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始建年号時期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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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史籍所載的例子，在這樣的一個假日裡，一個清廉的官員由于無力乘車或乘船，會步行回家。
一個喜歡交際的人在回家途中，會首先拜訪他的親戚朋友[7]。
無疑地，很少官員會不肯休假。
下述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例外，有趣而且發人深省。
前漢時期，薛宣守左馮翊（一個鄰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員都休假，隻有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
因此，郡守薛宣下了這樣的一個教令給他：“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
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裡，壹笑相樂，斯亦可矣。
”張扶因此自覺羞愧，而其他的官屬則贊美這個教令[8]。
漢代以後，可能繼續有一段時期官員必須住在官署裡。
這可以用公元3世紀曹魏時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有一個苛刻的官員不肯給一個屬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親，而這個屬僚的父親就住在官署附近。
大司農王思在他年老的時候變得疑心很重，當這個屬僚因為父親病笃而要求請假時，王思生氣地表示：“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第二天，這個屬僚的父親死了，王思一點也沒有悔恨的意思[9]。
在南北朝時期，當官員開始編組在夜晚到官署輪值時（這個方法在此後的帝制時代中國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變。
從唐代開始，官員習慣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裡，然後回家。
當然，如果是一個朝會的日子，京城裡的官員會先在清早上朝，然後才到他們的官署。
由于大部分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沒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
而且，由于官員留在官署的時間減少，削減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類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規定了節慶的假日。
在唐、宋時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節慶。
最長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
在唐代，據我統計，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節慶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誕和老子的誕辰各放假一天[10]。
宋代有五十四天這樣的假日，但隻有十八天被指定為“休務”，可以推測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時間要照常辦公[11]。
宋代不認為佛誕和老子誕辰是法定假日，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響力的衰退。
元代規定有十六天的節慶假日[12]。
明、清時期，節慶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還少。
政府法令最初隻規定了三個主要的節慶：新年、冬至，還有皇帝的生辰[13]。
實際上，端午節和中秋節也變得重要了。
不過明、清時期的主要改變是采用了長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欽天監的官員會選擇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為全國官員“封印”的日子。
大約一個月之後，又會宣布另外一天來“開印”[14]。
在這一段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他們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處理。
寒假可以看作是對例假日和節慶假日損失的補償。
當個人為了執行對家庭和宗族的責任時（例如，近親的婚喪），政府的法令也規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類似的假期。
最寬大的是唐代的規定，包括[15]： 一、父母住在三千裡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裡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如果是親戚，則有一天。
三、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親行婚禮，則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親去世，強迫解官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親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遠親，則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親身受業的老師去世，給假三天。
七、個人的忌日，給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後一項，這些規定似乎大部分為宋代所遵循。
明、清時期，許多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為特殊的，必須等待皇帝的批準[16]。
唯一完全嚴格執行的規定是，父母親去世之後強迫解官三年[17]。
這些改變似乎顯示了個人對皇帝及父母親責任的增加或不斷強調，相對的忽視了其他的社會關系&mdash&mdash譬如對其他親戚和老師的責任。
這顯然是明、清時代道德的一個特色。
關于每日的工作時間表，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長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
這種類似甚至從他們官署建築構圖的相像反映出來（當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18]。
一個地方衙門，就像皇帝的宮殿，在前面有大門和庭院，兩側有警衛和屬僚用的小戶間，大堂相當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來執行儀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
二堂相當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後殿），主要用來完成每日的職務。
在一個小衙門裡，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為簽押房。
這個私人的辦公室或事務室，官員可以用來閱覽公文，也可以和他的親信幕僚商談，無論是在上午例常的辦公時間，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時刻。
皇帝也會為了同樣的目的，指定一個内殿或事務室，雖然不稱為簽押房。
衙門後面的部分，用作長官家庭的住所，相當于皇帝後妃的後宮。
皇帝的時間表通常從清早的朝會開始。
儀式性質的集會通常在節慶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舉行。
比較不正式的集會則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舉行。
朝會的時間早得驚人，約在早上五點或六點。
如果朝會到七八點才舉行，就被認為晚了。
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圓明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
