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上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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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國時期，駐節中國的一位英國官方譯員湯姆士·泰勒·邁多士（ThomasTaylorMeadows），曾對中國婦女地位作了如下的評論：
中國婦女仍較盎格魯-薩克遜人更為男子的奴隸，但由于儒家孝順父母的原則，緩和了這種奴隸性質。
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務上的困難，也不敢拒絕身為獨子的官員，以照顧年邁寡居的母親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個政府官員（就像我們所可能做的），卻不敢因照顧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訪由于公務而長久分離的親友而告假。
外國官員對配偶的關心，多少影響公務和責任的情形，令中國官員們覺得比什麼都更驚奇和有趣。
中國人極少将極熟識的朋友介紹給自己的妻子，這并不是一種恭維的舉動；而介紹給母親卻很常見。
被介紹的人要向這位婦人叩頭，也就是說跪在她的面前，并重複地以前額碰地。
做兒子的并不阻止，隻是以下跪和叩頭向他的朋友答禮。
就這樣，在中國常可見到兩個居高位，有着灰白胡子的男人，為尊敬一個和自己同一階層的女子而叩頭。
一個做母親的在縣官面前控告自己兒子時，不必細究其子何以冒犯長上，就會受到黑奴在美國鞭笞室中相似的責罰。
讀者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認為在中國這種社會和法律上的母權，會普遍地提高婦女的地位；事實上也是如此，雖然她們在自身婚姻上，都隻是被動的工具而已。
這段或可稱為母權的有趣發現，見于邁多士于1856年刊行的《中國人及其叛變》（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一書（六三四&mdash六三五頁）。
隻要這本書稍遲五六年出版，作者也許會将母權和太後攝政，或中國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論。
整個中國從公元前221&mdash1912年的曆史，主要是一個男權和父系的社會，這已是普通知識。
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悠久的曆史中，有好幾個時期由女主統治。
不論是漢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後攝政，尤其是漢、北魏（鮮卑）、遼（契丹）、宋、元（蒙古）、清（滿）的太後最有權勢。
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攝政期間：690&mdash705年，逝于705年，享年八十）。
總之，這些女主在中國曆史上曾有相當的影響力。
女主雖很重要，但對她們的研究卻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評性的。
西文作品中，隻有少數譯自中國正史的傳記：如前漢呂後（攝政期間：前188&mdash前180年，逝于前180年）[1]，後漢鄧後（攝政期間：105&mdash121年，逝于121年，終年四十一歲）[2]，北魏馮後（攝政期間：465&mdash471年、476&mdash490年，逝于490年，終年四十九歲）[3]的傳記，及對武曌[4]和慈禧太後（攝政期間：1861&mdash1872年，1874&mdash1889年，1898&mdash1908年，逝于1908年，享年七十四歲）的研究[5]。
魏複古（K.A.Wittfogel）和馮家異曾對遼朝皇後所享崇高地位仔細讨論過[6]，但對其他朝代就沒有類似的研究。
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沒有像遼耶律氏和蕭氏的互婚，遼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
蕭氏皇後們作為契丹統治者及統帥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國評劇中仍可看到。
傳統中國學者對太後攝政雖已有若幹研究[7]，但常是簡略的，并且帶着濃重的傳統倫理批判色彩。
幸好有個近代的研究是相當簡明、客觀的，可以作為這方面研究的起點，就是趙鳳喈所著《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皇太後攝政”部分（一一一&mdash一一四頁）。
此系趙教授獲1926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北大所設獎助金資助下所作的研究論文，并于1928年出版。
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但大體說，這本書，尤其是這一部分，仍是極有用的。
在此我引用一段趙文及其注釋，并增添有關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讨論，希望對其他學者有所啟發，而對這些女主的臨朝和個性從事更徹底而批評性的研究。
趙鳳喈文[8] 中國雖無成文之沙烈律（SalicLaw）；而女子不得為皇帝，（注一）乃曆史共同默守之禁例。
考之史乘，自夏禹傳位子啟，以後曆代君主，莫不傳位于子，而無一傳位于其女者，可以知矣。
即皇太後攝政一事，吾國經典上，既有警誡之文，（注二）曆代亦無成文法可稽；且有禁止皇太後幹政者，如明代即其顯例。
（注三）惟此種事例，起自西漢之呂後，迄于前清末季慈禧太後止，有二千餘年之曆史，決不可以偶然之事實目之；蓋自漢代以後，凡有皇太後攝政之事發生，類多援引先代故事，以為成規。
（注四）是太後攝政之事，在漢代創制，在後代為至少有習慣法之效力。
降至清代，竟将太後“垂簾聽政”[9]一項，列入《大清會典》（卷二九一）之中，視為一代之大典，其成為一代之政治制度，似毋庸疑。
