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名稱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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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正統，各編一史。
他所采取的是折衷的立場，但他多少仍沿襲了“史”的格式。
他在“三史凡例”一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一、帝紀，三國各史書法準史記、西漢書（即前漢書）、新唐書；各國稱号等事準南北史。
”[7]三史合觀，确是足以稱“史”的。
至于《元史》和《明史》，我們隻能假定它們的命名，乃是因襲錯誤的先例。
雖然，并不是所有撰述元明曆史的史家，都遺忘了“書”這個字。
所以，我們有一部清代史家所寫的《元書》[8]，和三部《明書》，一部為明人所撰，兩部成于清人之手[9]。
大體上，以《漢書》為典範的史書遠比遵循《史記》者多，換句話說，中國的史家撰寫斷代史（一朝之史）多于通史（通貫之史）。
但是曾經也有過抗拒這股強大趨勢的反動。
著名的佛教保護者梁武帝是最早試圖編撰通史的人，他任命一個名叫吳均（469&mdash520年）的史家負責從事這件工作[10]。
這部著作計劃涵括遠古以迄南齊之悠長時代，将命名為《通史》。
不幸吳均在編纂完成之前去世，他所遺留下來的六百餘卷也未能留存，以緻我們今天對這部卷帙浩大作品的内容，僅有少許零星的認識而已[11]。
至于《漢書》，依據班彪本來的計劃是承襲《史記》的通史體例，用以補足《史記》，但其子班固更改計劃，因而締造了斷代史的典範。
宋代學者鄭樵（1104&mdash1162年）極重通史，他痛诋班固不能紹承父志。
鄭樵甚至說司馬遷與班固之比，猶如龍之于豬[12]，判若天壤。
他自己的著作&mdash&mdash《通志》是部通史，而且實際上他也打算命名為《通史》[13]。
一般把《通志》、《通典》與《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太适當的，因為前者以司馬遷《史記》為圭臬，乃是一部涵蓋古今的通史；其餘二者則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
由于鄭樵《通志》中的“略”，在價值上遠超其他部分，所以這三部書就被合稱為《三通》。
一位宋代學者則成功地實現了編撰通史的構想，司馬光所修的《資治通鑒》至今仍被視為通史類史書中最傑出的作品。
有趣的是，司馬光開始編撰此書時，原想将之命名為《通志》[14]。
現在的名稱為神宗皇帝所賜，仍存“通”字[15]。
明、清的學者幾乎完全放棄了撰述通史之傳統，僅有少數作品是為了補充《通鑒》而作[16]。
但是，從章學誠（1738&mdash1801年，參見A.W.Hummel，EminentChineseofth
他所采取的是折衷的立場，但他多少仍沿襲了“史”的格式。
他在“三史凡例”一文中，很清楚地表示：“一、帝紀，三國各史書法準史記、西漢書（即前漢書）、新唐書；各國稱号等事準南北史。
”[7]三史合觀，确是足以稱“史”的。
至于《元史》和《明史》，我們隻能假定它們的命名，乃是因襲錯誤的先例。
雖然，并不是所有撰述元明曆史的史家，都遺忘了“書”這個字。
所以，我們有一部清代史家所寫的《元書》[8]，和三部《明書》，一部為明人所撰，兩部成于清人之手[9]。
大體上，以《漢書》為典範的史書遠比遵循《史記》者多，換句話說，中國的史家撰寫斷代史（一朝之史）多于通史（通貫之史）。
但是曾經也有過抗拒這股強大趨勢的反動。
著名的佛教保護者梁武帝是最早試圖編撰通史的人，他任命一個名叫吳均（469&mdash520年）的史家負責從事這件工作[10]。
這部著作計劃涵括遠古以迄南齊之悠長時代，将命名為《通史》。
不幸吳均在編纂完成之前去世，他所遺留下來的六百餘卷也未能留存，以緻我們今天對這部卷帙浩大作品的内容，僅有少許零星的認識而已[11]。
至于《漢書》，依據班彪本來的計劃是承襲《史記》的通史體例，用以補足《史記》，但其子班固更改計劃，因而締造了斷代史的典範。
宋代學者鄭樵（1104&mdash1162年）極重通史，他痛诋班固不能紹承父志。
鄭樵甚至說司馬遷與班固之比，猶如龍之于豬[12]，判若天壤。
他自己的著作&mdash&mdash《通志》是部通史，而且實際上他也打算命名為《通史》[13]。
一般把《通志》、《通典》與《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太适當的，因為前者以司馬遷《史記》為圭臬，乃是一部涵蓋古今的通史；其餘二者則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
由于鄭樵《通志》中的“略”，在價值上遠超其他部分，所以這三部書就被合稱為《三通》。
一位宋代學者則成功地實現了編撰通史的構想，司馬光所修的《資治通鑒》至今仍被視為通史類史書中最傑出的作品。
有趣的是，司馬光開始編撰此書時，原想将之命名為《通志》[14]。
現在的名稱為神宗皇帝所賜，仍存“通”字[15]。
明、清的學者幾乎完全放棄了撰述通史之傳統，僅有少數作品是為了補充《通鑒》而作[16]。
但是，從章學誠（1738&mdash1801年，參見A.W.Hummel，EminentChineseof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