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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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讀顧颉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後
一
在目前，中華民族正以其偉大無比的活力，開創着自己的曆史以及世界史之新的紀元。
兩年又八個月的革命戰争，已經把自己變成世界史巨大變革過程中的一個主動的和決定的力量。
新的曆史條件給予中華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前鋒任務，而中華民族之主觀的鬥争，又正在把新的曆史條件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曆史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的客觀趨向與行動的人類的主觀鬥争之統一，假如從目前正在變革的世界中抽出了中華民族或中華民族的革命鬥争，則世界革命的形勢必然不能表現為今日之高漲。
因此，我們如果要理解現在的中國，理解現在的世界，對于這一正在行動中的中華民族之理解，是一個必要的關鍵。
關于這一問題，在一年前已由顧颉剛先生提出并且曾經引起熱烈的讨論。
可惜我對于這些讨論的文章，始終沒有看見，一直到最近我才讀到顧先生《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的續稿，（見去年5月29日《益世報》“邊疆”附刊）這雖然隻是顧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為是他的結論，所以能使我們充分地看出他對于民族一般乃至中華民族的整個見解。
顧先生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我認為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
可惜當時的論争，大半關于抽象的形式問題如名詞的讨論。
把論争的焦點轉向問題的側面，而不曾把中華民族與其現實的鬥争關聯起來，作統一的生動的研究，以至問題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決。
當着新的帝國主義戰争與世界革命交織的今日，民族主義，一方面成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幟；另一方面，又成為法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
在列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固然徹底地解放了全俄羅斯所有的被壓迫的諸少數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之下，固然展開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戰争；然而在另一方面，希特勒的種族學說卻使東歐諸民族走向奴隸與滅亡的前途。
正因為革命的民族主義，在今日被反動的法西斯匪徒所篡竊，用以為辯護其反對有文化的民族之敵對行為，用以為辯護其對他民族之侵略奴役與剿滅的行為，用以為辯護其一切非道德與反人性的無恥的行為，所以我們對于民族問題的理解，必須不要放松這一些站在我們民族解放鬥争對面的敵人的理論，更不要使我們的理論有被敵人利用的可能。
中華民族在今日，是一個在曆史中行動的民族，是一個在革命戰鬥中的民族，隻有從行動中，從革命戰鬥中，才能理解這個民族的偉大。
自然，我們不是用一些謊言與誇大，把自己的民族描寫為一種天生的“神聖華胄”，而是要依據具體的客觀事實，科學地去理解這個民族。
因此我想在這裡提出幾點意見和顧先生商榷。
二 首先，我想談到顧先生的命題&mdash&mdash中華民族是一個。
因為這是他對中華民族認識的出發點，也是他最後的結論。
我以為問題這樣的提出似乎就太不正确，因而對問題不能得到正确的答複，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這一命題，就包含着否定國内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
顯然顧先生曾經聲明，他“并不是擺了大民族的架子，想來壓倒他們（中國國内諸少數民族）。
”但是誠如顧先生所雲：“或者要使人聽了，以為這又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想消滅邊民的文化了。
” 顧先生為甚麼要把問題這樣提出？據他自己說：“在上一次信裡，我說明了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
我就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需要上着想，我不忍不這樣說。
”顧先生上一次信的内容，我們不知其詳，但自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其所以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倒不是認定在客觀的事實上真真如此，而隻是他主觀上“不忍不這樣說”。
換言之，他認為“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須要這樣說。
其實假如顧先生想到主觀的意願并不能改變客觀的真實，則大可以不必無中生有。
因為這不是主觀上“忍不忍”的問題，而是客觀上“存在不存在”的問題，所以“這樣說”與“不這樣說”，對于客觀的事實是絲毫不相幹的。
假如在客觀上中國存在着許多少數民族，用顧先生的話存在着許多“邊民”或“中華民族之後進者”，則顧先生在主觀上雖不忍說出來，他們依然是存在的。
反之如果在客觀事實上中國并沒有諸少數民族之存在，則任何挑撥離間者也不能用主觀的惡意把一個民族分化為幾個民族。
不錯，“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壓迫”是需要國内各民族的統一與團結，但我們所需要的統一與團結，是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
并且要實現這種現實的統一與團結，也不僅就如顧先生所雲：“我們應當用了團結的理論來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使他們知道世界上最愛他們的，莫過于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