大緻上，清朝的統治者相當忠實地遵守這個早朝的時間，這一事實無疑有助于清代成為一個穩定而長久的朝代，雖然它是外族[19]。
不過，清朝皇帝的榜樣并非一定為地方官所仿效，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官署或者會依據類似的一個時間表。
甚至當雍正皇帝對各省長官作特别嚴密的監察時，官員工作仍然十分弛慢。
根據雍正朝刊刻的《州縣事宜》[20]，許多府、縣官簡直都不在早上開始辦公。
《州縣事宜》要求他們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鐘宣告辦公時間的開始（或結束）。
地方政府，特别是府、縣級，一般使用聲音比較不威嚴的傳梆和打點[21]。
在笞打的處罰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準時到衙。
在元代，權相桑哥甚至在相府嚴格地使用這個方法對付他的屬僚；有名的藝術家兼學者趙孟頫就曾因為在晨鐘之後才到達而受笞打。
在趙孟頫向更高層的機關控訴之後，桑哥才把這個處罰限于曹吏以下[22]。
對于官員的升遷，服務的時間（勞）和服務的表現（功）同樣地受到考慮。
至少早在漢代，就已經如此規定了[23]。
不過，從哪一個朝代開始，政府使用簽到簿讓官員簽到，則不十分清楚。
在元代有一個例子，政府倉庫的官員、胥吏和警衛必須在所謂“卯酉文曆”上簽到[24]。
明、清時期，在許多機關裡，使用類似的簽到簿似乎已成常例。
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員要在“直簿”上簽到，這種直簿大概在較早時期已經存在[25]。
有時候值夜隻不過是虛應故事，譬如在北宋時期，四館的官員常常冒稱肚子痛來躲避值夜。
結果館閣的值夜簽到簿“宿曆”得到了“害肚曆”的外号[26]。
當然，一個謹慎的官員不隻遵守辦公時間，而且還會增加許多額外的工作時間。
我要引用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内的工作時間表作為例子，當時他正領導平定太平軍的戰事。
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27]，他決定他的每日時間表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上半日 見客審貌聽言 作折核保單 點名看操 寫親筆信 看書 習字 下半日 閱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劄稿 查記銀錢賬目 夜 間 溫詩、古文 核批劄稿 查應類事目 曾國藩又決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軍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則專心于文事。
大緻上，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來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雖然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些變化。
我還要補充一件事，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兩局的圍棋。
但是由于他不是一個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隻是偶爾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時間。
很顯然，他非常勤勞謹慎地恪盡他的職責，他的榜樣影響了很多和他同時的人。
曾國藩是一個謹慎的家長，他不僅為自己訂下了工作時間表，對他的家人也是一樣。
根據他幼女的自傳[28]，1868年他在兩江總督任内時，他為家裡的婦女訂下了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早飯後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巳、午刻後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後 做針黹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過二更後）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家中的男子則要做四種功課：看、讀、寫、作。
曾國藩親自驗功，有些功課每日驗一次，有些幾天一次，有些則每月一次。
這使我們聯想到帝制時代
根據史籍所載的例子，在這樣的一個假日裡，一個清廉的官員由于無力乘車或乘船，會步行回家。
一個喜歡交際的人在回家途中，會首先拜訪他的親戚朋友[7]。
無疑地，很少官員會不肯休假。
下述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例外，有趣而且發人深省。
前漢時期，薛宣守左馮翊（一個鄰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員都休假，隻有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
因此，郡守薛宣下了這樣的一個教令給他：“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
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
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裡，壹笑相樂，斯亦可矣。
”張扶因此自覺羞愧，而其他的官屬則贊美這個教令[8]。
漢代以後，可能繼續有一段時期官員必須住在官署裡。
這可以用公元3世紀曹魏時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有一個苛刻的官員不肯給一個屬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親，而這個屬僚的父親就住在官署附近。
大司農王思在他年老的時候變得疑心很重，當這個屬僚因為父親病笃而要求請假時，王思生氣地表示：“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第二天，這個屬僚的父親死了，王思一點也沒有悔恨的意思[9]。
在南北朝時期，當官員開始編組在夜晚到官署輪值時（這個方法在此後的帝制時代中國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變。
從唐代開始，官員習慣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裡，然後回家。
當然，如果是一個朝會的日子，京城裡的官員會先在清早上朝，然後才到他們的官署。
由于大部分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沒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
而且，由于官員留在官署的時間減少，削減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類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規定了節慶的假日。
在唐、宋時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節慶。
最長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
在唐代，據我統計，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節慶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誕和老子的誕辰各放假一天[10]。
宋代有五十四天這樣的假日，但隻有十八天被指定為“休務”，可以推測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時間要照常辦公[11]。
宋代不認為佛誕和老子誕辰是法定假日，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響力的衰退。
元代規定有十六天的節慶假日[12]。
明、清時期，節慶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還少。
政府法令最初隻規定了三個主要的節慶：新年、冬至，還有皇帝的生辰[13]。
實際上，端午節和中秋節也變得重要了。
不過明、清時期的主要改變是采用了長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欽天監的官員會選擇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為全國官員“封印”的日子。
大約一個月之後，又會宣布另外一天來“開印”[14]。
