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集錄》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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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氏對于這件文書，有頗深入的研究，先有長文在《東洋史研究》二十卷一号及二号（昭和三十六年）發表。
後來補訂為他的大著《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教授這本書，長達八百餘頁，内容充實，值得鄭重推薦。
“獵師”與“乘二人”，同見于文書B部近似差科簿的部分。
我在《清華學報》新一卷一期發表的《與曾我部靜雄教授論課役書》末一段附論敦煌詞卷，我曾說“疑作傔二人”，後來自覺不可能，因為傔人亦屬于雜任役。
而三十二人定見，除去六丁兵三十人，正好剩二人。
所以乘當借為剩。
我這段讨論，日本學人注意到的似乎不多。
西村氏在發表他的研究時，也未提及。
所以我在1961年看到他的長文後，給他寫了一封短信，提醒他關于獵師二字，羅振玉的《增訂碑别字》以及日本古文書，都有類似的寫法。
承他不棄，把我的解釋，在《東洋史研究》二十卷三号作為補白發表，表示接受。
而且在他後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裡，提到不止一次。
西村教授的虛心，甚可佩服。
不過，在這一頁補白，西村教授還有一個小錯誤，就是他引用的《大日本古文書三》有太宰，他說是太宰師的異字。
實則應作太宰帥（日本有太宰帥，太宰權帥）。
讀古文書，一點之差，就可以有相當大的不同。
如佛教經典的古寫本（中日相同），往往以ササ（兩個草字頭）為菩薩，而以兩個草字頭再加一點為菩提，卅卅是涅槃。
這在專門研究的人，已經近于常識。
附帶讨論一下簿籍二字在中國财政史經濟史上用法的異同。
在廣義上，這兩個字，都可以相當于英文的register。
不過，我個人的印象，從秦漢到唐，簿字多用于與物質有關的簿書（也許因此有主簿一官）。
籍則多指戶籍、名籍（因此有籍貫一詞），尤其是在狹義時，專指戶籍（如黃籍白籍）。
自然二者也有通用之例（見下）。
另外籍字自先秦以降，就有一個用法，是廣義之稅，作動詞時，指“取稅（于）”；作名詞時，指取稅之事，或所取之稅。
這個用法，在《管子》（尤其是《輕重》諸篇）裡，用例甚多。
唐宋以後的古文家，也偶有類似的用法（“籍沒”的籍又有不同）。
簿字則似乎沒有類似的用法。
正是一個有趣味而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計帳的帳字，也值得研究，而且應該兼及中日韓三國的用法）。
這裡為篇幅所限，不能多舉證，隻提出一兩點來讨論。
戶籍二字，最早見于《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及《管子·禁藏第五十三》“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
這在池田氏的引論中，都已提到，而且在田結之下，加注（田簿）。
按通行所謂房玄齡注（實則大約是尹知章注）是“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田界”條，引《管子》，并雲“（注）：結要也。
田要謂田簿”。
（《中文大辭典》照抄）我猜想所謂注指安井衡的《管子纂诂》，原文是“結，要也，田要謂田簿。
戶籍亦登口數，就二者而考之，貧富可立辨也”。
許維遹等的《管子集校》（1956年）不甚欣賞安井衡之書，在此處（八六一至八六二頁）隻引： 丁士涵雲：“結”者約也（《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裡結之”，結即士師之約劑也。
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策之比也”，即此所謂“田結”也。
今用文書要約亦謂直結。
丁士涵是清儒。
此說确是比較精密。
但日本學人以田結為田簿，或可助證我的簿字多用于與物質有關的簿籍之說。
（另外一個重要的詞是“資簿”，至遲南朝已有，見《通典》一《食貨》）附帶提一下，“結”字在韓國，用為田畝單位，與産量及租稅均有關，這裡不及細論。
唐代稱記田的帳簿為“簿”，還有更直接的證據。
《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開元）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又“（大曆二年）先是，州縣職田公廨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
