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上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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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幼的皇帝仁宗到承明殿（一個主要的宮殿），并在簾後主持決策。
高太後（攝政期間：1085&mdash1093年，逝于1093年，享年六十二歲）仿效她，每隔五年之單日和哲宗來到迎陽門：同坐于簾後。
另一先例是曹太後（攝政期間：1063&mdash1064年，逝于1079年，享年六十二歲）所建立的，她隻在一個小殿中垂簾聽政，不立生辰節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劉太後和高大後卻僭取這些皇帝特權。
1100年，朝中曾讨論向太後（攝政期間：1100&mdash1101年，逝于1101年）聽政應援何種先例，結果決定以曹太後之例為佳[15]。
劉太後無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後。
1032年，她行親耕籍田禮，并谒太廟，行此二禮都是皇帝的特權。
1032年于其遺诏中，她希望楊淑妃以太後名義繼續攝政，然而當其遺诏向全國宣告時，這部分卻被省略了[16]。
清朝對太後攝政的規定最為詳盡。
自然，這些規定隻見于光緒朝編的《大清會典》，而不見于清代較早的輯本中；因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後攝政的。
按照這些規定，太後面前需垂簾，而皇帝則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公代，某些典禮，包括親耕籍田禮，則暫停舉行[17]。
太後攝政的批評和禁止 對女子攝政的批評，早在後漢時就有了。
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評鄧太後之攝政，并請将政權歸還皇帝。
此舉激怒了太後，她下令将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撲殺。
杜根被棄于城外後蘇醒過來，幸免于難，他佯裝已死，過了三天，逃到一偏僻處所，隐姓埋名，在酒館中當侍者。
過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後去世，鄧氏家族失去影響力，皇帝因其忠誠而欲表揚杜家時，他才出面[18]。
直到晚清，對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個有啟發性的例子，這在1898年維新運動死難的六君子之一&mdash&mdash譚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詩可以看出來[19]。
範晔于《後漢書·鄧後紀》中，雖然稱贊其統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卻批評她之稱制終身，在“皇後紀”序文中，範嘩也強烈反對這樣的攝政，尤其是太後們企圖以自己的親戚來控制政府。
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或可部分同意費茲哲羅（G.P.Fitzgerald）教授的話：“漢朝太後們所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馬的角色，引進一批充滿野心的親戚争權奪利，但她們自己隻提供餌，并成為其家族的工具而已。
”[20]總之，自妃子到皇後的路并不是平坦易行的。
皇上的恩寵不易獲得或保持，在宮中扮演特洛伊木馬需要魅力、才能和幸運（例如生下一個兒子，即是重要的因素）；必要時，宮廷陰謀，甚至謀殺，都不是罕見的手段。
在整個中國史上，這些均是事實。
另一方面，也的确有明智的皇後和太後們懂得自律的美德，并未給自己的家族過分的榮耀、财富和權力，并能抑制其野心或不合法的活動。
正如趙鳳喈教授所指出的，禁止太後攝政和其家族幹涉政治，始于222年魏文帝的诏令；南朝劉宋的建立者武帝，于422年也有同類的禁令：“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後不煩臨朝。
”[21]顯然地，後漢的教訓仍留給人鮮明的印象；同樣地，明太祖禁止太後攝政恐亦鑒于宋、元的教訓；為确使皇後們能經常記住，太祖令工部制紅牌，記載禁止太後幹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處所，這些紅牌是以鐵制的，可能漆成紅色，飾以金字[22]。
緊急措施及權宜之計 對需要太後攝政的情況，趙教授已有很徹底的讨論。
這些情況，像皇帝的無能或年幼，在其他文化中，也曾導緻太後攝政。
然而中國對未成年的定義，卻因時代不同而異，并且不僅是皇帝，平民也是如此；對平民而言，至少從秦漢以後，年齡群是規定的，以決定賦稅、勞役和兵役。
這個問題甚為複雜，留待以後讨論。
目前隻需知道在大部分中國史上，皇帝到了十七歲（事實上隻有十六足歲）就不再是年幼了，至少不是很年幼。
有時太後應邀暫時主政以為緊急措施，尤其是需要立皇帝，或廢立，或向敵人投降時。
第一個也就是最著名的廢立皇帝的例子是在前74年，具影響力的霍光将軍要求太後廢昌邑王[23]。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晉時，擁大權的桓溫将軍，廢了皇帝，并假太後之旨立海西公為帝[24]。
這兩個例子，史稱漢昌邑及晉海西。
後代曾有仿效，特别在南朝更常見，這個事實反映豪族的權勢，以及那個時代權力均衡之迅速變易。
1127年有一緊急措施的不平常例子。
宋朝兩個皇帝及大部分的妃嫔們被金人擄到北方，傀儡皇帝張邦昌不願僭取王權，擁一妃子為太後，以其名義頒诏立一親王（即日後之高宗）為帝，建立了南宋。
這項诏書由汪藻以骈體文撰寫，一向被認為是代表作品，例如它有以下幾句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為天意，夫豈人謀。
