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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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于石頭”（《南齊書》卷三十二《褚炫傳》），此與當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南齊書》卷三二《王琨傳》），雖尚不足相拟。
而炫自處甚廉，且所得乃為饋，正式稅入，必若幹倍此。
南齊以其時由中原至建康者皆道壽春至采石渡江，故于其地置津征稅，是為南津，亦曰南州津。
此津取稅當亦甚重，故有商舶交通豪人大吏以圖免稅者。
如南齊荀伯玉“度絲綿與昆侖舶營貨，辄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南齊書》卷三一《荀伯玉傳》）。
宋後廢帝時，尚書虞玩之表陳時事曰： 民荒财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廢，四倍元嘉。
二衛台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
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掏，磚瓦雙匮。
敕令給賜，悉仰交市。
（《宋書》卷九《後廢帝本紀》） 末二語足見商稅在國入上之重要。
唐之除陌錢，稅商賈，正與南朝之散沽津稅相當，亦泾原叛衆之列入口号者也。
稅商賈，依《唐會要》（卷八四），始于建中元年，用趙辇條奏，諸道于津要都會置吏，閱商人财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
然依《通典》，則肅宗時舉行強迫公債之後，已有稅商之法： 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複之後，府庫一空。
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于是遣禦史康雲閑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财貨畜産，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所收巨萬，蓋權時之宜。
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于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
（《通典》卷一一注） 此稅商賈似是資産稅或通過稅，除陌法則是交易稅無疑。
除陌法者，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建中四年，“益加算為五十。
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
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随自署記，翌日，合算之。
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唐會要》卷八四）。
此一貫算二十，若征之于買賣雙方，則合為四十，與南朝散沽之一萬輸四百者其率正同。
征五十則合為一百，恰應除陌之義。
然此種解釋，史文未有明征，不敢必也。
南朝雖有酒租，地位似不重要。
唐則于鹽鐵茶酒，或權或稅。
而鹽利尤豐，大曆之末，歲入已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闱服禦，軍馕，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此亦敕令給賜悉仰交市之變相也。
上引《通典》記肅宗時有所謂“率貸”，乃于軍國急需之頃，向富人舉行強迫公債。
此種政策，亦正仿自南朝。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乃诏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通典》卷一一，《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同）。
肅宗不過改四分借一為五分借一而已。
唐之仿此，不止一度。
