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商賈——餘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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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奸商，一個罵贓官，各有道理。
平情而論，曆史中頗有勤政愛民的循吏，也有公平買賣的安良商賈，尤其是義舉、善舉的貢獻，突出傳統倫理道德的作用。
英時教授此書，着重近代商人精神，确有貢獻！ 古代工商皆屬官。
齊“國”分（即都城與近郊）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
工商可能在一處，或近處，便于營業。
将來考古發掘，或可證明。
《左》定公八年傳：“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杜正勝《周代城邦》解為工商共赴國難（一三一&mdash一三三頁）是對的。
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也如此說。
“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
管子說“賈而不為官賈，工而不為官工”，“與工而不與分”，大約是說記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馬》）。
古代工商屬官，俞樾有大段發明： 古者商賈皆官主之。
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貸。
以《周禮》考之，質劑掌于官，度量純制掌于官，貸賄之玺節掌于官。
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绛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
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
蓋猶皆受命于官也。
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
《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于市，而不為官賈，此其濫觞與！蓋不屬于官即不得列于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
子貢以聖門高第，亦複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
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
（《群經平議》）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俞說，以為近理。
但又說：“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為之者，凡有所業，以為命所受如此也。
”漢有二業之禁，副業是否二業，尚可研究。
士農工商，四民分業。
對于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詳細的說明（簡單說是“通财鬻貨為商”，見《漢書·食貨志》）：“今夫商，群萃而州處。
觀兇饑、審國變。
察其四時而監（監，視也）其鄉之貨。
以知其市之賈（價）。
負任擔荷，服牛辂馬，以周四方。
料多少，計貴賤。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hellip&hellip商之子常為商。
”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傳其世業，中外各有父子傳業者，也有兒子嫌父親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獨立入他業者。
常為商，常字不可拘泥。
世業自然有之。
這一段動詞有“觀、審、察、知、料、計”等字，都是觀察、計算等知識信息方面的操作，不隻是體力勞動，大可注意。
商可列于四民之中，同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
正在于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講壟斷“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網）市利”的賤丈夫，征商自他為始。
後來劉晏主持财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
“既饒争時”是貨殖家的高論。
供求不全操縱在己之時，仍然要争。
《淮南子》卷一說：“得在時，不在争。
”還承認“時”（時機、時會）之重要。
《管子》有“失時”一小段，說：“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
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時不是财貨，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積。
“富于春秋”，貴在善用。
“今日不為，明日亡貨”确解不詳，望文生義，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會有錢。
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财，則民知得正矣”可證。
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錢給你用（如通貨膨脹之類，可減币值）。
主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到此。
以下想把《漢書·食貨志》裡關于商人的記載，略作讨論。
先從禹貢之貢說起。
任土作貢，“遠近各因所生，賦入貢棐（筐也）”。
貢是人民對主上，特别是皇帝的責任。
不限于“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農業（日本農民對地主納租，仍有“年貢”一詞）。