”[25]讀了這段話，令人賞識其曆史舉例之恰當。
如果立皇帝是愉快的事，那麼降敵就不然了。
這種場合通常發生在一個朝代的末年，太後和年幼的皇帝面對入侵的征服者時發生。
呈送降表的悲慘任務似出售一個家族最後的房地産，必須出自母子二人之名。
這種事件的一個特例
高太後（攝政期間：1085&mdash1093年，逝于1093年，享年六十二歲）仿效她，每隔五年之單日和哲宗來到迎陽門：同坐于簾後。
另一先例是曹太後（攝政期間：1063&mdash1064年，逝于1079年，享年六十二歲）所建立的，她隻在一個小殿中垂簾聽政，不立生辰節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劉太後和高大後卻僭取這些皇帝特權。
1100年，朝中曾讨論向太後（攝政期間：1100&mdash1101年，逝于1101年）聽政應援何種先例，結果決定以曹太後之例為佳[15]。
劉太後無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後。
1032年，她行親耕籍田禮，并谒太廟，行此二禮都是皇帝的特權。
1032年于其遺诏中，她希望楊淑妃以太後名義繼續攝政，然而當其遺诏向全國宣告時，這部分卻被省略了[16]。
清朝對太後攝政的規定最為詳盡。
自然，這些規定隻見于光緒朝編的《大清會典》，而不見于清代較早的輯本中；因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後攝政的。
按照這些規定，太後面前需垂簾，而皇帝則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公代，某些典禮，包括親耕籍田禮，則暫停舉行[17]。
太後攝政的批評和禁止 對女子攝政的批評，早在後漢時就有了。
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評鄧太後之攝政，并請将政權歸還皇帝。
此舉激怒了太後，她下令将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撲殺。
杜根被棄于城外後蘇醒過來，幸免于難，他佯裝已死，過了三天，逃到一偏僻處所，隐姓埋名，在酒館中當侍者。
過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後去世，鄧氏家族失去影響力，皇帝因其忠誠而欲表揚杜家時，他才出面[18]。
直到晚清，對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個有啟發性的例子，這在1898年維新運動死難的六君子之一&mdash&mdash譚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詩可以看出來[19]。
範晔于《後漢書·鄧後紀》中，雖然稱贊其統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卻批評她之稱制終身，在“皇後紀”序文中，範嘩也強烈反對這樣的攝政，尤其是太後們企圖以自己的親戚來控制政府。
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或可部分同意費茲哲羅（G.P.Fitzgerald）教授的話：“漢朝太後們所扮演的是特洛伊木馬的角色，引進一批充滿野心的親戚争權奪利，但她們自己隻提供餌，并成為其家族的工具而已。
”[20]總之，自妃子到皇後的路并不是平坦易行的。
皇上的恩寵不易獲得或保持，在宮中扮演特洛伊木馬需要魅力、才能和幸運（例如生下一個兒子，即是重要的因素）；必要時，宮廷陰謀，甚至謀殺，都不是罕見的手段。
在整個中國史上，這些均是事實。
另一方面，也的确有明智的皇後和太後們懂得自律的美德，并未給自己的家族過分的榮耀、财富和權力，并能抑制其野心或不合法的活動。
正如趙鳳喈教授所指出的，禁止太後攝政和其家族幹涉政治，始于222年魏文帝的诏令；南朝劉宋的建立者武帝，于422年也有同類的禁令：“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後不煩臨朝。
”[21]顯然地，後漢的教訓仍留給人鮮明的印象；同樣地，明太祖禁止太後攝政恐亦鑒于宋、元的教訓；為确使皇後們能經常記住，太祖令工部制紅牌，記載禁止太後幹政的命令，并置于起居處所，這些紅牌是以鐵制的，可能漆成紅色，飾以金字[22]。
緊急措施及權宜之計 對需要太後攝政的情況，趙教授已有很徹底的讨論。
這些情況，像皇帝的無能或年幼，在其他文化中，也曾導緻太後攝政。
然而中國對未成年的定義，卻因時代不同而異，并且不僅是皇帝，平民也是如此；對平民而言，至少從秦漢以後，年齡群是規定的，以決定賦稅、勞役和兵役。
這個問題甚為複雜，留待以後讨論。
目前隻需知道在大部分中國史上，皇帝到了十七歲（事實上隻有十六足歲）就不再是年幼了，至少不是很年幼。
有時太後應邀暫時主政以為緊急措施，尤其是需要立皇帝，或廢立，或向敵人投降時。
第一個也就是最著名的廢立皇帝的例子是在前74年，具影響力的霍光将軍要求太後廢昌邑王[23]。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晉時，擁大權的桓溫将軍，廢了皇帝，并假太後之旨立海西公為帝[24]。
這兩個例子，史稱漢昌邑及晉海西。
後代曾有仿效，特别在南朝更常見，這個事實反映豪族的權勢，以及那個時代權力均衡之迅速變易。
1127年有一緊急措施的不平常例子。
宋朝兩個皇帝及大部分的妃嫔們被金人擄到北方，傀儡皇帝張邦昌不願僭取王權，擁一妃子為太後，以其名義頒诏立一親王（即日後之高宗）為帝，建立了南宋。
這項诏書由汪藻以骈體文撰寫，一向被認為是代表作品，例如它有以下幾句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為天意，夫豈人謀。
”[25]讀了這段話，令人賞識其曆史舉例之恰當。
如果立皇帝是愉快的事，那麼降敵就不然了。
這種場合通常發生在一個朝代的末年，太後和年幼的皇帝面對入侵的征服者時發生。
呈送降表的悲慘任務似出售一個家族最後的房地産，必須出自母子二人之名。
這種事件的一個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