建中三年之括富商錢，其道正複相類，惟成績殊劣：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缗。
府庫不支數月。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
請括富商錢，出萬缗者，借其餘以供軍。
&hellip&hellip上從之。
甲子，诏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
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辄加榜棰。
人不勝苦，有缢死者。
長安嚣然，如被寇盜。
計所得才八十餘萬缗。
（《通鑒》卷二二七） 此等雖屬臨時收入，卻有合于稅富稅商之整個精神。
如上所述，以資産定稅與多稅工商等業，皆兩朝稅制共有之特征。
除陌借商諸端，尤顯有模仿之痕迹。
本乎此，則吾人謂中唐以後之複雜稅制，淵源遠在南朝，應屬不誤。
由租庸調時期變入兩稅法時期，正是由仿北朝時期變為仿南朝時期也。
此結論似屬新穎。
然苟承認一代之稅制必根據于其時之一般經濟情況，則二者之相似正在意中。
吾人鹹知南北朝經濟有一大區别，即北朝專主農業，而南朝工商并盛。
大唐統一之後，政治上得較長時期之安定，工商諸業，突飛猛晉，全國經濟情況，漸變為南朝社會之放大。
此諸新興之企業者，既具有甚大之納稅能力，在财政上有需要時，自為不能放過之稅源。
而艱困之際，尤不得不多取之于富人。
雖大唐為混一之世而南朝為偏安之局，僅政令所及之遠近有殊，政令之基本性質，原應無大差異也。
（原載《清華學報》，12卷3期，1937年7月） 與曾我部靜雄教授論課役書 其 一 曾我部先生史席： 去年11月4日惠書及大著，《均田法 その稅役制度》一冊，俱已收到。
多謝！大著已詳細拜讀，并拟在《哈佛亞洲學報》試為評介。
書用畢後，當即遵囑轉贈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
惟書中可論之點甚多。
謹先略述鄙見，幸先生教之。
大著網羅兩晉、南北朝、隋、唐田制與稅役制度，比較日唐法令，體大思精，至為可佩。
其中闡發雜徭之重要性與複雜性，貢獻尤多。
然主要難點，仍在“課役”、“課口”等詞之解釋。
先生以為課即雜徭，役指正役。
于田災損七以上之“課役俱免”，解為課役亦一并免除。
于都水監漁師之免其課役及雜徭，以為當分屬白丁及雜色人。
立說甚巧。
又引馬貴輿、穴博士及藤田幽谷諸家議論，以明其不僅為一家之言。
然此說雖經先生極力主張，難通之處，似仍不少。
鄙見仍與仁井田陞博士在《史學》雜志五十六編三号與松永雅生氏在《史淵》五十五号所論相近。
仁井先生所舉如《唐律疏議》名例三之“課調依舊”“課不合征”，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計庸折除課役及贖值”（《疏議》雲：“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調”），唐令之“丁役五十日，當年課役俱免”，均是有力證據。
鄙意中男既應雜徭（“成童之歲即挂輕徭”）若應先生所說，雜徭即課，何以中男又是不課口，殊屬難解。
二七二頁“職掌課役不同百姓”蓋謂雜戶有職掌而無課役，故不同百姓。
二七三頁孫奭《唐律音義》“複除音福，下複役同”，此但謂複役之複亦音福，非謂複除與複役全同。
若全同，則此條不必有徒二年與徒一年之别矣。
二七七頁《舊唐書·楊炎傳》“以色役免”謂以充色役（或納資課）免課役，非謂以免色役。
《通典》七注之“兼諸色役，萬端蠲除”，亦謂兼有以色役得免租庸調者，意與此同。
至于唐代品官免課役之内容，有杜甫《自京至奉先縣詠懷》“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可以為證（此承洪煨蓮先生舉示），詩中所謂租稅，當指租調而言。
僧尼免課役，《唐會要》五十七李叔明奏，亦甚重要。
“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正言其不就役不輸課。
先生《史林》三十一卷二号文中誤省“為僧何傷”四字，文意遂不清晰。
弟曾用英文釋注《晉書·食貨志》，在《哈佛亞洲學報》九卷二号（1942年）印布。
當時未知吉田虎雄氏說。
後見其書，則對“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及《初學記》所引《晉故事》之解釋，大體相同。
不謀而合，甚覺欣慰。
另寄抽印本一冊，乞教正。
敬請教安。
弟 楊聯陞拜啟 1955年1月4日 其 二 曾我部先生史席： 接奉1月17日長函。
殷勤惠教，至為感激。
講論切磋，最是學人之快事。
