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亡友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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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朋雲散盡，餘亦等輕塵！”這是魯迅哭範愛農的詩句，不料現在我在哭魯迅了！懷念“平生風誼兼師友”，我早該寫點東西了，可是總不能動手，揮淚成文，在我是無此本領的。
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于魯迅的文字，屢辭不獲，匆匆寫了一短篇，題曰《我所認識的魯迅》，聊以塞責，未能抒懷。
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獻給這一篇：先叙回憶，次述其緻死之由，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于魯迅學術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
一九〇二年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幹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卻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
他此後的略曆如下： 一九〇二年&mdash一九〇四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一九〇四年秋&mdash一九〇六年春 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一九〇六年春&mdash一九〇九年春 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一九〇九年春&mdash一九一〇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一九一〇年秋&mdash一九一一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一九一二年春&mdash一九二六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一九二六年秋冬 任廈門大學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 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一九二七年秋&mdash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mdash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一九二七年廣州别後，他蟄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
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于常人。
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
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
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們所器重。
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
”他對我說。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hellip&hellip”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于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
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呆子壞呆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
《〈呐喊〉自序》文裡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hellip&hellip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hellip&hellip 他對于這文藝
日前有《益世報》記者來要我關于魯迅的文字，屢辭不獲，匆匆寫了一短篇，題曰《我所認識的魯迅》，聊以塞責，未能抒懷。
現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獻給這一篇：先叙回憶，次述其緻死之由，最後則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于魯迅學術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
一九〇二年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幹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卻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
他此後的略曆如下： 一九〇二年&mdash一九〇四年夏 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一九〇四年秋&mdash一九〇六年春 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一九〇六年春&mdash一九〇九年春 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一九〇九年春&mdash一九一〇年夏 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一九一〇年秋&mdash一九一一年冬 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一九一二年春&mdash一九二六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一九二六年秋冬 任廈門大學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 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一九二七年秋&mdash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mdash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一九二七年廣州别後，他蟄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
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于常人。
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
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
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為教師們所器重。
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
”他對我說。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hellip&hellip”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于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
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呆子壞呆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
《〈呐喊〉自序》文裡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hellip&hellip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
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hellip&hellip 他對于這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