各地的土産、特産都應該貢，項目、種類見于政書，如《通典》及正史地理志、方志等。
由地方官征取貢上；或政府派專人收買、坐辦，給價不給價都是人民負擔。
商人為政府或皇帝服務時，即是官商、官賈，采辦運輸，都可有責任。
貢之意義，不限于貢物，人也在内。
科舉制度，重在貢士，舉人進士，舉、進都是貢與皇帝。
明清有貢生（生指生員），有五種之多。
何炳棣教授《明清社會史論》（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有讨論。
《學政全書》等處有資料。
元明有貢吏，明有所謂農吏，似以矯正元代以吏為治之弊（《明會典》有資料），但效果有限。
地方吏（特以書吏為多）中央吏雖已有人研究，仍有餘蘊。
我是多年前房兆楹教授提醒的。
《漢志》提到秦始皇發間左之戍，可證商人地位已低。
注引應劭曰：“秦時以适（谪）發之，名适戍。
先發吏有過，及贅婿、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戍者曹輩盡，複入闾取其左發之。
未及取右而秦亡。
”贅婿可能與“生分”有關，下文再論。
闾是裡門。
秦似尚右，先取較賤之闾左。
漢也有“七科谪”之說。
商人不能買“複”的，要服兵役。
傳統思想，不論儒法，都以豪強兼并（或并兼）為害。
《管子·輕重》，政府斂散以時，要地方按家數藏谷、藏餞（注家說：人君所藏以贍民者），則“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大賈豪畜常是政府整治的目标。
可能是統治者眼紅，兼自利。
不過，真愛民而以民為民之人君也有，不應一概抹殺。
漢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複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
不同階級的生活方式，有法令規定，曆代都有。
瞿同祖教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有專章讨論，征引甚廣（當然尚可補充）。
所論包括飲食、衣飾、房舍、輿馬。
不但講個人而且論家屬。
早的如《管子》立政“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
近如明代穿靴大有限制。
商人在不許穿靴之列。
手邊有C.R.Boxer的South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1953），作者是倫敦大學葡文教授。
頁二六○有插圖，商人夫婦，是1590年附近馬尼拉的圖繪，上題“常來”Sangley，我疑心是“生理”之誤，但亦可能與商人稱為“常賣”有關（見米芾《畫史》及《夢粱錄》等書）。
商人戴高（氈）帽，衣衫分兩截，下截有折。
蓋腳皮或布鞋（或所謂皮劄，隻蓋腳面，決不是靴），持折扇，頗樸素。
商婦有钗、髻，有衫、裙，稍覺華貴。
可能在南洋限制不嚴。
不過此時西、葡、荷等國都已東來，華僑命運轉惡，有幾次大受屠殺。
一次大屠殺在呂宋，華僑受萬曆帝好貨之累，有人說呂宋有機易山出銀，可采。
皇帝相信，派宦官帶人來查考，是礦監、稅監報效中之一事，引起當地殖民主管疑忌，大屠華僑。
商人被屠，不限于海外，明末移到關外的所謂遼人，即屢受努爾哈赤（太祖）之殺戮。
葉夢珠《閱世編》（上海掌故叢書）說： 太祖果于殺戮，凡殺遼人十次。
初殺貧人，後殺富人、惡人（即識字者），名目不一。
有一次殺不畜雞犬者，雲：“家無六畜，其意在逃也。
”遼人百僅
平情而論，曆史中頗有勤政愛民的循吏，也有公平買賣的安良商賈，尤其是義舉、善舉的貢獻，突出傳統倫理道德的作用。
英時教授此書，着重近代商人精神，确有貢獻！ 古代工商皆屬官。
齊“國”分（即都城與近郊）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
工商可能在一處，或近處，便于營業。
将來考古發掘，或可證明。
《左》定公八年傳：“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杜正勝《周代城邦》解為工商共赴國難（一三一&mdash一三三頁）是對的。
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也如此說。
“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
管子說“賈而不為官賈，工而不為官工”，“與工而不與分”，大約是說記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馬》）。
古代工商屬官，俞樾有大段發明： 古者商賈皆官主之。
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貸。
以《周禮》考之，質劑掌于官，度量純制掌于官，貸賄之玺節掌于官。
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绛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
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
蓋猶皆受命于官也。
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
《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于市，而不為官賈，此其濫觞與！蓋不屬于官即不得列于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
子貢以聖門高第，亦複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
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也。
（《群經平議》） 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俞說，以為近理。
但又說：“古者四民各習其業，未有兼為之者，凡有所業，以為命所受如此也。
”漢有二業之禁，副業是否二業，尚可研究。
士農工商，四民分業。
對于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詳細的說明（簡單說是“通财鬻貨為商”，見《漢書·食貨志》）：“今夫商，群萃而州處。
觀兇饑、審國變。
察其四時而監（監，視也）其鄉之貨。
