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處理中國曆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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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生活條件的強制，例如《顔氏家訓》上說到一位北齊的士大夫要他十七歲的兒子學鮮卑語及彈琵琶，看起來是自願的，實際上是生活條件的強制，因為生活在鮮卑人統治區域的漢人，學會了鮮卑語及彈琵琶就可以“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
當然，不學鮮卑語及彈琵琶也有自由，顔之推就向他的兒子說過：“若由此業自緻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北魏孝文帝命令鮮卑人學漢人語言，看起來也是鮮卑統治者自願的，實際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迫使他們不得不學習漢人的語言，因為當時的鮮卑人已經由遊牧生活轉向定住的農耕，而鮮卑語可能沒有足夠的農業方面的詞彙。
由于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而需要學會其他民族的言語，雖然不是強制的，但條件就是一根棍子。
即使有了同化的條件，但要使一個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另一個民族還是不容易的。
例如相繼征服過漢族的那些遊牧民族，當他踏入黃河南北開闊的原野時，雖然很快就受到繁華的城市生活的誘惑，受到封建文化的熏陶，受到那些沒有駱駝卻有雞犬之聲相聞的村落的習俗的傳染，但由于落後的民族主義的偏見、閉關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們還是想掙脫文明的誘惑并力圖保存那些對于他們的生活已經沒有什麼實際價值的民族特點。
例如女真統治者屢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漢姓，禁止女真人學漢人的裝束。
清朝的統治者，也屢次下令禁止滿洲人學漢人裝束，禁止滿洲人和漢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駐軍和漢人雜居，禁止滿洲人經營商業和農業，甚至封鎖東三省不準漢人去開墾。
這種種的措施，簡直是對文明的抗拒。
用恩格斯的話說，這是“對曆史發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對教養、野蠻對文明的反抗”。
[15]當然，要在文明的世界中保存落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隻要這些落後的民族，具有“花崗石堡壘”的頭腦的民族，走進黃河流域這個漢族文化的搖籃，用列甯的話說，走進這“一個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16]民族差别還是被碾成粉碎。
同化雖然大半帶有程度不同的強制性，但仍然是一種進步的曆史現象。
因為所謂同化，實際上就是落後民族加入了先進民族的經濟和文化體系，就是落後民族文明化。
列甯對同化的積極作用估價是很高的。
他說：同化“還有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呢？”“當然是有的，還有資本主義所具有的世界曆史意義的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每過十年就顯得更強大有力，并且是使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最大動力之一。
”[17]因此列甯認為“誰沒有陷入民族主義偏見的泥坑，誰就不能不看到資本主義同化民族這一過程，包含着極大的曆史進步作用。
”[18]又說：“那些大罵其他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贊成&lsquo同化&rsquo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隻是表明他們自己是民族主義的市儈而已。
”[19]很明白，封建主義時代的民族同化，替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同化，又替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時代的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而民族融合則是民族運動的最高的形式。
所以列甯說我們“歡迎民族的任何同化，隻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權進行的”。
[20]但是歡迎同化，不等于歡迎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21]因為這種政策是用強迫的辦法，用命令來消滅另一民族的特征。
民族之間的戰争與和平的問題 在研究曆史上的民族關系時，必然會碰到戰争問題，怎樣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間的戰争，也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個經常碰到的問題。
過去的史學家在論述民族間的關系時，一般都把戰争作為主題，甚至隻有講到戰争的時候才提到民族關系。
這是不對的。
因為民族之間的正常的和主導的關系應該是和平相處。
隻有在民族矛盾發展到和平相處的關系不能繼續維持下去的時候才爆發戰争。
過去的史學家強調戰争，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階級社會，具有狹隘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得他們隻看見民族之間的沖突，看不見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
但解放以後，還有人強調民族間的戰争，并過高地估計這種戰争的作用。
例如在有些解放後出版的中國史中，仍然把曆史上某些遊牧民族說成是好戰成性、劫掠為生的民族，并且說這是一個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階段的部族的曆史特性。
馬克思說過：“有一種流傳下來的看法，以為人在某些時期完全靠劫掠生活。
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供劫掠的東西，就要有生産。
而劫掠的方式本身又是由生産方式決定的。
”[22]由此看來，全靠劫掠生活的說法，從理論上說是不能成立的。
這樣的民族在現實的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
根據曆史的記載，那些征服過和侵襲過漢人的民族并不完全靠打劫漢人生活，主要的是靠遊牧生活，或者是靠半農半牧生活。
好戰和劫掠也不是一個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階段的種族所獨有的特性，而是處于階級社會曆史階段的部族或民族的共性。
