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商賈——餘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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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與時轉貨資，看記載他可能是賈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為魯相。
朱注引程子的話，說子貢受教于孔子之後，就不再貨殖了。
或即如此推定。
也可見程朱對子貢是賢人而貨殖，心有未安，隻好解說是前科。
結驷連騎騁享諸侯在何時，就不必問了。
範蠡助越滅吳之後，變名易姓，之陶為朱公。
三緻千金，再分散與貧親友，傳業與子孫，遂至萬萬。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聯陞按，至今商店門聯仍多寫“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口氣大而有當，不知何時何人所作。
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體大思精，有破有立，對範蠡與白圭都有專論。
先生對計然非人名而是範蠡著書，有長辨。
對馬總《意林》所謂《範子》十二卷，以十證明其為僞托，立場堅定。
但我以為輯佚之書，重要看所輯内容，有無價值，包括思想史之價值。
如危微精一之說，雖出于晚出《尚書》，豈可不論。
賓四先生說：“蓋《史記》所謂&lsquo計然七策，越用其五&rsquo者，計然乃範蠡為越謀富強報吳複仇之書，故人之兵權謀。
範蠡功成，又欲移其緻富之術，試之私家，故《史記》摘其語于《貨殖傳》，後之造僞書者不辨，專以天時陰陽農事殖産為說，故入農家。
”按計然七策，《漢書》作十策，七、十字近，此處以十為是[2]。
蔡谟說範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
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權謀，其中若幹應亦可用于商戰、财經，如《管子》“輕重”所論。
蓋貨币起源甚早，墨子已說“歲變粜則歲變刀（即刀币）”，子貢之廢著，正以物價有升降，如今人買賣股票，必有漲落，隻看是否“億則屢中”。
農産依賴天時，歲穰饑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說“物之理也”。
政策由粜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之發現，定為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平粜齊物，關市不乏，國之利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寶貴的經濟思想。
至于“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亦如今日買股票，有人專選買新起之小公司。
如大發展，即如珠玉。
此等話可能引起“将欲取之必姑與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計策。
白圭說：“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這裡有智慧、有精神、見解高、用途廣，令人難及！無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賓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對梁玉繩而主張白圭有兩人之說。
但前人對白圭行事，傳說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時不易決定。
如範蠡是否陶朱，賓四先生緻疑，我則主張暫時保存，留為佳話（好故事，宋代“說話人”之“話”）。
如“陶為天下之中”賓四先生以地理證其言不在範蠡時，似尚可疑。
陶之地望，《貨殖列傳》：“夫自鴻溝以東，芒砀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徐廣雲：“今之定陶。
”範蠡時，此地發展如何，難以懸斷。
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發掘出有匋字之貨币，或兼有刀币、布币、最好，至少這是一條取證的線索。
如賓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為相，而且在孟子遊梁（魏都）之前，他自稱“丹（梁玉繩說：&lsquo丹名，圭字。
&rsquo賓四先生亦謂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于禹”。
《韓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無水難。
”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話。
《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
“梁玉繩以為名會乃于浍之訛，浍為魏地。
其說可喜。
但如改會為浍而解為畎浍，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張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稅制，孟子罵他是貊道，即野蠻人的辦法。
太輕了。
又提到大貊小貊，與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
孟子贊成什一。
稅制是很複雜的問題，論賦役，沒有兵役、力役，稅有粟、米、布、帛等物資之征，有的以貨币計，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還有附加稅等。
唐代租庸調制，計算已精，後來改為兩稅，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細賬，還是難算幾分取幾。
若漢之算缗錢，及後來貨物稅等商稅，計算分數則較為容易，也有不少資料。
古人計算多用分數，“貪賈三之，良賈五之”。
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潤為本錢三分之一，“五之”則為五分之一。
即是什二，最為通順。
作為周轉次數之說，日本有宮崎市定先生，中國有石聲漢先生（《齊民要術今釋》第三分冊，四四一頁）。
我想他們兩位互不相知。
不過要假定每次輪轉所投之資為同一數量，不計複利，“五之”才能得到“歲息萬二千”之利息或利潤，稍嫌費解。
劉奉世的解釋最通，但他認為子貸取息，稍嫌固執。
利息利潤之率本可通論，西文所謂ratesofreturns是也。
