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複的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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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宋使孟珙、江海帥師會蒙古兵圍蔡。
1234年，金亡。
成吉思汗 約金攻遼，還為金滅，這是北宋的覆轍，宋人此時，似乎又不知鑒而蹈之了。
所以讀史的人，多以宋約元攻金為失策。
這亦未必盡然。
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報的。
若說保存金朝以為障蔽，則金人此時，豈能終禦蒙古？不急進而與蒙古聯合，恢複一些失地，坐視金人為蒙古所滅，豈不更糟？要知約金攻遼，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
約元滅金之後，弊亦仍在于此。
金亡之前十年，宋甯宗崩，無子。
史彌遠援立理宗，仍專政。
金亡前一年，史彌遠死，賈似道繼之。
賈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氣，而不能切實辦事的人，如何當得這艱難的局面？金亡之後，宋朝人倡議收複三京（宋東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為洛陽，北京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
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
1241年，蒙古太宗死。
1246年，定宗立。
三年而死。
1251年，憲宗方立。
蒙古當此時，所緻力的還是西域，而國内又有汗位繼承之争，所以未能專力攻宋。
至1258年，各方粗定，憲宗乃大舉入蜀。
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東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縣）。
宋将王堅守合州（今四川合川縣），憲宗受傷，死于城下。
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使人求和，許稱臣，畫江為界。
忽必烈亦急圖自立，乃許之而北歸。
賈似道掩其事，以大捷聞于朝。
自此蒙古使者來皆拘之，而借和議以圖自強，而待敵人之弊的機會遂絕。
忽必烈北還後，自立，是為元世祖。
世祖在憲宗時，本來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國人。
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
蒙古的根據地，就移到中國來了。
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
宋将劉整叛降元，勸元人攻襄陽。
自1268年至1273年，被圍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陽遂陷。
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
伯顔自兩湖長驅南下。
1276年，臨安不守，謝太後和恭帝都北狩。
故相陳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閩侯縣），後來轉徙，崩于碙州（在今廣東吳川縣海中）。
其弟衛王昺立，遷于崖山（在今廣東新會縣海中）。
1279年，漢奸張弘範來攻，宰相陸秀夫負帝赴海殉國。
張世傑收兵圖再舉，到海陵山（在今廣東海陽縣海中），舟覆而死。
宋亡。
中國遂整個為北族所征伏。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适應于競争之故。
原來遊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産，而其生活又極适宜于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轭于蠻族，和中國的見轭于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
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競争的共有多少而定。
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适宜于動員全民衆的。
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個集團。
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
雖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緻了異族的壓迫，卻又因異族的壓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覺醒，替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根基，這也是禍福倚伏的道理。
北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蘖時期。
南宋一代，則是其逐漸成長的時期。
試讀當時的主戰派，如胡铨等一輩人的議論，至今猶覺其凜凜有生氣可知。
（見《宋史》卷三七四）。
固然，隻論是非，不論利害，是無濟于事的。
然而事有一時的成功，有将來的成功。
主張正義的議論，一時雖看似迂闊，隔若幹年代後，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
民族主義的形成，即其一例。
論是非是宗旨，論利害是手段。
手段固不能不擇，卻不該因此犧牲了宗旨。
曆來外敵壓迫時，總有一班唱高調的人，議論似屬正大，居心實不可問，然不能因此而并沒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發議論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觀之的。
固不該盲從附和，也不該一筆抹殺。
其要，在能分别真僞，看誰是有誠意的，誰是唱高調的，這就是大多數國民，在危急存亡之時，所當拭目辨别清楚的了。
民族主義，不但在上流社會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會中，亦立下了一個組織，看後文所述便知。
宋使孟珙、江海帥師會蒙古兵圍蔡。
1234年，金亡。
成吉思汗 約金攻遼，還為金滅，這是北宋的覆轍，宋人此時，似乎又不知鑒而蹈之了。
所以讀史的人，多以宋約元攻金為失策。
這亦未必盡然。
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報的。
若說保存金朝以為障蔽，則金人此時，豈能終禦蒙古？不急進而與蒙古聯合，恢複一些失地，坐視金人為蒙古所滅，豈不更糟？要知約金攻遼，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滅遼之後，不能發憤自強，而又輕率啟釁。
約元滅金之後，弊亦仍在于此。
金亡之前十年，宋甯宗崩，無子。
史彌遠援立理宗，仍專政。
金亡前一年，史彌遠死，賈似道繼之。
賈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氣，而不能切實辦事的人，如何當得這艱難的局面？金亡之後，宋朝人倡議收複三京（宋東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為洛陽，北京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
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
1241年，蒙古太宗死。
1246年，定宗立。
三年而死。
1251年，憲宗方立。
蒙古當此時，所緻力的還是西域，而國内又有汗位繼承之争，所以未能專力攻宋。
至1258年，各方粗定，憲宗乃大舉入蜀。
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東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縣）。
宋将王堅守合州（今四川合川縣），憲宗受傷，死于城下。
賈似道督大軍援鄂，不敢戰，使人求和，許稱臣，畫江為界。
忽必烈亦急圖自立，乃許之而北歸。
賈似道掩其事，以大捷聞于朝。
自此蒙古使者來皆拘之，而借和議以圖自強，而待敵人之弊的機會遂絕。
忽必烈北還後，自立，是為元世祖。
世祖在憲宗時，本來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國人。
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
蒙古的根據地，就移到中國來了。
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
宋将劉整叛降元，勸元人攻襄陽。
自1268年至1273年，被圍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陽遂陷。
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
伯顔自兩湖長驅南下。
1276年，臨安不守，謝太後和恭帝都北狩。
故相陳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閩侯縣），後來轉徙，崩于碙州（在今廣東吳川縣海中）。
其弟衛王昺立，遷于崖山（在今廣東新會縣海中）。
1279年，漢奸張弘範來攻，宰相陸秀夫負帝赴海殉國。
張世傑收兵圖再舉，到海陵山（在今廣東海陽縣海中），舟覆而死。
宋亡。
中國遂整個為北族所征伏。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文化，一時未能急劇轉變，以适應于競争之故。
原來遊牧民族以掠奪為生産，而其生活又極适宜于戰鬥，所以其勢甚強，文明民族，往往為其所乘，羅馬的見轭于蠻族，和中國的見轭于五胡和遼、金、元、清，正是一個道理。
兩國國力的強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競争的共有多少而定。
舊時的政治組織，是不适宜于動員全民衆的。
其所恃以和異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個集團。
試看宋朝南渡以後，軍政的腐敗，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
雖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緻了異族的壓迫，卻又因異族的壓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覺醒，替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深厚的根基，這也是禍福倚伏的道理。
北宋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蘖時期。
南宋一代，則是其逐漸成長的時期。
試讀當時的主戰派，如胡铨等一輩人的議論，至今猶覺其凜凜有生氣可知。
（見《宋史》卷三七四）。
固然，隻論是非，不論利害，是無濟于事的。
然而事有一時的成功，有将來的成功。
主張正義的議論，一時雖看似迂闊，隔若幹年代後，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
民族主義的形成，即其一例。
論是非是宗旨，論利害是手段。
手段固不能不擇，卻不該因此犧牲了宗旨。
曆來外敵壓迫時，總有一班唱高調的人，議論似屬正大，居心實不可問，然不能因此而并沒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發議論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觀之的。
固不該盲從附和，也不該一筆抹殺。
其要，在能分别真僞，看誰是有誠意的，誰是唱高調的，這就是大多數國民，在危急存亡之時，所當拭目辨别清楚的了。
民族主義，不但在上流社會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會中，亦立下了一個組織，看後文所述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