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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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舊轉變期中的一個文化工作,社會改革者如魯迅先生,我們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如衆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筆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強有力的佐證。但是,關于這方面,僅隻從作者自身是不夠的,因之有渴求同時代有關系者的闡發。

    許季茀先生是魯迅先生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于教育部,同執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在這種彌足珍貴的情誼之下,我敢于請求許先生寫回憶,諒來不是冒昧的。

    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大不相同。閑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繃起面孔沉默着。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别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沉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茀他們對于我的行動,盡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時也會聽見魯迅先生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僞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先生的話。因為在女師大風潮發生的時候,堅持擁護楊蔭榆暗暗反對許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權術威脅那些畢業與快畢業的女中學生,不得不擁護楊蔭榆,使轉眼之間,從女中轉入女師大的同學态度為之丕變;使整個學生團體立刻分裂為二。

    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赢得魯迅先生的友情。不,他們互相的忠厚,真誠地遇見了。許先生一生朋友中,畢竟還有魯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說魯迅先生的操心是過于仁慈了。隻要把握着這份友情,其餘何足道呢?他們像友愛的親兄弟般相處,同仇敵忾,一見于對章士钊的暴謬,再見于廣東中山大學的辭職,無患得患失之心,惟大義懔然是見,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硗薄之秋,到此頑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蕩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師畢業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學,而被經濟限制了,轉而投入女師大,因此幸運地得在許先生當校長時濫充一學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約定,凡北大有學術講演,女師大學生可以盡量參加,而所有教師,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師大學生的程度無形提高了。這都是由于許先生苦心孤詣的布置。然而擋不住一些擁護女人長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學校一年之後許先生辭職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員也陸續解聘。繼之而來的是不孚衆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錦繡滿身、以文憑為增飾聲價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萬苦、半工半讀的自覺青年卻覺得是無比的打擊。因之風潮一發生,就堅不可拔。而許先生那時也自覺系鈴解鈴,非己莫屬,不忍袖手旁觀,毅然在師生共同維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臨時學校裡擔任職務,直至學校恢複,才始讓賢而退。說到這裡,我記起許先生說:“魯迅對人,多喜歡給予綽号。”确是不錯。我的脾氣,平常是不大奔走師長之門的。但為了學校的事情,需要預備些官樣文章如寫呈文之類,我們是不大内行的,有時就迫得跑到魯迅先生府上去請教。一進門,耳邊常聽說“害馬來了”。四顧又沒有旁人,有時許先生卻在坐微笑。真弄得莫名其妙。後來聽的次數多起來,才猜出是在給我起的綽号。原來楊蔭榆把六個學生自治會的職員開除了,理由大約說是:“以免害群。”于是我們便成了害群之馬。直到現在,還在社會做“害馬”。

    回憶是不輕的沉痛。幸而許先生能在沉痛中淘淨出一些真材實料,為我輩後生小子所不知不見,值得珍貴,而也給熱心研究這一時代一個文化巨人的一點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罷,也彌足珍視的了。除了許先生,我們還能找到第二個人肯如此寫出嗎?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許先生來信一定要囑我寫篇序。他是我的校長,是嚴師,我不敢,也不配寫序的。卻又不能重違師命,為讀後記。

    許廣平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