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唐宋時代中國文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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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民族的競争，不單是政治上的事。
雖然前代的競争，不像現代要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國政治上的趨向，無形中總是受整個社會文化的指導的。
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中，适宜于競争與否，就要看這一個民族，在這一個時代中文化的趨向。
在曆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
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于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曆時約一千年。
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于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曆時約六百年。
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
其事起于10世紀初契丹的盛強，終于1911年中國的革命。
将來的史家，亦許要把他算到現在的東北問題實際解決時為止，然為期亦必不遠了。
這一期總算起來，為時亦曆千餘年。
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入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
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經過五胡和沙陀之亂，中國也可謂受到相當的創痛了。
但是以中國之大，安能就把這個看做很大的問題。
在當時中國人的眼光裡，北族的侵入，還隻是治化的缺陷，隻要從根本上把中國整頓好了，所謂夷狄，自然不成問題。
這時代先知先覺者的眼光，還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沖突，雖不能說沒有感覺，民族主義卻未能因此而發皇。
雖然如此，在唐、宋之間，中國的文化，也确是有一個轉變的。
這個轉變是怎樣呢？ 中國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以前，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子之學。
第二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
第三期為宋、元、明時代的理學。
這三期，恰是一個正、反、合。
怎樣說這三期的文化，是一個辯證法的進化呢？原來先秦時代的學術，是注重于矯正社會的病态的，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實不僅儒家，而為各家通有的思想。
王莽變法失敗以後，大家認為此路不通，而此等議論，漸趨消沉。
魏、晉以後，文化乃漸轉向，不向社會而向個人方面求解決。
他們所讨論的，不是社會的組織如何，使人生于其間，能夠獲得樂利，可以做個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壞的？用何法，把壞人改做好人，使許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會得以實現？這種動機，确和佛教相契。
在這一千年中，傳統的儒家，僅僅從事于箋疏，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學和佛學一路，就是其明證。
但其結果卻是怎樣呢？顯然的，從個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隻有極小一部分，合全體而觀之，依然無濟于事。
而其改善個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處，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
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務上的，自然少了。
他們既把社會看做各個分子所構成；社會的好壞，原因在于個人的好壞，而個人的好壞，則原于其内心的好壞；如此，社會上一切問題，自然都不是根本。
而他們的所謂好，則實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們最徹底的思想，是要消滅這一個世界。
明知此路不通，則又一轉變而認為現在的世界就是佛國；隻要心上覺悟，一切行為雖和俗人一樣，也就是聖人。
這麼一來，社會已經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
這兩種見解，都是和常識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
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總隻是他們所謂“戲論”，總要給大多數在常識中生活的人所反對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緻命傷。
物極必反，到唐朝佛學極盛時，此項矛盾，業經開始發展了，于是有韓愈的辟佛。
他的議論很粗淺，不過在常識範圍中批評佛說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學上取得一個立足點。
宋學從第十一世紀的中葉起，到第十七世
雖然前代的競争，不像現代要動員全國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國政治上的趨向，無形中總是受整個社會文化的指導的。
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中，适宜于競争與否，就要看這一個民族，在這一個時代中文化的趨向。
在曆史上，最威脅中國的是北族。
他們和中國人的接觸，始于公元前4世紀秦、趙、燕諸國與北方的騎寇相遇，至6世紀之末五胡全被中國同化而告終結，曆時約一千年。
其第二批和中國的交涉，起于4世紀後半鐵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紀前半沙陀失卻在中國的政權為止，曆時約六百年。
從此以後，塞外開發的氣運，暫向東北，遼、金、元、清相繼而興。
其事起于10世紀初契丹的盛強，終于1911年中國的革命。
将來的史家，亦許要把他算到現在的東北問題實際解決時為止，然為期亦必不遠了。
這一期總算起來，為時亦曆千餘年。
這三大批北族，其逐漸移入中國，而為中國人所同化，前後相同。
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則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經過五胡和沙陀之亂，中國也可謂受到相當的創痛了。
但是以中國之大，安能就把這個看做很大的問題。
在當時中國人的眼光裡，北族的侵入，還隻是治化的缺陷，隻要從根本上把中國整頓好了，所謂夷狄，自然不成問題。
這時代先知先覺者的眼光，還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沖突，雖不能說沒有感覺，民族主義卻未能因此而發皇。
雖然如此，在唐、宋之間，中國的文化，也确是有一個轉變的。
這個轉變是怎樣呢？ 中國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以前，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先秦、兩漢時代的諸子之學。
第二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玄學和佛學。
第三期為宋、元、明時代的理學。
這三期，恰是一個正、反、合。
怎樣說這三期的文化，是一個辯證法的進化呢？原來先秦時代的學術，是注重于矯正社會的病态的，所謂“撥亂世，反之正”，實不僅儒家，而為各家通有的思想。
王莽變法失敗以後，大家認為此路不通，而此等議論，漸趨消沉。
魏、晉以後，文化乃漸轉向，不向社會而向個人方面求解決。
他們所讨論的，不是社會的組織如何，使人生于其間，能夠獲得樂利，可以做個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壞的？用何法，把壞人改做好人，使許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會得以實現？這種動機，确和佛教相契。
在這一千年中，傳統的儒家，僅僅從事于箋疏，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學和佛學一路，就是其明證。
但其結果卻是怎樣呢？顯然的，從個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隻有極小一部分，合全體而觀之，依然無濟于事。
而其改善個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處，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
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務上的，自然少了。
他們既把社會看做各個分子所構成；社會的好壞，原因在于個人的好壞，而個人的好壞，則原于其内心的好壞；如此，社會上一切問題，自然都不是根本。
而他們的所謂好，則實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們最徹底的思想，是要消滅這一個世界。
明知此路不通，則又一轉變而認為現在的世界就是佛國；隻要心上覺悟，一切行為雖和俗人一樣，也就是聖人。
這麼一來，社會已經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
這兩種見解，都是和常識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
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憑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總隻是他們所謂“戲論”，總要給大多數在常識中生活的人所反對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數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他的緻命傷。
物極必反，到唐朝佛學極盛時，此項矛盾，業經開始發展了，于是有韓愈的辟佛。
他的議論很粗淺，不過在常識範圍中批評佛說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學上取得一個立足點。
宋學從第十一世紀的中葉起，到第十七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