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商賈——餘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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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英時教授要我為他這本新書作序，誼不容辭。
我讀了原稿，寫信說“雖是大題，而有綜合，有推論，有新證，可謂得意之筆”。
換句話說，義理、考據、詞章，都有出色之處。
我們相知三十年，絕非“戲台裡喝彩”。
近二三十年來，明清社會經濟史，已有不少收獲，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
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曾引起不少讨論，現在塵埃已大緻落定，急待新的構思指引。
英時此書，貢獻正得其時。
寫序的人，自己也該有點貢獻。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談主要集中在下篇的範圍之内。
上篇論新禅宗、新道教，我有兩點可以補充。
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條，“作”指何事，意義有無改變，實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
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規”，“作”可以是作務、工作、勞作，但也許不必限于體力。
中篇論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會分工的涵義，不專指體力勞動。
禅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樣。
直歲之下有團頭、磨頭、莊主等職務輪擔，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襯錢，大約也可算為“作”。
第二點是英時根據陳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紹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無頭陀縛律之苦”一句話，這使我想起金元時代有“糠禅”即頭陀宗，很值得重視。
我多年來留心搜集有關這一宗的記載，最近讀到缪荃孫從《永樂大典》輯出的《順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幹糠禅資料，準備将來寫一短文。
但是還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師萬松老人行秀的《糠禅賦》。
耶律楚材反對糠、邱，邱即長春真人。
耶律斥邱，陳援庵先生論之已備，但糠禅則連他好像也未知其詳。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說：“毗盧、糠禅、混元等教，亦盛于金元，今皆無考。
”我猜想糠禅與佛道二教關系都不簡單。
希望方家指教。
本書下篇論中國商人精神，主要論16至18世紀商人的自覺與自負，論證新穎，發人所未發。
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記·貨殖列傳》。
我想從這裡試為發揮。
大體言之，英時的讨論，隻回到宋代。
我的漫談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題目貫穿帝制時代，但隻能點到為止。
假定有人要寫商人通史，也許可供參考。
英時此書以思想史為中心，我的漫談則回旋于社會經濟史和思想史之間。
如果允許我引藝術史上的佳話來作一種自我陶醉式的比喻，這也許可以算是石濤畫蘭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補坡石吧。
“原商”與“說儒” 上古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那時恐怕還沒有專業的商人，有人推斷商人或已存在于部族之間。
看《春秋左傳》的記載，如出名的鄭商弦高退秦師，即自稱為鄭國代表。
談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賈與殷商之商有無關系，有多少關系，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日本前輩學人小島祐（西京法學部教授，1881&mdash1966年）有《原商》一文頗有名。
刊在《東亞經濟研究》廿周年紀念号（二○卷第三号，1936年，一三三&mdash一四四頁），後收入《古代中國研究》（1968年）。
引用典籍“貿遷有物化居”與“肇牽車牛，遠服賈”證殷人本有經商傳統（聯陞按：化居，化即貨，居謂居積，注者已多。
遠服賈，聞一多先生連下文讀，以賈用為一詞，與《詩·氓》“賈用不雠”[1]之賈用同，解為價傭不售不酬，其說可喜）。
遺民在周代續有發展，周初分與魯、衛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專業者（聯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專業之“部”，小島先生必已想到），遺民在商業上以經濟之長，亦演了重要角色。
《詩經》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是其例（聯陞按：王毓铨以布為貨布）。
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确）。
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等，都譏笑宋人，而宋國定為殷後，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來取笑，“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出賣古國異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虧本的生意（小島文末以比猶太人艱苦奮鬥）。
小島此文最重要的是《左傳》昭十六年子産替鄭商說話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此段确實重要。
鄭先公與商人共同開發，保障公平交易與商市存貨的自由，見于盟誓。
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約，因相信違約者必遭神譴。
這一段極見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關于殷遺民，胡适先生的《說儒》與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是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同時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發表，時在1934年6月。
