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晉初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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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蜀滅亡，天下複歸于統一了，然而亂源正潛伏著。
這亂源是什麼呢？ 自後漢以來，政治的綱紀久經廢弛。
政治上的綱紀若要挽回，最緊要的是以嚴明之法行督責之術。
魏武帝和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暫時的效果的。
然而一兩個嚴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會上江河日下的風氣，到魏、晉之世，綱紀又複頹敗了。
試看清談之風，起于正始（魏齊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晉初而更甚，直綿延至南朝之末可知。
所謂清談，所談的就是玄學。
談玄本不是壞事，以思想論，玄學要比漢代的儒學高明得多。
不過學問是學問，事實是事實。
因學問而忽視現實問題，在常人尚且不可，何況當時因談玄而蔑視現實的，有許多是國家的官吏，所抛棄的是政治上的職務？ 漢朝人講道家之學的所崇奉的是黃、老，所講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術。
魏晉以後的人所崇奉的是老、莊，其宗旨為委心任運。
狡黠的講求趨避之術，養成不負責任之風。
懦弱的則逃避現實，以求解除痛苦。
頹廢的則索性蔑視精神，專求物質上的快樂。
到底人是現實主義的多，物質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風大盛。
當曹爽執政時，曾引用一班名士。
雖因政争失敗，未能有所作為，然從零碎的材料看來，他們是有一種改革的計劃，而其計劃且頗為遠大的（如夏侯玄有廢郡之議，他指出郡已經是供鎮壓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從來講官制的人，沒有這麼徹底注重民治的）。
曹爽等的失敗，我們固然很難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無疑的總是其原因之一。
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義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無軌範。
何曾、石崇等人正是這一個時代的代表。
封建時代用人本來是看重等級的。
東周以後，世變日亟，遊士漸起而奪貴族之席。
秦國在七國中是最能任用遊士的，讀李斯《谏逐客書》可見。
秦始皇滅六國後，仍保持這個政治習慣，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
漢高起自徒步，一時将相大臣，亦多刀筆吏或家貧無行者流，就更不必說了。
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話，改革選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國上計之吏和州郡所察舉的秀才、孝廉，都從廣大的地方和各種不同的階層中來。
其他擢用上書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機關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為主的。
雖或不免采取虛譽，及引用善于奔走運動的人，究與一階級中人世據高位者不同。
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于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盤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
如上章所述，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
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系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
李斯 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忾心，必有功效可見。
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于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兩漢時儒學盛行。
儒學是封建時代的産物，頗笃于君臣之義的。
兩漢時，此項運動，亦頗收到相當的效果。
漢末政治腐敗，有兵權的将帥，始終不敢背叛朝廷（說本《後漢書·儒林傳論》）。
以魏武帝的功蓋天下，亦始終隻敢做周文王（參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這句句都是真話），就是為此。
司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義理的軍閥得勢（《晉書·宣帝紀》說：“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
明帝
這亂源是什麼呢？ 自後漢以來，政治的綱紀久經廢弛。
政治上的綱紀若要挽回，最緊要的是以嚴明之法行督責之術。
魏武帝和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暫時的效果的。
然而一兩個嚴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會上江河日下的風氣，到魏、晉之世，綱紀又複頹敗了。
試看清談之風，起于正始（魏齊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晉初而更甚，直綿延至南朝之末可知。
所謂清談，所談的就是玄學。
談玄本不是壞事，以思想論，玄學要比漢代的儒學高明得多。
不過學問是學問，事實是事實。
因學問而忽視現實問題，在常人尚且不可，何況當時因談玄而蔑視現實的，有許多是國家的官吏，所抛棄的是政治上的職務？ 漢朝人講道家之學的所崇奉的是黃、老，所講的是清靜不擾，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術。
魏晉以後的人所崇奉的是老、莊，其宗旨為委心任運。
狡黠的講求趨避之術，養成不負責任之風。
懦弱的則逃避現實，以求解除痛苦。
頹廢的則索性蔑視精神，專求物質上的快樂。
到底人是現實主義的多，物質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風大盛。
當曹爽執政時，曾引用一班名士。
雖因政争失敗，未能有所作為，然從零碎的材料看來，他們是有一種改革的計劃，而其計劃且頗為遠大的（如夏侯玄有廢郡之議，他指出郡已經是供鎮壓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從來講官制的人，沒有這麼徹底注重民治的）。
曹爽等的失敗，我們固然很難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無疑的總是其原因之一。
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義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無軌範。
何曾、石崇等人正是這一個時代的代表。
封建時代用人本來是看重等級的。
東周以後，世變日亟，遊士漸起而奪貴族之席。
秦國在七國中是最能任用遊士的，讀李斯《谏逐客書》可見。
秦始皇滅六國後，仍保持這個政治習慣，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
漢高起自徒步，一時将相大臣，亦多刀筆吏或家貧無行者流，就更不必說了。
漢武帝聽了董仲舒的話，改革選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國上計之吏和州郡所察舉的秀才、孝廉，都從廣大的地方和各種不同的階層中來。
其他擢用上書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機關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為主的。
雖或不免采取虛譽，及引用善于奔走運動的人，究與一階級中人世據高位者不同。
魏晉以降，門閥制度漸次形成，影響及于選舉，高位多為貴族所盤據，起自中下階層中較有活氣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敗。
如上章所述，三國時代，南方士大夫的風氣，還是頗為剽悍的。
自東晉之初，追溯後漢之末，不過百餘年，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物，未必無有（晉初的周處，即系南人，還很有武烈之風）。
李斯 倘使元帝東渡以後，晉朝能多引用這一班人，則除為國家戡亂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敵忾心，必有功效可見。
然而大權始終為自北南遷的貴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類的人物，直到晉末，才得出現于政治舞台之上，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兩漢時儒學盛行。
儒學是封建時代的産物，頗笃于君臣之義的。
兩漢時，此項運動，亦頗收到相當的效果。
漢末政治腐敗，有兵權的将帥，始終不敢背叛朝廷（說本《後漢書·儒林傳論》）。
以魏武帝的功蓋天下，亦始終隻敢做周文王（參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這句句都是真話），就是為此。
司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義理的軍閥得勢（《晉書·宣帝紀》說：“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
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