二十而取之，顯然是輕稅，魯哀公對孔子說“二吾猶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稅，相差甚多。
法令計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關，值得注意。
如睡虎地秦簡“效律”“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赀官啬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兩，即誤差二十分之一以上。
“鬥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誤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說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貨殖列傳》提到的論述，除計然有書之外，似多以口語相傳，如引用的“無财作力，少有鬥智，既饒争時”，“本土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與巧有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用貧求富等語，《齊民要術》“貨殖第六十二”引作諺語。
史公記“魯人俗儉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約簡明，亦為《齊民要術》所引。
又宣曲（在關内）任氏在秦敗時，不争取金玉而獨窖倉粟，以此起富。
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
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賤賈（價），任氏獨取貴善。
（妙在不争）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為闾裡率。
此條公約，重自律，重公事，即事業之公事，甚可注意。
當時已有影響。
不争而能得時，不戰而勝，自是高妙，白圭“趣時若猛獸鸷鳥之發”，争取時機。
時會有一縱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國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題包括：1.什麼是商人的角色。
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還演了些什麼角色。
3.什麼人演商人的角色。
問題複雜，隻能略作分析，舉幾個實例，請讀者自作評斷或引伸。
大緻言之，商人除了自己營業，還可以為皇帝、貴族、官僚營業，或代辦，或專任，辦事即是服務。
其中有官似難分之處。
從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為公，作為官。
皇帝稱為“官家”。
理論上皇帝的财庫（漢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與政府的财庫（大司農所管）有分别。
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國經濟史大家，有專文讨論。
我在評孫念禮博士譯注的書評中，也有讨論，引清代戶部與内務府為例。
（海關監督，西人稱Hoppo，有人說是戶部之譯音，有人說是河泊所之河泊變來。
海關主管與織造相似，都是主子的親信。
收入與沒入，大緻都歸皇帝。
）帝制時代，自然是從政府庫向皇帝庫撥款時多。
貴族官僚與商人勾結，屢見不鮮。
理論上在上者不可與下民争利，實情則反。
商人可能由配角升為主角。
出了問題，一個
朱注引程子的話，說子貢受教于孔子之後，就不再貨殖了。
或即如此推定。
也可見程朱對子貢是賢人而貨殖，心有未安，隻好解說是前科。
結驷連騎騁享諸侯在何時，就不必問了。
範蠡助越滅吳之後，變名易姓，之陶為朱公。
三緻千金，再分散與貧親友，傳業與子孫，遂至萬萬。
“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聯陞按，至今商店門聯仍多寫“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口氣大而有當，不知何時何人所作。
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體大思精，有破有立，對範蠡與白圭都有專論。
先生對計然非人名而是範蠡著書，有長辨。
對馬總《意林》所謂《範子》十二卷，以十證明其為僞托，立場堅定。
但我以為輯佚之書，重要看所輯内容，有無價值，包括思想史之價值。
如危微精一之說，雖出于晚出《尚書》，豈可不論。
賓四先生說：“蓋《史記》所謂&lsquo計然七策，越用其五&rsquo者，計然乃範蠡為越謀富強報吳複仇之書，故人之兵權謀。
範蠡功成，又欲移其緻富之術，試之私家，故《史記》摘其語于《貨殖傳》，後之造僞書者不辨，專以天時陰陽農事殖産為說，故入農家。
”按計然七策，《漢書》作十策，七、十字近，此處以十為是[2]。
蔡谟說範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
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權謀，其中若幹應亦可用于商戰、财經，如《管子》“輕重”所論。
蓋貨币起源甚早，墨子已說“歲變粜則歲變刀（即刀币）”，子貢之廢著，正以物價有升降，如今人買賣股票，必有漲落，隻看是否“億則屢中”。
農産依賴天時，歲穰饑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說“物之理也”。
政策由粜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之發現，定為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平粜齊物，關市不乏，國之利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寶貴的經濟思想。
至于“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亦如今日買股票，有人專選買新起之小公司。
如大發展，即如珠玉。
此等話可能引起“将欲取之必姑與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計策。
白圭說：“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這裡有智慧、有精神、見解高、用途廣，令人難及！無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賓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對梁玉繩而主張白圭有兩人之說。
但前人對白圭行事，傳說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時不易決定。