據傅先生日記，此文大約寫于1930年冬或1931年春，請胡先生看過。
胡文證儒者多出于殷遺民，以治喪相禮為業。
孔子家世由宋遷魯，本是殷人。
殷士轉為儒，由老子之柔懦轉為儒家之剛毅。
傅文解《論語》“先進于禮樂，野人也”是殷民先進。
分析齊、魯、宋、衛，都是殷遺民之國。
引《左傳》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魯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解為“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自是史家通說。
胡、傅兩先生的論題，各占地位。
與小島《原商》文，時間相去不遠，都是讨論殷遺民，似非互相影響，重要者沒有人說商賈都是殷人。
英時細心提醒我《說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賈出于商人之假說，大意見于《國學論叢》二卷七号，又為我查出題目年月等（《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mdash一一二頁）。
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
近有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發揮徐說，除引《左傳》、《尚書》外，還以殷墓發掘的自然貝、銅貝為貝貨，又《周禮》鄭玄注“賈人知官物賈者”、“賈人知物美惡也”為證，又有推闡。
（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貨殖列傳》的三大賢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有NancyLeeSwann孫念禮，FoodandMoneyinAncientChina《漢書食貨志譯注》，附，1950）以陶朱（範蠡）、子貢（端木賜）、白圭三人起首，可稱為三大賢，值得讨論。
貨殖二字，見《論語》，孔子談到子貢，先以顔回之安貧守道為比，然後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朱子說命是天命。
錢賓四先生《論語新解》，分諸家之說為二：一是祿命，其中有貧富貴賤之天命，祿與爵可以相連，則《左傳》昭七年所謂“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之命。
《詩·小星》“實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
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貢不代表官府而私自營業，是謂不受命。
此說出于俞樾，劉寶楠《正義》引之。
賓四先生贊同，我也附議。
實則兩說皆可通。
官商下節再讨論。
子貢在仲尼弟子列傳有長傳。
說“少孔子三十一歲（比顔淵還小一歲），利口巧辭”，孔子似頗喜愛這位小朋友，說他是瑚琏之器。
以後一大段，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結果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功績不小！子貢方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子貢好廢舉（賣出或囤
我讀了原稿，寫信說“雖是大題，而有綜合，有推論，有新證，可謂得意之筆”。
換句話說，義理、考據、詞章，都有出色之處。
我們相知三十年，絕非“戲台裡喝彩”。
近二三十年來，明清社會經濟史，已有不少收獲，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
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曾引起不少讨論，現在塵埃已大緻落定，急待新的構思指引。
英時此書，貢獻正得其時。
寫序的人，自己也該有點貢獻。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談主要集中在下篇的範圍之内。
上篇論新禅宗、新道教，我有兩點可以補充。
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條，“作”指何事，意義有無改變，實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
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規”，“作”可以是作務、工作、勞作，但也許不必限于體力。
中篇論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會分工的涵義，不專指體力勞動。
禅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樣。
直歲之下有團頭、磨頭、莊主等職務輪擔，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襯錢，大約也可算為“作”。
第二點是英時根據陳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紹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無頭陀縛律之苦”一句話，這使我想起金元時代有“糠禅”即頭陀宗，很值得重視。
我多年來留心搜集有關這一宗的記載，最近讀到缪荃孫從《永樂大典》輯出的《順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幹糠禅資料，準備将來寫一短文。
但是還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師萬松老人行秀的《糠禅賦》。
耶律楚材反對糠、邱，邱即長春真人。
耶律斥邱，陳援庵先生論之已備，但糠禅則連他好像也未知其詳。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說：“毗盧、糠禅、混元等教，亦盛于金元，今皆無考。
”我猜想糠禅與佛道二教關系都不簡單。
希望方家指教。
本書下篇論中國商人精神，主要論16至18世紀商人的自覺與自負，論證新穎，發人所未發。
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記·貨殖列傳》。
我想從這裡試為發揮。
大體言之，英時的讨論，隻回到宋代。
我的漫談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題目貫穿帝制時代，但隻能點到為止。
假定有人要寫商人通史，也許可供參考。
英時此書以思想史為中心，我的漫談則回旋于社會經濟史和思想史之間。
