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漢武帝的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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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内對外兩個問題，乃是統一以後自然存在着的問題，前文業經說明了。
這個問題，自前206年秦滅漢興，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擱置着不提了。
這是因為高帝、呂後時，忙于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隻是個尋常人，凡事都隻會蹈常習故之故。
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
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
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
在私有财産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謀，你隻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為富庶的。
但是如此就算了麼？須知社會并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
況且當時所謂有錢，隻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
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着我們不能閉關自守。
漢武帝并不是真有什麼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于是久經擱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漢武帝 當時對内的問題，因海内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
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
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
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哪一家的學術呢？那麼，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
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
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為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隻有儒家最為擅長之故。
所以當時一個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并不能行。
他的功績，最大的，隻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即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裡的大學，這隻要看《漢書·禮志》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
武帝當日，對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專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
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
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确有節制資本之意，并非專為籌款的。
但是節制資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隻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制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腐敗，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
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缗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為郎，入谷補官等，更不必說了。
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緻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
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于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遺害自然更深了。
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麼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外，其餘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
山東是當時誅求剝
這個問題，自前206年秦滅漢興，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擱置着不提了。
這是因為高帝、呂後時，忙于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隻是個尋常人，凡事都隻會蹈常習故之故。
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
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
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
在私有财産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謀，你隻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為富庶的。
但是如此就算了麼？須知社會并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
況且當時所謂有錢，隻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
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着我們不能閉關自守。
漢武帝并不是真有什麼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于是久經擱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漢武帝 當時對内的問題，因海内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
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
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
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哪一家的學術呢？那麼，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
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
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為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隻有儒家最為擅長之故。
所以當時一個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并不能行。
他的功績，最大的，隻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即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裡的大學，這隻要看《漢書·禮志》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
武帝當日，對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專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
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
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确有節制資本之意，并非專為籌款的。
但是節制資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隻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制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腐敗，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
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缗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為郎，入谷補官等，更不必說了。
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緻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
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于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遺害自然更深了。
他用此等方法，搜括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麼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外，其餘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
山東是當時誅求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