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亡友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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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愁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
他的一支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着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
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
欲明此意，隻将《呐喊》中的《阿Q正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緻的人。
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創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mdash&mdash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緻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有人以為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化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
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他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于要輕蔑。
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裡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着輕蔑什麼人，并不是十足的輕蔑。
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
&mdash&mdash我在這裡說，也是多餘的。
”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會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隻看見他的慎重。
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适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仿佛戥子秤過似的。
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隻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
當一九二五年初，《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大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隻寫了十四個大字，叫做：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面有附注（見《華蓋集》）。
可見自命為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為青年的領導。
又有人以為魯迅多疑，這是确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于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集外集》）其一有雲： 現在我對于我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注銷。
但以為那記事卻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mdash&mdash至少是他對我我對他&mdash&mdash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雲：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憤怒。
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于他的誤解麼？ 然而舊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兇殘，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雲： &hellip&hellip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hellip&hellip 又有人以為魯迅長于世故，卻又有人以為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隻是與時宜不合罷了。
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裡說得很明白： &hellip&hellip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
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緻，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lsquo深于世故&rsquo而避開了&lsquo世&rsquo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
&hellip&hellip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魯迅逝世後十九日
他的一支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着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
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
欲明此意，隻将《呐喊》中的《阿Q正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緻的人。
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創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mdash&mdash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緻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有人以為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化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
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
他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于要輕蔑。
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裡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着輕蔑什麼人，并不是十足的輕蔑。
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
&mdash&mdash我在這裡說，也是多餘的。
”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
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會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隻看見他的慎重。
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适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仿佛戥子秤過似的。
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隻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
當一九二五年初，《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大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隻寫了十四個大字，叫做：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面有附注（見《華蓋集》）。
可見自命為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為青年的領導。
又有人以為魯迅多疑，這是确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于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集外集》）其一有雲： 現在我對于我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注銷。
但以為那記事卻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mdash&mdash至少是他對我我對他&mdash&mdash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雲：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憤怒。
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于他的誤解麼？ 然而舊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兇殘，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雲： &hellip&hellip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hellip&hellip 又有人以為魯迅長于世故，卻又有人以為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隻是與時宜不合罷了。
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裡說得很明白： &hellip&hellip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
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緻，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lsquo深于世故&rsquo而避開了&lsquo世&rsquo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
&hellip&hellip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魯迅逝世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