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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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日，應該是一個民族，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共同的領土，雖然他們的言語、文化、經濟利益，皮膚顔色，宗教信仰都不相同，但他們有一種“團結的情緒”&mdash&mdash侵略的情緒。
同樣的理由，一切弱小民族，也應該簡化為一個民族，因為他們也有一種“團結的情緒”&mdash&mdash求解放的情緒。
反之在同一民族中，卻不見得情緒完全一緻，比如中國目前大大小小的漢奸，如汪精衛等，他們要與日本法西斯“團結”，難道汪精衛等漢奸，就不屬于中華民族嗎？但是我們隻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叛徒”，而不能說他們不是中華民族。
而且這樣的理論，最容易并且實際上已被法西斯匪徒所利用，他們正要把那些生長在不同領土中的不同言語、文化、體質與經濟利益的民族，歸并到自己的民族，因為照顧先生的說法并不妨礙同為一種民族？自然顧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張，他是想把中國國内的一切不同言語、文化與體質的少數民族，消解于一個抽象的“團結的情緒”的概念之下，而觀念地造成一個中華民族，但無論如何這樣的中華民族也隻是“一種觀念的”中華民族。
其次，顧先生把“民族意識”再度升華，而認為隻是一種沒有一切規定性的“團結的情緒”。
這種“團結的情緒”既沒有他所從發生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所藉以表現的具體形式。
照顧先生的意思，民族意識就是從民族意識中發生，而且用他自己表現自己。
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民族意識首先是必須要有“一定的人類集團”做他的基礎；其次，必須是這“一定的人類集團”在其生存與發展上，有其共同的經濟聯系，然後才能産生出一定的民族意識。
不是人們的意識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識。
日本法西斯何嘗不想把中華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然而這隻是一種幻想，因為中華民族有其自己民族之物質基礎，隻要這種物質基礎存在，則由這物質基礎上反映出來的民族意識，也是存在的。
并且當這種意識形成以後，他就自己變成一個相當獨立的東西，即使物質基礎一時消滅，他也不緻即刻消滅。
因此民族意識決不是自己發生的東西，必須有共同的領土，共同的經濟聯系他才能表現為共同的利害關系，從而表現為民族意識。
顧先生把民族意識，解釋為一種單純的“團結的情緒”，并且以為這種情緒，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東西，而隻是表現于情緒的自身，這就無異說表現于不表現。
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所謂民族意識，隻是集體的人類之集體的思維。
這種思維之形成，團結與具體的表現，必須要借助于某些具體的東西如言語與文化，他必須體化于這些具體的東西，然後才能表達出來，然後才能彼此傳達成為一種團結的工具。
假如我們否認這一些表達民族意識的具體的形式，而隻認為是一種空洞團結的情緒，則這樣的情緒，是非常渺茫的。
我們知道顧先生之所以把民族抽象為民族意識，再把民族意識抽象到最高度的單純的頂點，為的是要去掉中國國内各民族的特征與民族間的差異，從體質到言語文化的差異，而使一切民族在這一最高度的最單純的抽象範疇上，達到同一，從而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命題之正确。
然而假如用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則我們大可以說“世界隻有一個民族”，因為他們都是人類，都有人類的意識。
然而可惜在現實的世界上卻存在着有無數的民族。
第二，他把民族與國家混同起來，他以為民族與國家是同時發生的。
所以他把“國家的組織”作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知道，國家的發生，早在幾千年以前，國家發展之曆史過程，有古代國家，封建國家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而民族的形成，在狹義上言，則“是一個一定時代的即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曆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們結合而為一個民族過程”。
顧先生把民族與國家當作同時出現的東西，同時把國家的組織，當作民族與民族意識形成的條件，這是非常可笑的。
古代希臘羅馬的國家，并沒有把他們征服的舊民族部落轉化為一個民族，中世紀日耳曼人在西歐所建的封建國家，也沒有把其他野蠻種族轉化為一個日耳曼民族。
隻有當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民族才被形成。
同樣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從封建國家出現一直到資本主義侵入以前，中國沒有民族主義，而隻有種族主義&mdash&mdash大漢族主義。
任何其他的種族都被當作“夷狄”而排斥之。
民族主義在中國之第一次提出是孫中山先生。
實際上，中華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曆史時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