如果允許我引藝術史上的佳話來作一種自我陶醉式的比喻，這也許可以算是石濤畫蘭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補坡石吧。
“原商”與“說儒” 上古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那時恐怕還沒有專業的商人，有人推斷商人或已存在于部族之間。
看《春秋左傳》的記載，如出名的鄭商弦高退秦師，即自稱為鄭國代表。
談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賈與殷商之商有無關系，有多少關系，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日本前輩學人小島祐（西京法學部教授，1881&mdash1966年）有《原商》一文頗有名。
刊在《東亞經濟研究》廿周年紀念号（二○卷第三号，1936年，一三三&mdash一四四頁），後收入《古代中國研究》（1968年）。
引用典籍“貿遷有物化居”與“肇牽車牛，遠服賈”證殷人本有經商傳統（聯陞按：化居，化即貨，居謂居積，注者已多。
遠服賈，聞一多先生連下文讀，以賈用為一詞，與《詩·氓》“賈用不雠”[1]之賈用同，解為價傭不售不酬，其說可喜）。
遺民在周代續有發展，周初分與魯、衛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專業者（聯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專業之“部”，小島先生必已想到），遺民在商業上以經濟之長，亦演了重要角色。
《詩經》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是其例（聯陞按：王毓铨以布為貨布）。
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确）。
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長、守株待兔等，都譏笑宋人，而宋國定為殷後，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來取笑，“宋人資章甫而适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出賣古國異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虧本的生意（小島文末以比猶太人艱苦奮鬥）。
小島此文最重要的是《左傳》昭十六年子産替鄭商說話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此段确實重要。
鄭先公與商人共同開發，保障公平交易與商市存貨的自由，見于盟誓。
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約，因相信違約者必遭神譴。
這一段極見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關于殷遺民，胡适先生的《說儒》與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是兩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同時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發表，時在1934年6月。
據傅先生日記，此文大約寫于1930年冬或1931年春，請胡先生看過。
胡文證儒者多出于殷遺民，以治喪相禮為業。
孔子家世由宋遷魯，本是殷人。
殷士轉為儒，由老子之柔懦轉為儒家之剛毅。
傅文解《論語》“先進于禮樂，野人也”是殷民先進。
分析齊、魯、宋、衛，都是殷遺民之國。
引《左傳》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魯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解為“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自是史家通說。
胡、傅兩先生的論題，各占地位。
與小島《原商》文，時間相去不遠，都是讨論殷遺民，似非互相影響，重要者沒有人說商賈都是殷人。
英時細心提醒我《說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賈出于商人之假說，大意見于《國學論叢》二卷七号，又為我查出題目年月等（《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mdash一一二頁）。
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
近有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發揮徐說，除引《左傳》、《尚書》外，還以殷墓發掘的自然貝、銅貝為貝貨，又《周禮》鄭玄注“賈人知官物賈者”、“賈人知物美惡也”為證，又有推闡。
（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貨殖列傳》的三大賢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有NancyLeeSwann孫念禮，FoodandMoneyinAncientChina《漢書食貨志譯注》，附，1950）以陶朱（範蠡）、子貢（端木賜）、白圭三人起首，可稱為三大賢，值得讨論。
貨殖二字，見《論語》，孔子談到子貢，先以顔回之安貧守道為比，然後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朱子說命是天命。
錢賓四先生《論語新解》，分諸家之說為二：一是祿命，其中有貧富貴賤之天命，祿與爵可以相連，則《左傳》昭七年所謂“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之命。
《詩·小星》“實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
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貢不代表官府而私自營業，是謂不受命。
此說出于俞樾，劉寶楠《正義》引之。
賓四先生贊同，我也附議。
實則兩說皆可通。
官商下節再讨論。
子貢在仲尼弟子列傳有長傳。
說“少孔子三十一歲（比顔淵還小一歲），利口巧辭”，孔子似頗喜愛這位小朋友，說他是瑚琏之器。
以後一大段，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結果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功績不小！子貢方才：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子貢好廢舉（賣出或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