蓋所求者在事理之真，愈辨而愈明也。
所論各點，仍有疑義。
謹陳鄙見如次： （一）課調依舊。
尊意以為課調是“課之調發”。
引《隋書·食貨志》高穎奏為證，以為課即雜徭，在此處特指力幹。
然奏中先言“官人祿力”，則當指祿與力二事而言。
雖其下有“役力止出所部”之語。
而最後自請，仍是于“所管戶内，計戶征稅”，似所征之稅，仍系兼作祿力之用。
然則不必止于雜徭。
鄙意此處課州課調之課，均應作廣義解，泛指人民對公上之負擔。
如此則祿絹祿米力幹等等，均可包羅在内矣。
課調二字似為并列同義語，解為“課之調發”，反形曲折。
又《戶婚律》四《疏議》雲“取其課調入己”，若雲“取其課之調發入己”，甚為不辭。
（二）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計庸折除課役及贖值”。
計庸之庸謂勞賃，鄙意亦正如此。
此即相當于所謂“平（評）功庸”日為絹三尺之制。
惟《疏議》雲“即枉役二十日以下，各計日折丁庸，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調”。
既言折調，則與尊意之但折歲役與雜徭者，顯有不合。
（三）“依令，丁役五十日，當年課役俱免”。
尊意疑《唐律疏議》之誤，以為既已應役，何又言免。
實則文法原可如此。
謂已盡其責任，故當免也。
《六帖》引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即其一例。
但此處要點在丁役五十日則租庸調三者皆免。
此點想先生亦必同意。
（四）中男應雜徭而屬不課口。
尊意指中男但應課而不應役，故得為不課口。
仍嫌費解。
課口課戶之課，兼指課役而言，舊說本是如此。
問題仍在課役二字之解釋也。
（五）“雜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
弟前函雲“蓋謂雜戶有職掌而無課役，故不同于百姓”，語太簡略，補說如次： 職掌猶言職責職任，即英文所謂duty。
在唐代往往特指諸色胥吏之職掌。
按《通典》十内外文武官員之下列有“内職掌”、“外職掌”等多人。
其“内職掌”當即《唐會要》五八所引唐賦役令所謂“京師諸色職掌人”得免課役者。
此等内外職掌，大略相當于宋之職役。
其中如魚師、親事帳内、白直等，在唐亦複稱為色役或雜役。
雜戶服役諸司，其職掌與内外職掌相似，亦無課役，與一般百姓之有課役而無職掌者，甚不同也。
又律文若讀為“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亦通。
《戶婚律》一二《疏議》雲“賦役不同白丁”，亦同此義。
（六）孫奭《唐律音義》諸詐自複除“複除音福，下複役同”。
此有二事：一、孫奭所謂下同，但指複之音福。
二、詐自複除與即所詐得複役使不同，因有徒二年徒一年之别。
先生以為區别于“自主”“他主”，雖似可通，然條文雲“若詐死&hellip&hellip者徒二年”，詐死當免一切稅役，若複除隻除役而不除稅，何以與詐死同科？若詐自複除為詐自複除本身課（稅）役（徒），而即所詐得複役使則“謂詐為雜任之類”（例如詐言已充雜役若幹日）遂得免其役使。
則輕重顯有不同，亦與徒二年與徒一年相應矣。
（七）《楊炎傳》之“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
貧人無所入（謂入官入道入色役）則丁存，故課免于上而賦于下”。
課、賦均當指租庸調。
而“以色役免”謂“以入色役免”，意思似甚明白。
參以《通典》七注“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
&hellip&hellip其丁狡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兼諸色役（謂兼之以諸色役），萬端蠲除（租庸調）”與此意思一緻。
又《唐會要》六九元和六年李吉甫奏，“國家自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計者，已八十餘萬。
其餘去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亦可相參。
鄙意未嘗謂“兼諸色役”為“租庸調兼”之義。
先生恐有誤解。
（八）杜詩“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有相當重要性。
杜陵詩史，世所盛稱。
詩中有關制度者，大抵有據。
此正如《唐會要》五六之“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可以為僧尼免租庸之旁證。
