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名稱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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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rsquoingPeriod，冊I，頁三八&mdash四一），我們聽到了荒野中呼号的聲音。
他的名著《文史通義》中有一篇名為“釋通”的文章，便在表達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17]。
他偏好通史，并指出通史有“六便”與“二長”，相對之下也有“三弊”[18]；在“申鄭”篇中[19]，他極力為飽受與他同時之學者批評的鄭樵辯護[20]。
他認為鄭樵是一位獨具創見的史家，就此而言，甚至可能淩駕司馬遷和班固之上。
然而，章氏的見解無法被其他專務文字、聲韻、校勘之學者所接受[21]，正如一位卓越的評論者&mdash&mdash章炳麟所貼切地指出：“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
”[22]章炳麟認為值得一提的七部清代史著中，僅有一部是通史，即畢沅（1730&mdash1797年，見Hummel，前揭書）的《續通鑒》，其餘六部都是記述宋、元以及明代史事的史書。
（原題：“ATheoryabouttheTitlesoftheTwenty-fourDynasticHistories”，收于Lien-shengYang，ExcursionsinSinology，pp.87&mdash95，由張榮芳譯出） 【注釋】 [1]《史通》（《四部備要》本）卷一，頁一二上&mdash一五上。
[2]《北史》卷一○○，頁三三上，獻書的年代載于《唐會要》（江蘇書局本）卷六三，頁四下；同見《玉海》（浙江書局本）卷四六，頁三五下&mdash三六上。
[3]《史通》卷一二，頁二九下&mdash三○上。
[4]《舊五代史》“凡例”。
一些學者認為《舊五代吏》最初的宋版本仍為私人所收藏，參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重慶，1944年，頁一一一、一二九。
[5]《隋書》卷三三，頁二下&mdash三上；《陳書》卷三四，頁七上；《南史》卷六○，頁二二上。
[6]見王圻：《續文獻通考》（1602年本）卷一七六，頁一一上&mdash一五下；及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北平，1933年。
[7]《遼史》（百衲本），頁四上。
[8]曾廉：《元書》卷一○二。
此書列傳部分之索引收于《哈佛燕京專刊》第35号。
[9]第一部書的作者是鄧元錫（1527&mdash1592年），他的作品有45卷；第二部書作者為傅維麟（死于1667年，見A.W.Hummel，EminentChinesof
他的名著《文史通義》中有一篇名為“釋通”的文章，便在表達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17]。
他偏好通史，并指出通史有“六便”與“二長”，相對之下也有“三弊”[18]；在“申鄭”篇中[19]，他極力為飽受與他同時之學者批評的鄭樵辯護[20]。
他認為鄭樵是一位獨具創見的史家，就此而言，甚至可能淩駕司馬遷和班固之上。
然而，章氏的見解無法被其他專務文字、聲韻、校勘之學者所接受[21]，正如一位卓越的評論者&mdash&mdash章炳麟所貼切地指出：“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
”[22]章炳麟認為值得一提的七部清代史著中，僅有一部是通史，即畢沅（1730&mdash1797年，見Hummel，前揭書）的《續通鑒》，其餘六部都是記述宋、元以及明代史事的史書。
（原題：“ATheoryabouttheTitlesoftheTwenty-fourDynasticHistories”，收于Lien-shengYang，ExcursionsinSinology，pp.87&mdash95，由張榮芳譯出） 【注釋】 [1]《史通》（《四部備要》本）卷一，頁一二上&mdash一五上。
[2]《北史》卷一○○，頁三三上，獻書的年代載于《唐會要》（江蘇書局本）卷六三，頁四下；同見《玉海》（浙江書局本）卷四六，頁三五下&mdash三六上。
[3]《史通》卷一二，頁二九下&mdash三○上。
[4]《舊五代史》“凡例”。
一些學者認為《舊五代吏》最初的宋版本仍為私人所收藏，參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重慶，1944年，頁一一一、一二九。
[5]《隋書》卷三三，頁二下&mdash三上；《陳書》卷三四，頁七上；《南史》卷六○，頁二二上。
[6]見王圻：《續文獻通考》（1602年本）卷一七六，頁一一上&mdash一五下；及馮家昇：《遼史源流考與遼史初校》，北平，1933年。
[7]《遼史》（百衲本），頁四上。
[8]曾廉：《元書》卷一○二。
此書列傳部分之索引收于《哈佛燕京專刊》第35号。
[9]第一部書的作者是鄧元錫（1527&mdash1592年），他的作品有45卷；第二部書作者為傅維麟（死于1667年，見A.W.Hummel，EminentChines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