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唐宋時代中國文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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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中葉止，支配中國的思想界，約六百年。
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内心上；這些和佛學并無以異。
所不同的，則佛家認世界的現狀，根本是壞的，若其所謂好的世界而獲實現，則現社會的組織，必徹底被破壞，宋學則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隻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于其所當處的地位，各盡其所應盡的責任，以緻不好。
而其所認為合理的組織，則是一套封建社會和農業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
在商業興起，廣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擴充，每一個地方自給自足的規模，業已破壞淨盡，含有自給自足性質的大家族，亦不複存在之時，早已不複适宜了。
宋儒還要根據這一個時代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種方案，而強人以實行，豈非削足适屦？豈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
不過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隻能在先秦諸子和玄學、佛學兩種思想中抉擇去取，融化改造，是隻能有這個結果的，而文化進化的趨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導。
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上的綱紀所恃以維持的，就是所謂君臣之義這種綱紀，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夠維持的。
到兵荒馬亂，人人習慣于裂冠毀裳之日，就不免要動搖了。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為君，而有“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貴族。
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種風氣，又盛行了。
于是既有曆事五朝，而自稱長樂老以鳴其得意的馮道，又有許多想借重異族，以自便私圖的杜重威。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氣節。
經宋儒提倡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确實是遠勝于前代。
但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工夫，偏于内心，而處事多疏。
（二）其持躬過于嚴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于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為其所排斥。
（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于實際。
（四）意氣過甚，則易陷于黨争。
黨争最易使人動于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争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僞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
到争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别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于無從措手了。
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業的。
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
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夠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
他們否認“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确是他們的長處。
但他們所以能如此，乃是讀了經書而然。
而經書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給自足，有互助而無矛盾的社會所留詣，到封建勢力逐漸發展時，此等組織，就逐漸破壞了。
宋儒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制度，正和這一種規制相反，卻要藉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達到這一個目的。
其極端的，遂至要恢複井田封建。
平易一些的，亦視智愚賢不肖為自然不可泯的，一切繁密的社會制度，還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導着實行，而其所謂組織，亦仍脫不了階級的對立。
所以其結果，還是打不倒土豪劣紳，而宋學家，特如其中關學一派，所草拟的極詳密的計劃，以極大的熱心去推行，終于實現的寥若晨星，而且還是昙花一現。
這時候，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于此。
最需要的，是嚴肅的官僚政治，而宋學家好作誅心之論，而忽略形迹；又因黨争而淆亂是非，則适與之相反。
宋學是不适宜于競争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疊招外侮了。
他們仍把社會看做是各分子所構成的；仍以改良個人為改良社會之本；要改良個人，還是注重在内心上；這些和佛學并無以異。
所不同的，則佛家認世界的現狀，根本是壞的，若其所謂好的世界而獲實現，則現社會的組織，必徹底被破壞，宋學則認現社會的組織，根本是合理的，隻因為人不能在此組織中，各處于其所當處的地位，各盡其所應盡的責任，以緻不好。
而其所認為合理的組織，則是一套封建社會和農業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
在商業興起，廣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擴充，每一個地方自給自足的規模，業已破壞淨盡，含有自給自足性質的大家族，亦不複存在之時，早已不複适宜了。
宋儒還要根據這一個時代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種方案，而強人以實行，豈非削足适屦？豈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價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則根本不可用。
不過在當時，中國的思想界，隻能在先秦諸子和玄學、佛學兩種思想中抉擇去取，融化改造，是隻能有這個結果的，而文化進化的趨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導。
在君主專制政體下，政治上的綱紀所恃以維持的，就是所謂君臣之義這種綱紀，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夠維持的。
到兵荒馬亂，人人習慣于裂冠毀裳之日，就不免要動搖了。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為君，而有“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貴族。
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種風氣，又盛行了。
于是既有曆事五朝，而自稱長樂老以鳴其得意的馮道，又有許多想借重異族，以自便私圖的杜重威。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氣節。
經宋儒提倡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确實是遠勝于前代。
但宋儒（一）因其修養的工夫，偏于内心，而處事多疏。
（二）其持躬過于嚴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過于嚴格，而有才能之士，皆為其所排斥。
（三）又其持論過高，往往不切于實際。
（四）意氣過甚，則易陷于黨争。
黨争最易使人動于感情，失卻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況黨争既啟，哪有個個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飾的僞君子，不恤決裂的真小人混進去。
到争端擴大而無可收拾，是非淆亂而無從辨别時，就真有宅心公正、顧全大局的人，也苦于無從措手了。
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業的。
若說在社會上做些自治事業，宋儒似乎很為相宜。
宋儒有一個優點，他們是知道社會上要百廢俱舉，盡其相生相養之道，才能夠養生送死無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
他們否認“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的苟簡心理，這一點，的确是他們的長處。
但他們所以能如此，乃是讀了經書而然。
而經書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給自足，有互助而無矛盾的社會所留詣，到封建勢力逐漸發展時，此等組織，就逐漸破壞了。
宋儒不知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政治制度，正和這一種規制相反，卻要藉其所主張的道德、倫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達到這一個目的。
其極端的，遂至要恢複井田封建。
平易一些的，亦視智愚賢不肖為自然不可泯的，一切繁密的社會制度，還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導着實行，而其所謂組織，亦仍脫不了階級的對立。
所以其結果，還是打不倒土豪劣紳，而宋學家，特如其中關學一派，所草拟的極詳密的計劃，以極大的熱心去推行，終于實現的寥若晨星，而且還是昙花一現。
這時候，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于此。
最需要的，是嚴肅的官僚政治，而宋學家好作誅心之論，而忽略形迹；又因黨争而淆亂是非，則适與之相反。
宋學是不适宜于競争的，而從第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卻受其指導，那無怪其要疊招外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