非有确實反證，不可輕易抹殺也。
至于曆代品官免租免役之制，自宋以降，原則上免役而不免租，誠為通說。
自唐以前，則文獻不足，尚難定論。
以唐代而言，若免課役之舊解不誤，亦不過免租庸調，而三者皆出于丁，理當一貫。
至于戶稅地稅，固猶出自王公以下也。
（九）《唐會要》四七請令僧歲輸絹四匹。
尊意謂以代庸，鄙意不如謂以代租庸調。
蓋庸歲二十日，以日絹三尺計，隻得一匹又半（六十尺）。
若以五十日計，代租庸調，則得十五丈，與四匹（十六丈）之數為近。
關于唐代雜徭，史文阙略，難解之點尚多，就鄙意推測，充夫及其他雜色役，似均屬按“丁”或“中”或“丁及中”科派。
然應此等雜徭者，若為丁男，亦得以當二十日之正役。
依《六帖》充夫式，似充夫二日可當正役一日。
至百日相當正役五十日，則租庸調皆免。
若其他色役雜役，或應役番上，或納資課，亦可借以免除稅役（租庸調）。
此假設與先生之說，頗有出入。
能否成立，甚不敢必。
苟有與史料違背之處，自當改轍從善，惟先生進而教之，幸甚！即請教安。
弟 楊聯陞再拜 1955年2月8日 曾我部先生論旨，已大略轉述如上。
原函因未得先生允許，未敢徑自發表。
頃讀先生在《史林》三十八卷四号印布之《その後の課役の解釋問題》一文，附記雲“昭和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稿了”。
文中引及鄙見，主要限于第一函中關于唐律者三點，其他未多述及。
今将兩函刊出，或可供注意此問題之學人參考。
又先生“三月二日追記”引及《東洋學報》三十七卷二号及三号所載山本達郎教授《敦煌發現計帳樣文書殘簡&mdash&mdash大英博物館所藏スタィン将來文書六一三号》。
敦煌此卷，關系北朝田制稅制，極為重要。
文書年代，山本教授以為當在大統十三年即西曆五四七年。
其說可信。
卷子内容，山本教授考證已詳，然似仍有可以補正之處。
如“合課丁男”之中有五人雜任役（役）：一人，二人（防）閣，二人虞候。
二字，當釋為獵獅，蓋與魚師相類，亦雜色役之一。
六丁兵卅人，乘二人，疑當作傔人。
受田戶六足，戶六三分未足，戶十三二分未足，戶七一分未足，戶一無田。
細審其應受已受之數，似三分未足者，已受田約四分之三而其餘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者，已受田約四分之二，四分之一而其餘未足也。
文書中“課”字，概作廣義用，通指對公上之負擔。
故牛之受田者亦課。
合課丁男計三十七人，其五人雜任役，就正課而言，近于不課。
故“課見輸”之丁男隻三十二，
而炫自處甚廉，且所得乃為饋，正式稅入，必若幹倍此。
南齊以其時由中原至建康者皆道壽春至采石渡江，故于其地置津征稅，是為南津，亦曰南州津。
此津取稅當亦甚重，故有商舶交通豪人大吏以圖免稅者。
如南齊荀伯玉“度絲綿與昆侖舶營貨，辄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南齊書》卷三一《荀伯玉傳》）。
宋後廢帝時，尚書虞玩之表陳時事曰： 民荒财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廢，四倍元嘉。
二衛台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
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掏，磚瓦雙匮。
敕令給賜，悉仰交市。
（《宋書》卷九《後廢帝本紀》） 末二語足見商稅在國入上之重要。
唐之除陌錢，稅商賈，正與南朝之散沽津稅相當，亦泾原叛衆之列入口号者也。
稅商賈，依《唐會要》（卷八四），始于建中元年，用趙辇條奏，諸道于津要都會置吏，閱商人财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
然依《通典》，則肅宗時舉行強迫公債之後，已有稅商之法： 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複之後，府庫一空。
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于是遣禦史康雲閑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财貨畜産，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所收巨萬，蓋權時之宜。
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于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