如範蠡是否陶朱，賓四先生緻疑，我則主張暫時保存，留為佳話（好故事，宋代“說話人”之“話”）。
如“陶為天下之中”賓四先生以地理證其言不在範蠡時，似尚可疑。
陶之地望，《貨殖列傳》：“夫自鴻溝以東，芒砀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
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徐廣雲：“今之定陶。
”範蠡時，此地發展如何，難以懸斷。
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發掘出有匋字之貨币，或兼有刀币、布币、最好，至少這是一條取證的線索。
如賓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為相，而且在孟子遊梁（魏都）之前，他自稱“丹（梁玉繩說：&lsquo丹名，圭字。
&rsquo賓四先生亦謂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于禹”。
《韓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無水難。
”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話。
《史記》“六國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
“梁玉繩以為名會乃于浍之訛，浍為魏地。
其說可喜。
但如改會為浍而解為畎浍，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張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稅制，孟子罵他是貊道，即野蠻人的辦法。
太輕了。
又提到大貊小貊，與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
孟子贊成什一。
稅制是很複雜的問題，論賦役，沒有兵役、力役，稅有粟、米、布、帛等物資之征，有的以貨币計，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還有附加稅等。
唐代租庸調制，計算已精，後來改為兩稅，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細賬，還是難算幾分取幾。
若漢之算缗錢，及後來貨物稅等商稅，計算分數則較為容易，也有不少資料。
古人計算多用分數，“貪賈三之，良賈五之”。
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潤為本錢三分之一，“五之”則為五分之一。
即是什二，最為通順。
作為周轉次數之說，日本有宮崎市定先生，中國有石聲漢先生（《齊民要術今釋》第三分冊，四四一頁）。
我想他們兩位互不相知。
不過要假定每次輪轉所投之資為同一數量，不計複利，“五之”才能得到“歲息萬二千”之利息或利潤，稍嫌費解。
劉奉世的解釋最通，但他認為子貸取息，稍嫌固執。
利息利潤之率本可通論，西文所謂ratesofreturns是也。
二十而取之，顯然是輕稅，魯哀公對孔子說“二吾猶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稅，相差甚多。
法令計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關，值得注意。
如睡虎地秦簡“效律”“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赀官啬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兩，即誤差二十分之一以上。
“鬥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誤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說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貨殖列傳》提到的論述，除計然有書之外，似多以口語相傳，如引用的“無财作力，少有鬥智，既饒争時”，“本土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與巧有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用貧求富等語，《齊民要術》“貨殖第六十二”引作諺語。
史公記“魯人俗儉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約簡明，亦為《齊民要術》所引。
又宣曲（在關内）任氏在秦敗時，不争取金玉而獨窖倉粟，以此起富。
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
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賤賈（價），任氏獨取貴善。
（妙在不争）富者數世。
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為闾裡率。
此條公約，重自律，重公事，即事業之公事，甚可注意。
當時已有影響。
不争而能得時，不戰而勝，自是高妙，白圭“趣時若猛獸鸷鳥之發”，争取時機。
時會有一縱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國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題包括：1.什麼是商人的角色。
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還演了些什麼角色。
3.什麼人演商人的角色。
問題複雜，隻能略作分析，舉幾個實例，請讀者自作評斷或引伸。
大緻言之，商人除了自己營業，還可以為皇帝、貴族、官僚營業，或代辦，或專任，辦事即是服務。
其中有官似難分之處。
從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為公，作為官。
皇帝稱為“官家”。
理論上皇帝的财庫（漢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與政府的财庫（大司農所管）有分别。
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國經濟史大家，有專文讨論。
我在評孫念禮博士譯注的書評中，也有讨論，引清代戶部與内務府為例。
（海關監督，西人稱Hoppo，有人說是戶部之譯音，有人說是河泊所之河泊變來。
海關主管與織造相似，都是主子的親信。
收入與沒入，大緻都歸皇帝。
）帝制時代，自然是從政府庫向皇帝庫撥款時多。
貴族官僚與商人勾結，屢見不鮮。
理論上在上者不可與下民争利，實情則反。
商人可能由配角升為主角。
出了問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