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後漢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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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宦官的等級遠較閹人為高，怕是絕對不能用閹人的。
但到後來，刑罰濫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宮刑的（如司馬遷受宮刑後為中書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來天閹的人；又有貪慕權勢，自宮以進的，不都是俘虜或罪人。
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漸漸提高，而可以用為宦官了。
後漢鄧太後臨朝後，宮中有好幾種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閹人，宦官遂成為閹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詞。
雖然閹人的地位實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虜和罪人，社會上自然總還将他當作另一種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
這一者出于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于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
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
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
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
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結托。
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衆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
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
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
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锢，後因後父窦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
167年，桓帝崩，無子，窦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
太後臨朝。
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
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
太後亦被遷抑郁而死。
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
而又一味聚斂奢侈。
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制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傷後漢的元氣的是羌亂。
中國和外夷，其間本來總有邊塞隔絕着的。
論民族主義的真谛，先進民族本來有誘掖後進民族的責任，不該以隔絕為事。
但是同化須行之以漸。
在同化的進行未達相當程度時，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廢的。
因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異，不能使其生活從同，顧欲強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糾紛。
這是五胡亂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後漢時的羌亂，業已導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東北境，在漢時本是羌人之地。
王莽攝政時，諷羌人獻地，設立了一個西海郡。
既無實力開拓，邊塞反因之撤廢，羌人就侵入内地。
後漢初年，屢有反叛，給中國征服了，又都把他們遷徙到内地來。
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肅之地者日多。
安帝時，遂釀成大規模的叛亂。
這時候，政治腐敗，地方官無心守土，都把郡縣遷徙到内地。
人民不樂遷徙，則加以強迫驅遣，流離死亡，不可勝數。
派兵剿辦，将帥又腐敗，曆時十餘年，用費達二百四十億，才算勉強結束。
順帝時又叛，兵費又至八十餘億，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誅戮，才算鎮定下來。
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帥又漸形驕橫，隐伏着一個很大的亂源了。
遇事都訴之理性，這隻是受過優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範圍中能夠。
其餘大多數人，和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範圍以外的行為，還是受習慣和傳統思想的支配的。
此種習慣和傳統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别一方面的知識沖突，所以人們都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
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為宗教。
宗教鼓動人的力量是頗大的。
當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義，亦隻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
到統一之後就不然了。
各種小宗教，漸漸混合而産生大宗教的運動，在第十八章中說過。
在漢時，上下流社會，是各别進行的。
在上流社會中，孔子漸被視為一個神人，看當時内學家（東漢時稱緯為内學）尊崇孔子的話，便可見得。
但在上流社會中，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理性較為發達，不容此等迷信之論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對迷信的玄學打倒。
在下流社會，則各種迷信，逐漸結合，而形成後世的道教。
在漢時是其初步。
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鬥米道。
道教到北魏時的寇謙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協，前此，則是很激烈的反對政府的。
他們以符咒治病等，為煽動和結合的工具。
張修造反，旋即平定。
張魯後來雖割據漢中，隻是設立鬼卒等，閉關自守，實行其神權政治而已，于大局亦無甚關系。
張角卻聲勢浩大。
以公元184年起事。
他的徒黨，遍于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河北各省之地。
但張角似是一個隻會煽惑而并沒有什麼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敗。
然此時的小亂事，則已到處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黃巾的餘黨亦難于肅清。
于是改刺史為州牧，将兩級制變成了三級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稱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權的郡守。
分裂之勢漸次形成，靜待着一個機會爆發。
但到後來，刑罰濫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宮刑的（如司馬遷受宮刑後為中書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來天閹的人；又有貪慕權勢，自宮以進的，不都是俘虜或罪人。
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漸漸提高，而可以用為宦官了。
後漢鄧太後臨朝後，宮中有好幾種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閹人，宦官遂成為閹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詞。
雖然閹人的地位實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虜和罪人，社會上自然總還将他當作另一種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
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
這一者出于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于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
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
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
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
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結托。
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衆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
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
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
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锢，後因後父窦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
167年，桓帝崩，無子，窦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
太後臨朝。
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
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
太後亦被遷抑郁而死。
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
而又一味聚斂奢侈。
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制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傷後漢的元氣的是羌亂。
中國和外夷，其間本來總有邊塞隔絕着的。
論民族主義的真谛，先進民族本來有誘掖後進民族的責任，不該以隔絕為事。
但是同化須行之以漸。
在同化的進行未達相當程度時，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廢的。
因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異，不能使其生活從同，顧欲強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糾紛。
這是五胡亂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後漢時的羌亂，業已導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東北境，在漢時本是羌人之地。
王莽攝政時，諷羌人獻地，設立了一個西海郡。
既無實力開拓，邊塞反因之撤廢，羌人就侵入内地。
後漢初年，屢有反叛，給中國征服了，又都把他們遷徙到内地來。
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肅之地者日多。
安帝時，遂釀成大規模的叛亂。
這時候，政治腐敗，地方官無心守土，都把郡縣遷徙到内地。
人民不樂遷徙，則加以強迫驅遣，流離死亡，不可勝數。
派兵剿辦，将帥又腐敗，曆時十餘年，用費達二百四十億，才算勉強結束。
順帝時又叛，兵費又至八十餘億，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誅戮，才算鎮定下來。
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帥又漸形驕橫，隐伏着一個很大的亂源了。
遇事都訴之理性，這隻是受過優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範圍中能夠。
其餘大多數人，和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範圍以外的行為，還是受習慣和傳統思想的支配的。
此種習慣和傳統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别一方面的知識沖突，所以人們都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
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為宗教。
宗教鼓動人的力量是頗大的。
當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義，亦隻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
到統一之後就不然了。
各種小宗教，漸漸混合而産生大宗教的運動，在第十八章中說過。
在漢時，上下流社會，是各别進行的。
在上流社會中，孔子漸被視為一個神人，看當時内學家（東漢時稱緯為内學）尊崇孔子的話，便可見得。
但在上流社會中，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理性較為發達，不容此等迷信之論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對迷信的玄學打倒。
在下流社會，則各種迷信，逐漸結合，而形成後世的道教。
在漢時是其初步。
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角的太平道和張修的五鬥米道。
道教到北魏時的寇謙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協，前此，則是很激烈的反對政府的。
他們以符咒治病等，為煽動和結合的工具。
張修造反，旋即平定。
張魯後來雖割據漢中，隻是設立鬼卒等，閉關自守，實行其神權政治而已，于大局亦無甚關系。
張角卻聲勢浩大。
以公元184年起事。
他的徒黨，遍于青、徐、幽、冀、荊、揚、兖、豫八州，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河北各省之地。
但張角似是一個隻會煽惑而并沒有什麼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敗。
然此時的小亂事，則已到處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黃巾的餘黨亦難于肅清。
于是改刺史為州牧，将兩級制變成了三級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稱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權的郡守。
分裂之勢漸次形成，靜待着一個機會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