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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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團結的理論”，以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而且也隻有這樣，“民族情緒”才能喚起。
“團結”不是“消滅”，“團結”是某些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結合。
因此“團結”不但不應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應該扶助他們的獨立自由之發展。
隻有法西斯的“種族學說”，才鼓吹一種妄自尊大的民族偏狹性，把自己的民族，當作“天生的”優等民族，而把其他民族都當作天生的“奴種”，因此他們有權奴役其他的民族，在“團結”的美名之下，用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暴力的方法，去遂其消滅其他民族的無人道的企圖。
希特勒就在日耳曼人的大團結的口号之下，進行對東歐諸民族之剿滅化。
日本法西斯也正在利用“同文同種”的口号，進行對中華民族之消滅。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對于這種作為民族抑壓的工具之理論，應該加以無情的打擊，我們絕不應該把這一套反動的理論翻譯到中國來。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指示我們，我們的民族革命，是對外，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對内，使各少數民族都能得獨立自由之發展。
因為站在國内，漢族固然是統治的民族，而站在國際，則漢族與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同為被壓迫的民族。
我們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獨立自由之發展，而是不能在同一曆史任務之下，統一團結起來。
因此我們民族學者的任務，也不在于回憶過去大漢族主義的光榮，不在于制造一些欺蒙的理論，而在于以最大的真誠，以兄弟的友愛，以現實的利害，用革命與戰鬥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的把國内各民族真真的團結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華民族的自由，猶之俄羅斯諸民族在列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一樣。
三 關于甚麼是民族？顧先生認為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項是采用歐美學者的舊說。
現在歐美流行的新說，則為AnthurN.holcomb及EmileDnkheim二人關于民族所下的定義。
前者認為，“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識和情緒的人群”；後者認為，“一個有團結情緒的人群，能同安樂，共患難的就是一個民族。
”顧先生是反對舊說贊成新說的。
所以他說： 民族是由政治現象（國家的組織強鄰的壓迫）所造成的心理現象（團結的情緒），他和語言，文化及體質固然可以發生關系&hellip&hellip但民族的基礎，決不建築在言語文化及體質上，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順了自然演進的，而民族則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
所以“語言、文化及體質”都不是構成民族的條件，構成民族的主要條件隻是一個“團結的情緒”。
民族的構成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
個人的社會地位、宗教信仰、經濟利益、皮膚顔色，這樣那樣，盡管不同，彼此間的沖突也盡管不免，但他們對于自己的民族俱抱同樣愛護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争，而準備公鬥，這便是民族意識的表現。
從這兩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顧先生對于民族的理解，犯了一些極幼稚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對于中國目前正在堅決執行中的民族解放鬥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響的。
第一，他把“民族”與“民族意識”混同起來，并且把“民族意識”當作“民族”。
所以他認為民族是一種“心理現象”或“團結的情緒”，“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
”一言以蔽之，“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
”他與一切具體的客觀的條件都不相幹，民族的本身也不是具體的東西。
這樣他把活生生的行動的人類集團，抽象為一種“情緒”“精神”或“意識”。
把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類集團，舍去他的具體性，舍去他的客觀實在性，而隻剩下一種“心理現象”或“人類的幽靈”。
于是他所謂民族，不但不是一種活的行動的人類集團，而且也不是一種客觀上存在着的具體的人類集團，而是一種主觀上幻想的視而不見的抽象的概念，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和死氣沉沉的東西了。
一言以蔽之，顧先生的所謂民族，既沒有他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的客觀存在，隻是一種主觀的意識。
然而我們知道：“所謂民族，這首先他是個人們的集團，一定的人們的集團。
&hellip&hellip民族是曆史上結合而成的一個有共同言語，有共同領土，有共同經濟聯系，以及有表現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态的固定集團&hellip&hellip隻有一切特征完全具備的時候，才算是一個民族。