（《通典》卷一一注） 此稅商賈似是資産稅或通過稅，除陌法則是交易稅無疑。
除陌法者，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建中四年，“益加算為五十。
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
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随自署記，翌日，合算之。
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唐會要》卷八四）。
此一貫算二十，若征之于買賣雙方，則合為四十，與南朝散沽之一萬輸四百者其率正同。
征五十則合為一百，恰應除陌之義。
然此種解釋，史文未有明征，不敢必也。
南朝雖有酒租，地位似不重要。
唐則于鹽鐵茶酒，或權或稅。
而鹽利尤豐，大曆之末，歲入已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闱服禦，軍馕，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此亦敕令給賜悉仰交市之變相也。
上引《通典》記肅宗時有所謂“率貸”，乃于軍國急需之頃，向富人舉行強迫公債。
此種政策，亦正仿自南朝。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乃诏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并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通典》卷一一，《宋書》卷九五《索虜傳》同）。
肅宗不過改四分借一為五分借一而已。
唐之仿此，不止一度。
建中三年之括富商錢，其道正複相類，惟成績殊劣：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缗。
府庫不支數月。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
請括富商錢，出萬缗者，借其餘以供軍。
&hellip&hellip上從之。
甲子，诏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
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辄加榜棰。
人不勝苦，有缢死者。
長安嚣然，如被寇盜。
計所得才八十餘萬缗。
（《通鑒》卷二二七） 此等雖屬臨時收入，卻有合于稅富稅商之整個精神。
如上所述，以資産定稅與多稅工商等業，皆兩朝稅制共有之特征。
除陌借商諸端，尤顯有模仿之痕迹。
本乎此，則吾人謂中唐以後之複雜稅制，淵源遠在南朝，應屬不誤。
由租庸調時期變入兩稅法時期，正是由仿北朝時期變為仿南朝時期也。
此結論似屬新穎。
然苟承認一代之稅制必根據于其時之一般經濟情況，則二者之相似正在意中。
吾人鹹知南北朝經濟有一大區别，即北朝專主農業，而南朝工商并盛。
大唐統一之後，政治上得較長時期之安定，工商諸業，突飛猛晉，全國經濟情況，漸變為南朝社會之放大。
此諸新興之企業者，既具有甚大之納稅能力，在财政上有需要時，自為不能放過之稅源。
而艱困之際，尤不得不多取之于富人。
雖大唐為混一之世而南朝為偏安之局，僅政令所及之遠近有殊，政令之基本性質，原應無大差異也。
（原載《清華學報》，12卷3期，1937年7月） 與曾我部靜雄教授論課役書 其 一 曾我部先生史席： 去年11月4日惠書及大著，《均田法 その稅役制度》一冊，俱已收到。
多謝！大著已詳細拜讀，并拟在《哈佛亞洲學報》試為評介。
書用畢後，當即遵囑轉贈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
惟書中可論之點甚多。
謹先略述鄙見，幸先生教之。
大著網羅兩晉、南北朝、隋、唐田制與稅役制度，比較日唐法令，體大思精，至為可佩。
其中闡發雜徭之重要性與複雜性，貢獻尤多。
然主要難點，仍在“課役”、“課口”等詞之解釋。
先生以為課即雜徭，役指正役。
于田災損七以上之“課役俱免”，解為課役亦一并免除。
于都水監漁師之免其課役及雜徭，以為當分屬白丁及雜色人。
立說甚巧。
又引馬貴輿、穴博士及藤田幽谷諸家議論，以明其不僅為一家之言。
然此說雖經先生極力主張，難通之處，似仍不少。
鄙見仍與仁井田陞博士在《史學》雜志五十六編三号與松永雅生氏在《史淵》五十五号所論相近。