封建主義時代的、特别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階級，它們的好戰和劫掠，比起奴隸制時代的部族或種族更要野蠻。
馬克思在說到資本主義曙光時代的資産階級的劫掠時曾引用威廉·霍維特的話說：“世界各地所謂基督教人種對于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野蠻的行動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兇猛的無教育的無情的無恥的人種都不能比拟的”。
[23]例如青年時代的英國資産階級對印度人的剝削和壓迫，在馬克思看來，就“比薩爾塞特廟裡使我們一看就吃驚的神怪還要可怕”。
[24]今天美國資産階級對印第安人的剿滅，對黑人的奴役的罪惡行為，如果和古代奴隸主相比，誰都不能否認孫子比祖父更為高明。
一切都是後來居上，劫掠也是一樣。
應該把劫掠的錦标送給剝削階級的最後一代。
和上面的情況相反，解放後又有人為了避免引起各族人民之間不愉快的回憶，主張少講或不講戰争，隻講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
不強調戰争是對的，我們沒有必要把曆史上所有的瘡疤都揭露出來，但如果認為所有的戰争都可以不講，那就是因噎廢食。
主要的戰争是要講的，因為戰争不是曆史的偶然爆炸，而是民族之間的矛盾長期發展的結果，并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現。
毛主席說：“戰争&mdash&mdash從有私有财産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争形式。
”[25]因此，如果從曆史上抽出民族之間的戰争，就等于抽出了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是階級社會曆史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中國史上，充滿了民族之間的戰争紀錄。
例如秦漢與匈奴的戰争，晉與匈奴、羯、氐、羌、鮮卑的戰争，北魏與柔然的戰争，隋唐與突厥的戰争，宋與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的戰争，明與瓦剌的戰争，清與準格爾的戰争等等。
這些戰争都不是一些孤立的突發的曆史事件，他們和當時的有關的民族、有關的階級在戰前實行的政策是密切攸關的，如果從中國史上抽出了這些戰争，那是不可想象的。
重要的戰争是應該講的，問題在于怎樣講。
過去的史學家說到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争時，總是把少數民族說成是對漢族的侵犯、背叛；反之，把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戰争說成是招攜荒服，是對野蠻人的膺懲，這當然是不對的。
解放後，不少史學家卻把情況反過來了。
他們在講到民族之間的戰争時，總是盡可能地把漢族說成是侵略，把少數民族說成是革命。
用這樣一種簡單的翻案方式處理極其複雜的民族戰争，是很危險的。
要判斷一個戰争的性質，不是根據民族的大小，也不是根據民族的先進與落後，而是根據構成這個戰争的具體曆史情況。
要弄清戰争性質，必須弄清楚這個“戰争是由什麼樣的曆史條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階級進行的，是為了什麼而進行的”。
[26]不弄清楚這些，就無法對這個戰争的性質做出判斷。
構成戰争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
一般說來，曆史上的少數民族發動的戰争大半是為了反抗漢族或其他統治民族的壓迫和奴役，但也有例外。
有些落後部族或民族發動的戰争，看起來好像是為了保衛他們的部族或民族，但實際上并不如此，而是為了保衛少數統治者剝削和奴役本族人民的特權。
為了保衛這種特權，有些落後民
當然，不學鮮卑語及彈琵琶也有自由，顔之推就向他的兒子說過：“若由此業自緻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北魏孝文帝命令鮮卑人學漢人語言，看起來也是鮮卑統治者自願的，實際上也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迫使他們不得不學習漢人的語言，因為當時的鮮卑人已經由遊牧生活轉向定住的農耕，而鮮卑語可能沒有足夠的農業方面的詞彙。
由于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而需要學會其他民族的言語，雖然不是強制的，但條件就是一根棍子。
即使有了同化的條件，但要使一個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另一個民族還是不容易的。
例如相繼征服過漢族的那些遊牧民族，當他踏入黃河南北開闊的原野時，雖然很快就受到繁華的城市生活的誘惑，受到封建文化的熏陶，受到那些沒有駱駝卻有雞犬之聲相聞的村落的習俗的傳染，但由于落後的民族主義的偏見、閉關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們還是想掙脫文明的誘惑并力圖保存那些對于他們的生活已經沒有什麼實際價值的民族特點。
例如女真統治者屢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漢姓，禁止女真人學漢人的裝束。
清朝的統治者，也屢次下令禁止滿洲人學漢人裝束，禁止滿洲人和漢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駐軍和漢人雜居，禁止滿洲人經營商業和農業，甚至封鎖東三省不準漢人去開墾。
這種種的措施，簡直是對文明的抗拒。
用恩格斯的話說，這是“對曆史發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對教養、野蠻對文明的反抗”。
[15]當然，要在文明的世界中保存落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隻要這些落後的民族，具有“花崗石堡壘”的頭腦的民族，走進黃河流域這個漢族文化的搖籃，用列甯的話說，走進這“一個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16]民族差别還是被碾成粉碎。
同化雖然大半帶有程度不同的強制性，但仍然是一種進步的曆史現象。
因為所謂同化，實際上就是落後民族加入了先進民族的經濟和文化體系，就是落後民族文明化。
列甯對同化的積極作用估價是很高的。
他說：同化“還有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呢？”“當然是有的，還有資本主義所具有的世界曆史意義的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差别，使各民族同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每過十年就顯得更強大有力，并且是使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最大動力之一。
”[17]因此列甯認為“誰沒有陷入民族主義偏見的泥坑，誰就不能不看到資本主義同化民族這一過程，包含着極大的曆史進步作用。