後不複簿上，惟授祖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複更矣。
德宗即位，诏黃籍與白籍皆上有司”。
看來黃籍比白籍更為正式，這與晉南朝戶口的黃白籍的分别相似，白籍有臨時性（此點論者已多）。
德宗诏書的黃籍，是戶籍（其中照理也包括關于戶下
後來補訂為他的大著《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
西村教授這本書，長達八百餘頁，内容充實，值得鄭重推薦。
“獵師”與“乘二人”，同見于文書B部近似差科簿的部分。
我在《清華學報》新一卷一期發表的《與曾我部靜雄教授論課役書》末一段附論敦煌詞卷，我曾說“疑作傔二人”，後來自覺不可能，因為傔人亦屬于雜任役。
而三十二人定見，除去六丁兵三十人，正好剩二人。
所以乘當借為剩。
我這段讨論，日本學人注意到的似乎不多。
西村氏在發表他的研究時，也未提及。
所以我在1961年看到他的長文後，給他寫了一封短信，提醒他關于獵師二字，羅振玉的《增訂碑别字》以及日本古文書，都有類似的寫法。
承他不棄，把我的解釋，在《東洋史研究》二十卷三号作為補白發表，表示接受。
而且在他後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裡，提到不止一次。
西村教授的虛心，甚可佩服。
不過，在這一頁補白，西村教授還有一個小錯誤，就是他引用的《大日本古文書三》有太宰，他說是太宰師的異字。
實則應作太宰帥（日本有太宰帥，太宰權帥）。
讀古文書，一點之差，就可以有相當大的不同。
如佛教經典的古寫本（中日相同），往往以ササ（兩個草字頭）為菩薩，而以兩個草字頭再加一點為菩提，卅卅是涅槃。
這在專門研究的人，已經近于常識。
附帶讨論一下簿籍二字在中國财政史經濟史上用法的異同。
在廣義上，這兩個字，都可以相當于英文的register。
不過，我個人的印象，從秦漢到唐，簿字多用于與物質有關的簿書（也許因此有主簿一官）。
籍則多指戶籍、名籍（因此有籍貫一詞），尤其是在狹義時，專指戶籍（如黃籍白籍）。
自然二者也有通用之例（見下）。
另外籍字自先秦以降，就有一個用法，是廣義之稅，作動詞時，指“取稅（于）”；作名詞時，指取稅之事，或所取之稅。
這個用法，在《管子》（尤其是《輕重》諸篇）裡，用例甚多。
唐宋以後的古文家，也偶有類似的用法（“籍沒”的籍又有不同）。
簿字則似乎沒有類似的用法。
正是一個有趣味而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計帳的帳字，也值得研究，而且應該兼及中日韓三國的用法）。
這裡為篇幅所限，不能多舉證，隻提出一兩點來讨論。
戶籍二字，最早見于《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及《管子·禁藏第五十三》“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
這在池田氏的引論中，都已提到，而且在田結之下，加注（田簿）。
按通行所謂房玄齡注（實則大約是尹知章注）是“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田界”條，引《管子》，并雲“（注）：結要也。
田要謂田簿”。
（《中文大辭典》照抄）我猜想所謂注指安井衡的《管子纂诂》，原文是“結，要也，田要謂田簿。
戶籍亦登口數，就二者而考之，貧富可立辨也”。
許維遹等的《管子集校》（1956年）不甚欣賞安井衡之書，在此處（八六一至八六二頁）隻引： 丁士涵雲：“結”者約也（《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說文》“契，大約也”，《周禮》有“約劑”，《左》襄十二年傳“使陰裡結之”，結即士師之約劑也。
又司約“治地之約次之”，注“地約謂經界所至，田策之比也”，即此所謂“田結”也。
今用文書要約亦謂直結。
丁士涵是清儒。
此說确是比較精密。
但日本學人以田結為田簿，或可助證我的簿字多用于與物質有關的簿籍之說。
（另外一個重要的詞是“資簿”，至遲南朝已有，見《通典》一《食貨》）附帶提一下，“結”字在韓國，用為田畝單位，與産量及租稅均有關，這裡不及細論。
唐代稱記田的帳簿為“簿”，還有更直接的證據。
《新唐書》卷五五《食貨志》“（開元）十九年，初置職田頃畝簿”，又“（大曆二年）先是，州縣職田公廨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
後不複簿上，惟授祖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複更矣。
德宗即位，诏黃籍與白籍皆上有司”。
看來黃籍比白籍更為正式，這與晉南朝戶口的黃白籍的分别相似，白籍有臨時性（此點論者已多）。
德宗诏書的黃籍，是戶籍（其中照理也包括關于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