仁井先生所舉如《唐律疏議》名例三之“課調依舊”“課不合征”，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計庸折除課役及贖值”（《疏議》雲：“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調”），唐令之“丁役五十日，當年課役俱免”，均是有力證據。
鄙意中男既應雜徭（“成童之歲即挂輕徭”）若應先生所說，雜徭即課，何以中男又是不課口，殊屬難解。
二七二頁“職掌課役不同百姓”蓋謂雜戶有職掌而無課役，故不同百姓。
二七三頁孫奭《唐律音義》“複除音福，下複役同”，此但謂複役之複亦音福，非謂複除與複役全同。
若全同，則此條不必有徒二年與徒一年之别矣。
二七七頁《舊唐書·楊炎傳》“以色役免”謂以充色役（或納資課）免課役，非謂以免色役。
《通典》七注之“兼諸色役，萬端蠲除”，亦謂兼有以色役得免租庸調者，意與此同。
至于唐代品官免課役之内容，有杜甫《自京至奉先縣詠懷》“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可以為證（此承洪煨蓮先生舉示），詩中所謂租稅，當指租調而言。
僧尼免課役，《唐會要》五十七李叔明奏，亦甚重要。
“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正言其不就役不輸課。
先生《史林》三十一卷二号文中誤省“為僧何傷”四字，文意遂不清晰。
弟曾用英文釋注《晉書·食貨志》，在《哈佛亞洲學報》九卷二号（1942年）印布。
當時未知吉田虎雄氏說。
後見其書，則對“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及《初學記》所引《晉故事》之解釋，大體相同。
不謀而合，甚覺欣慰。
另寄抽印本一冊，乞教正。
敬請教安。
弟 楊聯陞拜啟 1955年1月4日 其 二 曾我部先生史席： 接奉1月17日長函。
殷勤惠教，至為感激。
講論切磋，最是學人之快事。
蓋所求者在事理之真，愈辨而愈明也。
所論各點，仍有疑義。
謹陳鄙見如次： （一）課調依舊。
尊意以為課調是“課之調發”。
引《隋書·食貨志》高穎奏為證，以為課即雜徭，在此處特指力幹。
然奏中先言“官人祿力”，則當指祿與力二事而言。
雖其下有“役力止出所部”之語。
而最後自請，仍是于“所管戶内，計戶征稅”，似所征之稅，仍系兼作祿力之用。
然則不必止于雜徭。
鄙意此處課州課調之課，均應作廣義解，泛指人民對公上之負擔。
如此則祿絹祿米力幹等等，均可包羅在内矣。
課調二字似為并列同義語，解為“課之調發”，反形曲折。
又《戶婚律》四《疏議》雲“取其課調入己”，若雲“取其課之調發入己”，甚為不辭。
（二）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計庸折除課役及贖值”。
計庸之庸謂勞賃，鄙意亦正如此。
此即相當于所謂“平（評）功庸”日為絹三尺之制。
惟《疏議》雲“即枉役二十日以下，各計日折丁庸，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調”。
既言折調，則與尊意之但折歲役與雜徭者，顯有不合。
（三）“依令，丁役五十日，當年課役俱免”。
尊意疑《唐律疏議》之誤，以為既已應役，何又言免。
實則文法原可如此。
謂已盡其責任，故當免也。
《六帖》引戶部式“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即其一例。
但此處要點在丁役五十日則租庸調三者皆免。
此點想先生亦必同意。
（四）中男應雜徭而屬不課口。
尊意指中男但應課而不應役，故得為不課口。
仍嫌費解。
課口課戶之課，兼指課役而言，舊說本是如此。
問題仍在課役二字之解釋也。
（五）“雜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
弟前函雲“蓋謂雜戶有職掌而無課役，故不同于百姓”，語太簡略，補說如次： 職掌猶言職責職任，即英文所謂duty。
在唐代往往特指諸色胥吏之職掌。
按《通典》十内外文武官員之下列有“内職掌”、“外職掌”等多人。
其“内職掌”當即《唐會要》五八所引唐賦役令所謂“京師諸色職掌人”得免課役者。
此等内外職掌，大略相當于宋之職役。
其中如魚師、親事帳内、白直等，在唐亦複稱為色役或雜役。
雜戶服役諸司，其職掌與内外職掌相似，亦無課役，與一般百姓之有課役而無職掌者，甚不同也。
又律文若讀為“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亦通。
《戶婚律》一二《疏議》雲“賦役不同白丁”，亦同此義。
（六）孫奭《唐律音義》諸詐自複除“複除音福，下複役同”。
