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古代社會的綜述
關燈
小
中
大
身，真有多大的力量。
随着世運的進展，井田制度破壞了。
連公用的山澤，亦為私人所占。
工商業愈活躍，其剝削消費者愈深。
在上的君主和貴族，亦因其日趨于腐敗、奢侈，而其剝削人民愈甚。
習久于戰争就養成一種特别階級，視戰鬥為壯快、征服為榮譽的心理，認為與其出汗，毋甯出血。
此即孔子和其餘的先秦諸子所身逢的亂世。
追想前一個時期，列國之間，戰争還不十分劇烈。
一國之内，雖然已有階級的對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時的舊組織，還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壞淨盡。
秩序還不算十分惡劣，人生其間的，也還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帶病延年的人，雖不能算健康，還可算一個準健康體，此即孔子所謂小康。
再前一個時期，内部毫無矛盾，對外毫無競争，則即所謂大同了。
在大同之世，物質上的享受，或者遠不如後來，然而人類最親切的苦樂，其實不在于物質，而在于人與人間的關系，所以大同時代的境界，永存于人類記憶之中。
不但孔子，即先秦諸子，亦無不如此（道家無論已，即最切實際的法家亦然。
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記·商君列傳》亦載商君初說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說之以富國強兵之術都是）。
這不是少數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數人的暗示而然的。
人類生當此際，實應把其所以緻此之由，徹底的加以檢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将現社會的組織，摧毀之而加以改造。
這亦非古人所沒有想到，先秦諸子，如儒、墨、道、法諸家，就同抱着這個志願的，但其所主張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
道家空存想望，并沒有具體實行的方案的，不必說了。
墨家不講平均分配，而專講節制消費，也是不能行的。
儒家希望恢複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業的跋扈；把大事業收歸官營；救濟事業亦由國家辦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盤剝；進步些了。
然單講平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制資本，又苦于沒有推行的機關。
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廢墜的久了，諸家雖都以民為重，卻想不出一個使人民參與政治的辦法，而隻希望在上者用溫情主義來撫恤人民，尊重輿論，用督責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
在國與國之間，儒家則希望有一個明王出來，能夠處理列國間的紛争，而監督其内政；法家因為興起較後，漸抱統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統一和貴族的被裁抑，都隻是事勢的遷流，并不能實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進一步，就沒有辦法了。
在倫理上，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級服從上級，臣民該服從君主，兒子要服從父親，婦女要服從男子，少年該服從老人。
他們以為上級和下級的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級的人受不到制裁，決不會安其分而盡其職。
總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亂世發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世運隻能向前進，要想改革，隻能順其前進的趨勢而加以指導。
先秦諸子中，隻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然其指導亦未能全然得法。
他家則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雖然如此，人類生來是避苦求樂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覺的，既然感覺了，自然要求擺脫。
求擺脫，總得有個辦法，而人類憑空是想不出辦法來的。
世運隻有日新，今天之後，隻會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隻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來的辦法，總不免失之于舊，這個在今日尚然，何況古代？最好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永存于人類想望記憶之中。
雖回憶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謂最好者當之。
合衆人的所謂最好者，而調和折衷，造成一個大略為衆所共認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謂三代以前的世界。
這個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實際，自然是無待于言的。
這似乎隻是一個曆史上的誤解，無甚關系，然奉此開倒車的辦法為偶像而思實踐之，就不但不能達到希望，而且還要引起糾紛。
随着世運的進展，井田制度破壞了。
連公用的山澤，亦為私人所占。
工商業愈活躍，其剝削消費者愈深。
在上的君主和貴族，亦因其日趨于腐敗、奢侈，而其剝削人民愈甚。
習久于戰争就養成一種特别階級，視戰鬥為壯快、征服為榮譽的心理，認為與其出汗，毋甯出血。
此即孔子和其餘的先秦諸子所身逢的亂世。
追想前一個時期，列國之間，戰争還不十分劇烈。
一國之内，雖然已有階級的對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時的舊組織，還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壞淨盡。
秩序還不算十分惡劣，人生其間的，也還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帶病延年的人，雖不能算健康，還可算一個準健康體，此即孔子所謂小康。
再前一個時期，内部毫無矛盾，對外毫無競争，則即所謂大同了。
在大同之世，物質上的享受，或者遠不如後來，然而人類最親切的苦樂，其實不在于物質，而在于人與人間的關系，所以大同時代的境界，永存于人類記憶之中。
不但孔子，即先秦諸子，亦無不如此（道家無論已，即最切實際的法家亦然。
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記·商君列傳》亦載商君初說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說之以富國強兵之術都是）。
這不是少數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數人的暗示而然的。
人類生當此際，實應把其所以緻此之由，徹底的加以檢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将現社會的組織，摧毀之而加以改造。
這亦非古人所沒有想到，先秦諸子，如儒、墨、道、法諸家，就同抱着這個志願的，但其所主張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
道家空存想望，并沒有具體實行的方案的，不必說了。
墨家不講平均分配，而專講節制消費，也是不能行的。
儒家希望恢複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業的跋扈；把大事業收歸官營；救濟事業亦由國家辦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盤剝；進步些了。
然單講平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制資本，又苦于沒有推行的機關。
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廢墜的久了，諸家雖都以民為重，卻想不出一個使人民參與政治的辦法，而隻希望在上者用溫情主義來撫恤人民，尊重輿論，用督責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
在國與國之間，儒家則希望有一個明王出來，能夠處理列國間的紛争，而監督其内政；法家因為興起較後，漸抱統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統一和貴族的被裁抑，都隻是事勢的遷流，并不能實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進一步，就沒有辦法了。
在倫理上，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級服從上級，臣民該服從君主，兒子要服從父親，婦女要服從男子，少年該服從老人。
他們以為上級和下級的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則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級的人受不到制裁，決不會安其分而盡其職。
總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亂世發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世運隻能向前進，要想改革，隻能順其前進的趨勢而加以指導。
先秦諸子中，隻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然其指導亦未能全然得法。
他家則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雖然如此，人類生來是避苦求樂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覺的，既然感覺了，自然要求擺脫。
求擺脫，總得有個辦法，而人類憑空是想不出辦法來的。
世運隻有日新，今天之後，隻會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隻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來的辦法，總不免失之于舊，這個在今日尚然，何況古代？最好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永存于人類想望記憶之中。
雖回憶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謂最好者當之。
合衆人的所謂最好者，而調和折衷，造成一個大略為衆所共認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謂三代以前的世界。
這個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實際，自然是無待于言的。
這似乎隻是一個曆史上的誤解，無甚關系，然奉此開倒車的辦法為偶像而思實踐之，就不但不能達到希望，而且還要引起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