”顧先生否定一切構成民族的特征，并且否定民族之客觀的存在或具體性，隻承認是一種“團結的情緒”，而且這樣的團結的情緒“與&lsquo言語&rsquo&lsquo文化&rsquo經濟利益”“皮膚顔色”“宗教信仰”等都不相幹，也不被制限于“共同領土”。
這樣的理論如果是正确的，則德
“團結”不是“消滅”，“團結”是某些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結合。
因此“團結”不但不應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應該扶助他們的獨立自由之發展。
隻有法西斯的“種族學說”，才鼓吹一種妄自尊大的民族偏狹性，把自己的民族，當作“天生的”優等民族，而把其他民族都當作天生的“奴種”，因此他們有權奴役其他的民族，在“團結”的美名之下，用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暴力的方法，去遂其消滅其他民族的無人道的企圖。
希特勒就在日耳曼人的大團結的口号之下，進行對東歐諸民族之剿滅化。
日本法西斯也正在利用“同文同種”的口号，進行對中華民族之消滅。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我們對于這種作為民族抑壓的工具之理論，應該加以無情的打擊，我們絕不應該把這一套反動的理論翻譯到中國來。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指示我們，我們的民族革命，是對外，求中華民族之解放，對内，使各少數民族都能得獨立自由之發展。
因為站在國内，漢族固然是統治的民族，而站在國際，則漢族與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同為被壓迫的民族。
我們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獨立自由之發展，而是不能在同一曆史任務之下，統一團結起來。
因此我們民族學者的任務，也不在于回憶過去大漢族主義的光榮，不在于制造一些欺蒙的理論，而在于以最大的真誠，以兄弟的友愛，以現實的利害，用革命與戰鬥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的把國内各民族真真的團結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華民族的自由，猶之俄羅斯諸民族在列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一樣。
三 關于甚麼是民族？顧先生認為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五項是采用歐美學者的舊說。
現在歐美流行的新說，則為AnthurN.holcomb及EmileDnkheim二人關于民族所下的定義。
前者認為，“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識和情緒的人群”；後者認為，“一個有團結情緒的人群，能同安樂，共患難的就是一個民族。
”顧先生是反對舊說贊成新說的。
所以他說： 民族是由政治現象（國家的組織強鄰的壓迫）所造成的心理現象（團結的情緒），他和語言，文化及體質固然可以發生關系&hellip&hellip但民族的基礎，決不建築在言語文化及體質上，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順了自然演進的，而民族則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
所以“語言、文化及體質”都不是構成民族的條件，構成民族的主要條件隻是一個“團結的情緒”。
民族的構成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
個人的社會地位、宗教信仰、經濟利益、皮膚顔色，這樣那樣，盡管不同，彼此間的沖突也盡管不免，但他們對于自己的民族俱抱同樣愛護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争，而準備公鬥，這便是民族意識的表現。
從這兩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顧先生對于民族的理解，犯了一些極幼稚的錯誤，而且這些錯誤，對于中國目前正在堅決執行中的民族解放鬥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響的。
第一，他把“民族”與“民族意識”混同起來，并且把“民族意識”當作“民族”。
所以他認為民族是一種“心理現象”或“團結的情緒”，“是精神的，非物質的；是主觀的，非客觀的。
”一言以蔽之，“是憑了人們的意識而造成的。
”他與一切具體的客觀的條件都不相幹，民族的本身也不是具體的東西。
這樣他把活生生的行動的人類集團，抽象為一種“情緒”“精神”或“意識”。
把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類集團，舍去他的具體性，舍去他的客觀實在性，而隻剩下一種“心理現象”或“人類的幽靈”。
于是他所謂民族，不但不是一種活的行動的人類集團，而且也不是一種客觀上存在着的具體的人類集團，而是一種主觀上幻想的視而不見的抽象的概念，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和死氣沉沉的東西了。
一言以蔽之，顧先生的所謂民族，既沒有他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的客觀存在，隻是一種主觀的意識。
然而我們知道：“所謂民族，這首先他是個人們的集團，一定的人們的集團。
&hellip&hellip民族是曆史上結合而成的一個有共同言語，有共同領土，有共同經濟聯系，以及有表現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狀态的固定集團&hellip&hellip隻有一切特征完全具備的時候，才算是一個民族。
”顧先生否定一切構成民族的特征，并且否定民族之客觀的存在或具體性，隻承認是一種“團結的情緒”，而且這樣的團結的情緒“與&lsquo言語&rsquo&lsquo文化&rsquo經濟利益”“皮膚顔色”“宗教信仰”等都不相幹，也不被制限于“共同領土”。
這樣的理論如果是正确的，則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