此有二事：一、孫奭所謂下同，但指複之音福。
二、詐自複除與即所詐得複役使不同，因有徒二年徒一年之别。
先生以為區别于“自主”“他主”，雖似可通，然條文雲“若詐死&hellip&hellip者徒二年”，詐死當免一切稅役，若複除隻除役而不除稅，何以與詐死同科？若詐自複除為詐自複除本身課（稅）役（徒），而即所詐得複役使則“謂詐為雜任之類”（例如詐言已充雜役若幹日）遂得免其役使。
則輕重顯有不同，亦與徒二年與徒一年相應矣。
（七）《楊炎傳》之“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
貧人無所入（謂入官入道入色役）則丁存，故課免于上而賦于下”。
課、賦均當指租庸調。
而“以色役免”謂“以入色役免”，意思似甚明白。
參以《通典》七注“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
&hellip&hellip其丁狡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豪族，兼諸色役（謂兼之以諸色役），萬端蠲除（租庸調）”與此意思一緻。
又《唐會要》六九元和六年李吉甫奏，“國家自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計者，已八十餘萬。
其餘去為商販，度為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亦可相參。
鄙意未嘗謂“兼諸色役”為“租庸調兼”之義。
先生恐有誤解。
（八）杜詩“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有相當重要性。
杜陵詩史，世所盛稱。
詩中有關制度者，大抵有據。
此正如《唐會要》五六之“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可以為僧尼免租庸之旁證。
非有确實反證，不可輕易抹殺也。
至于曆代品官免租免役之制，自宋以降，原則上免役而不免租，誠為通說。
自唐以前，則文獻不足，尚難定論。
以唐代而言，若免課役之舊解不誤，亦不過免租庸調，而三者皆出于丁，理當一貫。
至于戶稅地稅，固猶出自王公以下也。
（九）《唐會要》四七請令僧歲輸絹四匹。
尊意謂以代庸，鄙意不如謂以代租庸調。
蓋庸歲二十日，以日絹三尺計，隻得一匹又半（六十尺）。
若以五十日計，代租庸調，則得十五丈，與四匹（十六丈）之數為近。
關于唐代雜徭，史文阙略，難解之點尚多，就鄙意推測，充夫及其他雜色役，似均屬按“丁”或“中”或“丁及中”科派。
然應此等雜徭者，若為丁男，亦得以當二十日之正役。
依《六帖》充夫式，似充夫二日可當正役一日。
至百日相當正役五十日，則租庸調皆免。
若其他色役雜役，或應役番上，或納資課，亦可借以免除稅役（租庸調）。
此假設與先生之說，頗有出入。
能否成立，甚不敢必。
苟有與史料違背之處，自當改轍從善，惟先生進而教之，幸甚！即請教安。
弟 楊聯陞再拜 1955年2月8日 曾我部先生論旨，已大略轉述如上。
原函因未得先生允許，未敢徑自發表。
頃讀先生在《史林》三十八卷四号印布之《その後の課役の解釋問題》一文，附記雲“昭和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稿了”。
文中引及鄙見，主要限于第一函中關于唐律者三點，其他未多述及。
今将兩函刊出，或可供注意此問題之學人參考。
又先生“三月二日追記”引及《東洋學報》三十七卷二号及三号所載山本達郎教授《敦煌發現計帳樣文書殘簡&mdash&mdash大英博物館所藏スタィン将來文書六一三号》。
敦煌此卷，關系北朝田制稅制，極為重要。
文書年代，山本教授以為當在大統十三年即西曆五四七年。
其說可信。
卷子内容，山本教授考證已詳，然似仍有可以補正之處。
如“合課丁男”之中有五人雜任役（役）：一人，二人（防）閣，二人虞候。
二字，當釋為獵獅，蓋與魚師相類，亦雜色役之一。
六丁兵卅人，乘二人，疑當作傔人。
受田戶六足，戶六三分未足，戶十三二分未足，戶七一分未足，戶一無田。
細審其應受已受之數，似三分未足者，已受田約四分之三而其餘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者，已受田約四分之二，四分之一而其餘未足也。
文書中“課”字，概作廣義用，通指對公上之負擔。
故牛之受田者亦課。
合課丁男計三十七人，其五人雜任役，就正課而言，近于不課。
故“課見輸”之丁男隻三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