以知其市之賈（價）。
負任擔荷，服牛辂馬，以周四方。
料多少，計貴賤。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hellip&hellip商之子常為商。
”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傳其世業，中外各有父子傳業者，也有兒子嫌父親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獨立入他業者。
常為商，常字不可拘泥。
世業自然有之。
這一段動詞有“觀、審、察、知、料、計”等字，都是觀察、計算等知識信息方面的操作，不隻是體力勞動，大可注意。
商可列于四民之中，同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
正在于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講壟斷“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網）市利”的賤丈夫，征商自他為始。
後來劉晏主持财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
“既饒争時”是貨殖家的高論。
供求不全操縱在己之時，仍然要争。
《淮南子》卷一說：“得在時，不在争。
”還承認“時”（時機、時會）之重要。
《管子》有“失時”一小段，說：“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故曰：今日不為，明日亡貨。
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時不是财貨，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積。
“富于春秋”，貴在善用。
“今日不為，明日亡貨”确解不詳，望文生義，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會有錢。
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财，則民知得正矣”可證。
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錢給你用（如通貨膨脹之類，可減币值）。
主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到此。
以下想把《漢書·食貨志》裡關于商人的記載，略作讨論。
先從禹貢之貢說起。
任土作貢，“遠近各因所生，賦入貢棐（筐也）”。
貢是人民對主上，特别是皇帝的責任。
不限于“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農業（日本農民對地主納租，仍有“年貢”一詞）。
各地的土産、特産都應該貢，項目、種類見于政書，如《通典》及正史地理志、方志等。
由地方官征取貢上；或政府派專人收買、坐辦，給價不給價都是人民負擔。
商人為政府或皇帝服務時，即是官商、官賈，采辦運輸，都可有責任。
貢之意義，不限于貢物，人也在内。
科舉制度，重在貢士，舉人進士，舉、進都是貢與皇帝。
明清有貢生（生指生員），有五種之多。
何炳棣教授《明清社會史論》（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有讨論。
《學政全書》等處有資料。
元明有貢吏，明有所謂農吏，似以矯正元代以吏為治之弊（《明會典》有資料），但效果有限。
地方吏（特以書吏為多）中央吏雖已有人研究，仍有餘蘊。
我是多年前房兆楹教授提醒的。
《漢志》提到秦始皇發間左之戍，可證商人地位已低。
注引應劭曰：“秦時以适（谪）發之，名适戍。
先發吏有過，及贅婿、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戍者曹輩盡，複入闾取其左發之。
未及取右而秦亡。
”贅婿可能與“生分”有關，下文再論。
闾是裡門。
秦似尚右，先取較賤之闾左。
漢也有“七科谪”之說。
商人不能買“複”的，要服兵役。
傳統思想，不論儒法，都以豪強兼并（或并兼）為害。
《管子·輕重》，政府斂散以時，要地方按家數藏谷、藏餞（注家說：人君所藏以贍民者），則“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大賈豪畜常是政府整治的目标。
可能是統治者眼紅，兼自利。
不過，真愛民而以民為民之人君也有，不應一概抹殺。
漢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複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
不同階級的生活方式，有法令規定，曆代都有。
瞿同祖教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有專章讨論，征引甚廣（當然尚可補充）。
所論包括飲食、衣飾、房舍、輿馬。
不但講個人而且論家屬。
早的如《管子》立政“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
近如明代穿靴大有限制。
商人在不許穿靴之列。
手邊有C.R.Boxer的South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1953），作者是倫敦大學葡文教授。
頁二六○有插圖，商人夫婦，是1590年附近馬尼拉的圖繪，上題“常來”Sangley，我疑心是“生理”之誤，但亦可能與商人稱為“常賣”有關（見米芾《畫史》及《夢粱錄》等書）。
商人戴高（氈）帽，衣衫分兩截，下截有折。
蓋腳皮或布鞋（或所謂皮劄，隻蓋腳面，決不是靴），持折扇，頗樸素。
商婦有钗、髻，有衫、裙，稍覺華貴。
可能在南洋限制不嚴。
不過此時西、葡、荷等國都已東來，華僑命運轉惡，有幾次大受屠殺。
一次大屠殺在呂宋，華僑受萬曆帝好貨之累，有人說呂宋有機易山出銀，可采。
皇帝相信，派宦官帶人來查考，是礦監、稅監報效中之一事，引起當地殖民主管疑忌，大屠華僑。
商人被屠，不限于海外，明末移到關外的所謂遼人，即屢受努爾哈赤（太祖）之殺戮。
葉夢珠《閱世編》（上海掌故叢書）說： 太祖果于殺戮，凡殺遼人十次。
初殺貧人，後殺富人、惡人（即識字者），名目不一。
有一次殺不畜雞犬者，雲：“家無六畜，其意在逃也。
”遼人百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