”而是要“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給他們以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與自由之發展，建立民族間的偉大而深厚的友誼；換言之，用現實的共同的利益代替空
兩年又八個月的革命戰争，已經把自己變成世界史巨大變革過程中的一個主動的和決定的力量。
新的曆史條件給予中華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前鋒任務，而中華民族之主觀的鬥争，又正在把新的曆史條件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曆史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的客觀趨向與行動的人類的主觀鬥争之統一，假如從目前正在變革的世界中抽出了中華民族或中華民族的革命鬥争，則世界革命的形勢必然不能表現為今日之高漲。
因此，我們如果要理解現在的中國，理解現在的世界，對于這一正在行動中的中華民族之理解，是一個必要的關鍵。
關于這一問題，在一年前已由顧颉剛先生提出并且曾經引起熱烈的讨論。
可惜我對于這些讨論的文章，始終沒有看見，一直到最近我才讀到顧先生《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的續稿，（見去年5月29日《益世報》“邊疆”附刊）這雖然隻是顧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為是他的結論，所以能使我們充分地看出他對于民族一般乃至中華民族的整個見解。
顧先生把中華民族當作一個問題而提出，我認為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
可惜當時的論争，大半關于抽象的形式問題如名詞的讨論。
把論争的焦點轉向問題的側面，而不曾把中華民族與其現實的鬥争關聯起來，作統一的生動的研究，以至問題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決。
當着新的帝國主義戰争與世界革命交織的今日，民族主義，一方面成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幟；另一方面，又成為法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
在列甯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固然徹底地解放了全俄羅斯所有的被壓迫的諸少數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之下，固然展開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戰争；然而在另一方面，希特勒的種族學說卻使東歐諸民族走向奴隸與滅亡的前途。
正因為革命的民族主義，在今日被反動的法西斯匪徒所篡竊，用以為辯護其反對有文化的民族之敵對行為，用以為辯護其對他民族之侵略奴役與剿滅的行為，用以為辯護其一切非道德與反人性的無恥的行為，所以我們對于民族問題的理解，必須不要放松這一些站在我們民族解放鬥争對面的敵人的理論，更不要使我們的理論有被敵人利用的可能。
中華民族在今日，是一個在曆史中行動的民族，是一個在革命戰鬥中的民族，隻有從行動中，從革命戰鬥中，才能理解這個民族的偉大。
自然，我們不是用一些謊言與誇大，把自己的民族描寫為一種天生的“神聖華胄”，而是要依據具體的客觀事實，科學地去理解這個民族。
因此我想在這裡提出幾點意見和顧先生商榷。
二 首先，我想談到顧先生的命題&mdash&mdash中華民族是一個。
因為這是他對中華民族認識的出發點，也是他最後的結論。
我以為問題這樣的提出似乎就太不正确，因而對問題不能得到正确的答複，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這一命題，就包含着否定國内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與客觀的事實是相背離的。
顯然顧先生曾經聲明，他“并不是擺了大民族的架子，想來壓倒他們（中國國内諸少數民族）。
”但是誠如顧先生所雲：“或者要使人聽了，以為這又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想消滅邊民的文化了。
” 顧先生為甚麼要把問題這樣提出？據他自己說：“在上一次信裡，我說明了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
我就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需要上着想，我不忍不這樣說。
”顧先生上一次信的内容，我們不知其詳，但自此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其所以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倒不是認定在客觀的事實上真真如此，而隻是他主觀上“不忍不這樣說”。
換言之，他認為“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的壓迫”，須要這樣說。
其實假如顧先生想到主觀的意願并不能改變客觀的真實，則大可以不必無中生有。
因為這不是主觀上“忍不忍”的問題，而是客觀上“存在不存在”的問題，所以“這樣說”與“不這樣說”，對于客觀的事實是絲毫不相幹的。
假如在客觀上中國存在着許多少數民族，用顧先生的話存在着許多“邊民”或“中華民族之後進者”，則顧先生在主觀上雖不忍說出來，他們依然是存在的。
反之如果在客觀事實上中國并沒有諸少數民族之存在，則任何挑撥離間者也不能用主觀的惡意把一個民族分化為幾個民族。
不錯，“中國目下的社會與環境壓迫”是需要國内各民族的統一與團結，但我們所需要的統一與團結，是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
并且要實現這種現實的統一與團結，也不僅就如顧先生所雲：“我們應當用了團結的理論來喚起他們的民族情緒，使他們知道世界上最愛他們的，莫過于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
”而是要“和他們同居數千年的漢人”給他們以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獨立與自由之發展，建立民族間的偉大而深厚的友誼；換言之，用現實的共同的利益代替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