太後攝政雖為一代之制度，然非謂凡屬太後，皆可攝政，蓋必具備相當之條件而後可。
所謂相當之條件者，亦無成文法為之明白規定；稽諸史策所載，約有下列三者： （1）皇帝年幼 如東漢窦太後臨朝，和帝年十歲（《後漢書·和帝本紀》）
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務上的困難，也不敢拒絕身為獨子的官員，以照顧年邁寡居的母親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個政府官員（就像我們所可能做的），卻不敢因照顧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訪由于公務而長久分離的親友而告假。
外國官員對配偶的關心，多少影響公務和責任的情形，令中國官員們覺得比什麼都更驚奇和有趣。
中國人極少将極熟識的朋友介紹給自己的妻子，這并不是一種恭維的舉動；而介紹給母親卻很常見。
被介紹的人要向這位婦人叩頭，也就是說跪在她的面前，并重複地以前額碰地。
做兒子的并不阻止，隻是以下跪和叩頭向他的朋友答禮。
就這樣，在中國常可見到兩個居高位，有着灰白胡子的男人，為尊敬一個和自己同一階層的女子而叩頭。
一個做母親的在縣官面前控告自己兒子時，不必細究其子何以冒犯長上，就會受到黑奴在美國鞭笞室中相似的責罰。
讀者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認為在中國這種社會和法律上的母權，會普遍地提高婦女的地位；事實上也是如此，雖然她們在自身婚姻上，都隻是被動的工具而已。
這段或可稱為母權的有趣發現，見于邁多士于1856年刊行的《中國人及其叛變》（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一書（六三四&mdash六三五頁）。
隻要這本書稍遲五六年出版，作者也許會将母權和太後攝政，或中國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論。
整個中國從公元前221&mdash1912年的曆史，主要是一個男權和父系的社會，這已是普通知識。
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悠久的曆史中，有好幾個時期由女主統治。
不論是漢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後攝政，尤其是漢、北魏（鮮卑）、遼（契丹）、宋、元（蒙古）、清（滿）的太後最有權勢。
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攝政期間：690&mdash705年，逝于705年，享年八十）。
總之，這些女主在中國曆史上曾有相當的影響力。
女主雖很重要，但對她們的研究卻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評性的。
西文作品中，隻有少數譯自中國正史的傳記：如前漢呂後（攝政期間：前188&mdash前180年，逝于前180年）[1]，後漢鄧後（攝政期間：105&mdash121年，逝于121年，終年四十一歲）[2]，北魏馮後（攝政期間：465&mdash471年、476&mdash490年，逝于490年，終年四十九歲）[3]的傳記，及對武曌[4]和慈禧太後（攝政期間：1861&mdash1872年，1874&mdash1889年，1898&mdash1908年，逝于1908年，享年七十四歲）的研究[5]。
魏複古（K.A.Wittfogel）和馮家異曾對遼朝皇後所享崇高地位仔細讨論過[6]，但對其他朝代就沒有類似的研究。
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沒有像遼耶律氏和蕭氏的互婚，遼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
蕭氏皇後們作為契丹統治者及統帥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國評劇中仍可看到。
傳統中國學者對太後攝政雖已有若幹研究[7]，但常是簡略的，并且帶着濃重的傳統倫理批判色彩。
幸好有個近代的研究是相當簡明、客觀的，可以作為這方面研究的起點，就是趙鳳喈所著《中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皇太後攝政”部分（一一一&mdash一一四頁）。
此系趙教授獲1926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在北大所設獎助金資助下所作的研究論文，并于1928年出版。
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但大體說，這本書，尤其是這一部分，仍是極有用的。
在此我引用一段趙文及其注釋，并增添有關之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讨論，希望對其他學者有所啟發，而對這些女主的臨朝和個性從事更徹底而批評性的研究。
趙鳳喈文[8] 中國雖無成文之沙烈律（SalicLaw）；而女子不得為皇帝，（注一）乃曆史共同默守之禁例。
考之史乘，自夏禹傳位子啟，以後曆代君主，莫不傳位于子，而無一傳位于其女者，可以知矣。
即皇太後攝政一事，吾國經典上，既有警誡之文，（注二）曆代亦無成文法可稽；且有禁止皇太後幹政者，如明代即其顯例。
（注三）惟此種事例，起自西漢之呂後，迄于前清末季慈禧太後止，有二千餘年之曆史，決不可以偶然之事實目之；蓋自漢代以後，凡有皇太後攝政之事發生，類多援引先代故事，以為成規。
（注四）是太後攝政之事，在漢代創制，在後代為至少有習慣法之效力。
降至清代，竟将太後“垂簾聽政”[9]一項，列入《大清會典》（卷二九一）之中，視為一代之大典，其成為一代之政治制度，似毋庸疑。
太後攝政雖為一代之制度，然非謂凡屬太後，皆可攝政，蓋必具備相當之條件而後可。
所謂相當之條件者，亦無成文法為之明白規定；稽諸史策所載，約有下列三者： （1）皇帝年幼 如東漢窦太後臨朝，和帝年十歲（《後漢書·和帝本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