”[18]又說：“那些大罵其他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贊成&lsquo同化&rsquo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隻是表明他們自己是民族主義的市儈而已。
”[19]很明白，封建主義時代的民族同化，替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資本主義時代的民族同化，又替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時代的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而民族融合則是民族運動的最高的形式。
所以列甯說我們“歡迎民族的任何同化，隻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權進行的”。
[20]但是歡迎同化，不等于歡迎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21]因為這種政策是用強迫的辦法，用命令來消滅另一民族的特征。
民族之間的戰争與和平的問題 在研究曆史上的民族關系時，必然會碰到戰争問題，怎樣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間的戰争，也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個經常碰到的問題。
過去的史學家在論述民族間的關系時，一般都把戰争作為主題，甚至隻有講到戰争的時候才提到民族關系。
這是不對的。
因為民族之間的正常的和主導的關系應該是和平相處。
隻有在民族矛盾發展到和平相處的關系不能繼續維持下去的時候才爆發戰争。
過去的史學家強調戰争，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階級社會，具有狹隘的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得他們隻看見民族之間的沖突，看不見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
但解放以後，還有人強調民族間的戰争，并過高地估計這種戰争的作用。
例如在有些解放後出版的中國史中，仍然把曆史上某些遊牧民族說成是好戰成性、劫掠為生的民族，并且說這是一個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階段的部族的曆史特性。
馬克思說過：“有一種流傳下來的看法，以為人在某些時期完全靠劫掠生活。
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供劫掠的東西，就要有生産。
而劫掠的方式本身又是由生産方式決定的。
”[22]由此看來，全靠劫掠生活的說法，從理論上說是不能成立的。
這樣的民族在現實的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
根據曆史的記載，那些征服過和侵襲過漢人的民族并不完全靠打劫漢人生活，主要的是靠遊牧生活，或者是靠半農半牧生活。
好戰和劫掠也不是一個從氏族制進入奴隸制階段的種族所獨有的特性，而是處于階級社會曆史階段的部族或民族的共性。
封建主義時代的、特别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統治階級，它們的好戰和劫掠，比起奴隸制時代的部族或種族更要野蠻。
馬克思在說到資本主義曙光時代的資産階級的劫掠時曾引用威廉·霍維特的話說：“世界各地所謂基督教人種對于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野蠻的行動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兇猛的無教育的無情的無恥的人種都不能比拟的”。
[23]例如青年時代的英國資産階級對印度人的剝削和壓迫，在馬克思看來，就“比薩爾塞特廟裡使我們一看就吃驚的神怪還要可怕”。
[24]今天美國資産階級對印第安人的剿滅，對黑人的奴役的罪惡行為，如果和古代奴隸主相比，誰都不能否認孫子比祖父更為高明。
一切都是後來居上，劫掠也是一樣。
應該把劫掠的錦标送給剝削階級的最後一代。
和上面的情況相反，解放後又有人為了避免引起各族人民之間不愉快的回憶，主張少講或不講戰争，隻講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
不強調戰争是對的，我們沒有必要把曆史上所有的瘡疤都揭露出來，但如果認為所有的戰争都可以不講，那就是因噎廢食。
主要的戰争是要講的，因為戰争不是曆史的偶然爆炸，而是民族之間的矛盾長期發展的結果，并且是民族矛盾最集中的表現。
毛主席說：“戰争&mdash&mdash從有私有财産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争形式。
”[25]因此，如果從曆史上抽出民族之間的戰争，就等于抽出了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是階級社會曆史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中國史上，充滿了民族之間的戰争紀錄。
例如秦漢與匈奴的戰争，晉與匈奴、羯、氐、羌、鮮卑的戰争，北魏與柔然的戰争，隋唐與突厥的戰争，宋與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的戰争，明與瓦剌的戰争，清與準格爾的戰争等等。
這些戰争都不是一些孤立的突發的曆史事件，他們和當時的有關的民族、有關的階級在戰前實行的政策是密切攸關的，如果從中國史上抽出了這些戰争，那是不可想象的。
重要的戰争是應該講的，問題在于怎樣講。
過去的史學家說到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争時，總是把少數民族說成是對漢族的侵犯、背叛；反之，把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戰争說成是招攜荒服，是對野蠻人的膺懲，這當然是不對的。
解放後，不少史學家卻把情況反過來了。
他們在講到民族之間的戰争時，總是盡可能地把漢族說成是侵略，把少數民族說成是革命。
用這樣一種簡單的翻案方式處理極其複雜的民族戰争，是很危險的。
要判斷一個戰争的性質，不是根據民族的大小，也不是根據民族的先進與落後，而是根據構成這個戰争的具體曆史情況。
要弄清戰争性質，必須弄清楚這個“戰争是由什麼樣的曆史條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階級進行的，是為了什麼而進行的”。
[26]不弄清楚這些，就無法對這個戰争的性質做出判斷。
構成戰争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
一般說來，曆史上的少數民族發動的戰争大半是為了反抗漢族或其他統治民族的壓迫和奴役，但也有例外。
有些落後部族或民族發動的戰争，看起來好像是為了保衛他們的部族或民族，但實際上并不如此，而是為了保衛少數統治者剝削和奴役本族人民的特權。
為了保衛這種特權，有些落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