期的印行，正當抗戰勝利之初，現在已不易得。
我自己也沒有。
哈佛漢和圖書館所藏的一冊近年也不見了）。
一是《論東晉南朝縣令俸祿的标準&mdash&mdash陶潛不為五鬥米折腰新釋質疑》，發表在《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62年）。
在第一文大體證明，漢以降大男廪給，每日約五、六升米（小石，漢代大石量粟小石量米，為五與三之比）。
夏侯陽《算經》的兵“人日給米二升”是唐代大升，即古之六升。
在第二文，我的主要論點是“魏晉南朝，大體沿用漢制，縣令年俸千石至六百石（石即斛），是法定标準，證據見下。
六百石指的是粟（未舂），依照漢簡及《九章算術》粟五米三比例，折成米（已舂）三百六十斛。
若依漢代半錢半谷，每月米五十斛，正好每日五鬥。
所以五鬥米應是漢以來低級縣令的日俸（嚴格說是半俸标準）”。
這篇文章，又提及《曆史研究》1957年第十期張志明與缪钺的讨論。
張志明舉出漢以前及漢至南
另外白居易《試進士策問》有“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
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其戶租，則數多散失”。
田地亦稱籍，是簿籍通用之佳例。
還有“廪籍”一詞。
晉代張華《大司農箴》有“家有廬井，王有廪籍”。
漢簡作“廪名籍”，有“卒家屬禀（廪）名籍”之例甚多。
池田引論已引數例。
這想是因為廪給以戶口為對象，所以用籍字。
這就引到池田最末一個附錄“唐（8世紀中期）河西支度營田使戶口給榖簿”。
這是一個罕見的文件。
最初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列在戶籍項下，題為《唐定與等戶殘卷》（萃文齋雒竹筠藏）。
關于《敦煌資料》第一輯，池田在《東洋學報》第四十六卷第一号（1963年）有很長的評介，改正了很多錯誤。
這個殘卷的形式是記戶下人名，年歲。
人名旁附大寫字指“石”數。
末後總計全戶石數，并列明實際谷物。
例如： 捌 戶索文端年四十六 伍 妻康四十一 伍 女大娘廿一 叁 女乞德六 計貳拾壹石&hellip&hellip 韓國磐在《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有《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文件談有關唐代田制的幾個問題》一文，談及此卷，認為是營田戶或屯田戶交的租。
他說： 從這個文件殘卷來看，大體丁男交八石，丁妻交五石，次丁交七石，老丁交六石，成年婢與丁妻同，即幼年男女，亦分别交二石至三石。
這個交納數量，與唐代租庸調、戶稅、地稅的規定均不符，是租額極重，一夫一婦之家得交十三石，口數多者交至四十或五十餘石。
這是甚麼樣的租呢？因為在駱元俊及後面石秀林戶上蓋有“河西支度營田使印”，故可推斷這該是營田或屯田戶所交的租。
池田不贊成此說，他指出殘卷中有一歲的小兒（稚兒稚奴三石，稚女稚婢二石），七十八歲的老人（老男約六十一歲以上，六石）而且下及奴婢，都以年齡為準，分定數額。
似可推定為食糧用的“谷類支給基準額”，而且這些數額，在大體上，相當于“年間消費基準額”。
池田對此說法似乎頗具自信，因此改題為“河西支度營田使戶口給榖簿”，未附問号。
如果我們要支持韓國磐的說法，并非不可能。
按後魏大統十二年，“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
以藏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
一夫之田，歲則六十斛。
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hellip&hellip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
（《通典》二）唐用大鬥大斛，為以前通用的小鬥小斛的三倍。
六十斛在唐大斛為二十斛，如果一夫之田，指一夫一婦共同耕作，則二十斛與殘卷一夫一妻合納十三石（即斛）已甚相近。
要再加上兩三個小兒女，幾乎恰好相當。
在南朝宋元嘉中州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
一戶内随丁多少，悉皆輸米。
（《通典》四）十六已是成丁，十五至十三是次丁，課三十斛，相當于唐大斛十斛，與殘卷之次丁七石，亦甚相近。
再看池田的說法，這裡有一個關鍵，是平均食量與向來的廪給量問題。
我曾有兩篇文字，一是《漢代丁中廪給米粟大小石之制》，發表在《國學季刊》七卷一号（19？年。
這一期的印行，正當抗戰勝利之初，現在已不易得。
我自己也沒有。
哈佛漢和圖書館所藏的一冊近年也不見了）。
一是《論東晉南朝縣令俸祿的标準&mdash&mdash陶潛不為五鬥米折腰新釋質疑》，發表在《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一卷第二号（1962年）。
在第一文大體證明，漢以降大男廪給，每日約五、六升米（小石，漢代大石量粟小石量米，為五與三之比）。
夏侯陽《算經》的兵“人日給米二升”是唐代大升，即古之六升。
在第二文，我的主要論點是“魏晉南朝，大體沿用漢制，縣令年俸千石至六百石（石即斛），是法定标準，證據見下。
六百石指的是粟（未舂），依照漢簡及《九章算術》粟五米三比例，折成米（已舂）三百六十斛。
若依漢代半錢半谷，每月米五十斛，正好每日五鬥。
所以五鬥米應是漢以來低級縣令的日俸（嚴格說是半俸标準）”。
這篇文章，又提及《曆史研究》1957年第十期張志明與缪钺的讨論。
張志明舉出漢以前及漢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