在這一段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他們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處理。
寒假可以看作是對例假日和節慶假日損失的補償。
當個人為了執行對家庭和宗族的責任時（例如，近親的婚喪），政府的法令也規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類似的假期。
最寬大的是唐代的規定，包括[15]： 一、父母住在三千裡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裡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如果是親戚，則有一天。
三、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親行婚禮，則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親去世，強迫解官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親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遠親，則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親身受業的老師去世，給假三天。
七、個人的忌日，給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除了最後一項，這些規定似乎大部分為宋代所遵循。
明、清時期，許多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為特殊的，必須等待皇帝的批準[16]。
唯一完全嚴格執行的規定是，父母親去世之後強迫解官三年[17]。
這些改變似乎顯示了個人對皇帝及父母親責任的增加或不斷強調，相對的忽視了其他的社會關系&mdash&mdash譬如對其他親戚和老師的責任。
這顯然是明、清時代道德的一個特色。
關于每日的工作時間表，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長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
這種類似甚至從他們官署建築構圖的相像反映出來（當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18]。
一個地方衙門，就像皇帝的宮殿，在前面有大門和庭院，兩側有警衛和屬僚用的小戶間，大堂相當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來執行儀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
二堂相當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後殿），主要用來完成每日的職務。
在一個小衙門裡，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為簽押房。
這個私人的辦公室或事務室，官員可以用來閱覽公文，也可以和他的親信幕僚商談，無論是在上午例常的辦公時間，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時刻。
皇帝也會為了同樣的目的，指定一個内殿或事務室，雖然不稱為簽押房。
衙門後面的部分，用作長官家庭的住所，相當于皇帝後妃的後宮。
皇帝的時間表通常從清早的朝會開始。
儀式性質的集會通常在節慶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舉行。
比較不正式的集會則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舉行。
朝會的時間早得驚人，約在早上五點或六點。
如果朝會到七八點才舉行，就被認為晚了。
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圓明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
大緻上，清朝的統治者相當忠實地遵守這個早朝的時間，這一事實無疑有助于清代成為一個穩定而長久的朝代，雖然它是外族[19]。
不過，清朝皇帝的榜樣并非一定為地方官所仿效，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官署或者會依據類似的一個時間表。
甚至當雍正皇帝對各省長官作特别嚴密的監察時，官員工作仍然十分弛慢。
根據雍正朝刊刻的《州縣事宜》[20]，許多府、縣官簡直都不在早上開始辦公。
《州縣事宜》要求他們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鐘宣告辦公時間的開始（或結束）。
地方政府，特别是府、縣級，一般使用聲音比較不威嚴的傳梆和打點[21]。
在笞打的處罰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準時到衙。
在元代，權相桑哥甚至在相府嚴格地使用這個方法對付他的屬僚；有名的藝術家兼學者趙孟頫就曾因為在晨鐘之後才到達而受笞打。
在趙孟頫向更高層的機關控訴之後，桑哥才把這個處罰限于曹吏以下[22]。
對于官員的升遷，服務的時間（勞）和服務的表現（功）同樣地受到考慮。
至少早在漢代，就已經如此規定了[23]。
不過，從哪一個朝代開始，政府使用簽到簿讓官員簽到，則不十分清楚。
在元代有一個例子，政府倉庫的官員、胥吏和警衛必須在所謂“卯酉文曆”上簽到[24]。
明、清時期，在許多機關裡，使用類似的簽到簿似乎已成常例。
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員要在“直簿”上簽到，這種直簿大概在較早時期已經存在[25]。
有時候值夜隻不過是虛應故事，譬如在北宋時期，四館的官員常常冒稱肚子痛來躲避值夜。
結果館閣的值夜簽到簿“宿曆”得到了“害肚曆”的外号[26]。
當然，一個謹慎的官員不隻遵守辦公時間，而且還會增加許多額外的工作時間。
我要引用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内的工作時間表作為例子，當時他正領導平定太平軍的戰事。
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27]，他決定他的每日時間表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上半日 見客審貌聽言 作折核保單 點名看操 寫親筆信 看書 習字 下半日 閱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劄稿 查記銀錢賬目 夜 間 溫詩、古文 核批劄稿 查應類事目 曾國藩又決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軍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則專心于文事。
大緻上，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來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雖然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些變化。
我還要補充一件事，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兩局的圍棋。
但是由于他不是一個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隻是偶爾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時間。
很顯然，他非常勤勞謹慎地恪盡他的職責，他的榜樣影響了很多和他同時的人。
曾國藩是一個謹慎的家長，他不僅為自己訂下了工作時間表，對他的家人也是一樣。
根據他幼女的自傳[28]，1868年他在兩江總督任内時，他為家裡的婦女訂下了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早飯後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巳、午刻後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後 做針黹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過二更後）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家中的男子則要做四種功課：看、讀、寫、作。
曾國藩親自驗功，有些功課每日驗一次，有些幾天一次，有些則每月一次。
這使我們聯想到帝制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