至于顧先生認為在秦以前，中華民族就已形成，這是非常錯誤的。
他說：“秦始皇所混一的隻是幾個國家；所打倒的隻是幾個國家裡的特殊階級。
”至于幾個國家裡的人民，“早就同化為一個民族，早就自己統一起來了”，這是不對的。
因為很明顯的秦的國家，隻是一個種族的國家，而不是民族的國家，秦代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國家，
同樣的理由，一切弱小民族，也應該簡化為一個民族，因為他們也有一種“團結的情緒”&mdash&mdash求解放的情緒。
反之在同一民族中，卻不見得情緒完全一緻，比如中國目前大大小小的漢奸，如汪精衛等，他們要與日本法西斯“團結”，難道汪精衛等漢奸，就不屬于中華民族嗎？但是我們隻能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叛徒”，而不能說他們不是中華民族。
而且這樣的理論，最容易并且實際上已被法西斯匪徒所利用，他們正要把那些生長在不同領土中的不同言語、文化、體質與經濟利益的民族，歸并到自己的民族，因為照顧先生的說法并不妨礙同為一種民族？自然顧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張，他是想把中國國内的一切不同言語、文化與體質的少數民族，消解于一個抽象的“團結的情緒”的概念之下，而觀念地造成一個中華民族，但無論如何這樣的中華民族也隻是“一種觀念的”中華民族。
其次，顧先生把“民族意識”再度升華，而認為隻是一種沒有一切規定性的“團結的情緒”。
這種“團結的情緒”既沒有他所從發生的物質基礎，也沒有他所藉以表現的具體形式。
照顧先生的意思，民族意識就是從民族意識中發生，而且用他自己表現自己。
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民族意識首先是必須要有“一定的人類集團”做他的基礎；其次，必須是這“一定的人類集團”在其生存與發展上，有其共同的經濟聯系，然後才能産生出一定的民族意識。
不是人們的意識造成民族，而是一定的民族造成民族意識。
日本法西斯何嘗不想把中華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然而這隻是一種幻想，因為中華民族有其自己民族之物質基礎，隻要這種物質基礎存在，則由這物質基礎上反映出來的民族意識，也是存在的。
并且當這種意識形成以後，他就自己變成一個相當獨立的東西，即使物質基礎一時消滅，他也不緻即刻消滅。
因此民族意識決不是自己發生的東西，必須有共同的領土，共同的經濟聯系他才能表現為共同的利害關系，從而表現為民族意識。
顧先生把民族意識，解釋為一種單純的“團結的情緒”，并且以為這種情緒，不表現為任何具體的東西，而隻是表現于情緒的自身，這就無異說表現于不表現。
然而照我們所知道的，所謂民族意識，隻是集體的人類之集體的思維。
這種思維之形成，團結與具體的表現，必須要借助于某些具體的東西如言語與文化，他必須體化于這些具體的東西，然後才能表達出來，然後才能彼此傳達成為一種團結的工具。
假如我們否認這一些表達民族意識的具體的形式，而隻認為是一種空洞團結的情緒，則這樣的情緒，是非常渺茫的。
我們知道顧先生之所以把民族抽象為民族意識，再把民族意識抽象到最高度的單純的頂點，為的是要去掉中國國内各民族的特征與民族間的差異，從體質到言語文化的差異，而使一切民族在這一最高度的最單純的抽象範疇上，達到同一，從而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命題之正确。
然而假如用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則我們大可以說“世界隻有一個民族”，因為他們都是人類，都有人類的意識。
然而可惜在現實的世界上卻存在着有無數的民族。
第二，他把民族與國家混同起來，他以為民族與國家是同時發生的。
所以他把“國家的組織”作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但是我們知道，國家的發生，早在幾千年以前，國家發展之曆史過程，有古代國家，封建國家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而民族的形成，在狹義上言，則“是一個一定時代的即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曆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們結合而為一個民族過程”。
顧先生把民族與國家當作同時出現的東西，同時把國家的組織，當作民族與民族意識形成的條件，這是非常可笑的。
古代希臘羅馬的國家，并沒有把他們征服的舊民族部落轉化為一個民族，中世紀日耳曼人在西歐所建的封建國家，也沒有把其他野蠻種族轉化為一個日耳曼民族。
隻有當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民族才被形成。
同樣在中國曆史上也是從封建國家出現一直到資本主義侵入以前，中國沒有民族主義，而隻有種族主義&mdash&mdash大漢族主義。
任何其他的種族都被當作“夷狄”而排斥之。
民族主義在中國之第一次提出是孫中山先生。
實際上，中華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曆史時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
至于顧先生認為在秦以前，中華民族就已形成，這是非常錯誤的。
他說：“秦始皇所混一的隻是幾個國家；所打倒的隻是幾個國家裡的特殊階級。
”至于幾個國家裡的人民，“早就同化為一個民族，早就自己統一起來了”，這是不對的。
因為很明顯的秦的國家，隻是一個種族的國家，而不是民族的國家，秦代雖然建立了統一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