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同化與民族融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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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不着回避的。

     同化基本上是帶有強制性的,自願的是例外。

    在階級社會曆史時期存在着這樣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階級社會的國家是各民族人民的大牢獄,隻有社會主義的國家才成為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

    在民族牢獄中,大民族強制小民族同化于自己,難道還有什麼奇怪。

     由于封建社會的閉塞性,居住在中原地區和邊陲地區的民族之間的自然聯系不夠密切,再加上落後民族的保守性,就使得民族之間的自然同化不很容易。

    具體的曆史事實指出,當中國的封建主義在中原地區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後,那些交通阻塞的邊陲地區就成了落後的氏族制、奴隸制、農奴制的避亂所,居住在那裡的落後部族和民族,他們依靠崇山峻嶺,依靠沙漠作為屏障,堅持與文明世界的隔絕,而以保存祖傳下來的原始生活方式感到自豪。

    這些落後部族或民族的頭腦,正像恩格斯所說的瑞士山民的頭腦一樣,簡直是“花崗石堡壘,要想開化他們,那是千難萬難的事。

    ”[10]因此強制就成了必要。

    當然,這裡所謂強制,并不是說一個民族用暴力去消滅另一個民族的特點,隻是說用各種強制的手段,來創造有利于同化的條件。

     封建主義的文明,通過商業的交換和文化的影響向邊陲地區的伸展,無疑地會加速少數民族被同化的過程,因為它創造了一種條件使落後地區的部族或民族更容易接觸較高的經濟和文化。

    落後的部族或民族通過征服或和平的遷徙而移居中原地區,也無異把自己轉移到更容易被同化的環境之中,但這種條件的創造,大半是通過帶有強制性手段,有時是通過戰争。

     在中國史上,強制移民的史實是不勝枚舉的。

    或者把中原地區的漢人移到落後的邊陲,例如秦始皇徙五十萬人于當時的南越,漢武帝徙七十餘萬人于當時的河南地;或者把邊陲地區的落後的部族或民族移到文化較高的中原,例如漢武帝先後徙東瓯、閩粵于江淮之間,漢武帝、和帝先後徙廪君于江夏。

    不論是哪一種移民,其結果都是加速同化的過程,但移民也是帶有強制性的。

     還有直接用命令推行同化政策的。

    例如王莽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金世宗強制漢人學女真文,清世祖強制漢人剃發易服等等,都是屬于這一類的。

    宋代著名的詩人陸遊有一首詩提到在女真人統治下的漢人同化于女真人的情況。

    詩雲:“上源驿中捶畫鼓,漢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記宣和裝,廬兒盡能女真語。

    ”[11] 在幾個民族雜居地區或者接壤的地區,也有自然同化,但自然同化也是受到生活條件的強制,例如《顔氏家訓》上說到一位北齊的士大夫要他十七歲的兒子學鮮卑語及彈琵琶,看起來是自願的,實際上是生活條件的強制,因為生活在鮮卑人統治區域的漢人,學會了鮮卑語及彈琵琶就可以“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

    當然,不學鮮卑語及彈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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