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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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和解才能穩定自己在匈奴部落中的統治地位。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決定款塞入朝，和漢王朝恢複友好關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貴族左伊秩訾王為首的主和派的意見。
和平是曆史的必然趨勢，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說的“和親無益”的結論。
不可想象，假如當時的漢王朝拒絕與匈奴和親，單靠曆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動地發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實證明，在昭君出塞以前，這種形勢是存在的，但并沒有因此而導緻和平，甚至在呼韓邪單于兩度入朝以後，漢王朝還不得不在它的西北邊境線上保持相當的軍事戒備。
這種情形，從居延漢簡的遺文中可以得到證明。
居延漢簡中有一簡雲：“塞外諸節谷呼韓單于”。
[3]又一簡雲：“就屠與呼韓單于諆”。
[4]另一簡雲：“郅支其名未知其變”。
[5]這些殘缺不全的簡牍遺文，雖然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簡牍都是當時漢王朝的邊防駐軍留下來的有關匈奴的軍事情報或記錄。
和親以後，情形就不同了。
史載漢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見《漢書·匈奴傳》）雖然漢王朝沒有接受呼韓邪單于的建議，但從此以後，雙方都從思想上撤銷了仇恨的堡壘。
燃燒了一個世紀的烽火熄滅了，出現在西北邊境線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煙。
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系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
史載漢平帝時（公元前1&mdash6），王莽曾邀請王昭君長女須蔔居次雲訪問長安。
天鳳五年（18）匈奴單于又派遣須蔔居次雲及其婿須蔔當、兒子須蔔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于居次的兒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長安。
王莽并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蔔奢。
在漢王朝方面，也曾于天鳳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兒和親侯王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賀單于初立。
天鳳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通過王昭君個人的關系進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這個曆史事件是标志着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系的恢複，而王昭君在友好關系的恢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這個标志着民族友好的曆史事件，卻被過去的詩人、戲劇家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則被描寫成一個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劇人物。
這在今天看來是很不妥當的。
三 把昭君出塞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已經很久了。
大概在王昭君死後不久，就有很多的詩人把昭君出塞當作一個屈辱事件寫成了詩歌。
保留到現在的最早的一首以王昭君為題材的詩歌是西晉詩人石崇的《王昭君辭》，在這首歌詞中，作者就是把王昭君當作被曆史風暴摧殘了的一枝含有詩意的花朵，向她傾洩了同情之淚。
從此以後，一直到明清，曆代的詩人，包括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寫出了無數的詩歌來撫慰這個被他們認為是屈辱的靈魂。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詠王昭君的詩，唐以前有二十多首，[6]唐有六十多首，[7]宋元明清愈來愈多。
[8]這些詩人在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前，樹立了一塊抒情的堕淚碑，一千多年來，在這塊堕淚碑前，灑遍了詩人的眼淚，題滿了詩人的挽歌。
詩人們之所以對昭君出塞這個事件感到如此悲哀，當然不完全是為了王昭君個人的不幸，有些詩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淚。
但是隐蔽在詩人眼淚背後的除了詩人們個人的感傷之外，還有貫通一切時代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道德觀念。
這種感情和這種觀念就是王昭君這個人物引起詩人共鳴的真正的思想基礎。
在過去的詩人看來，隻要是一個漢族姑娘出嫁比較落後的鄰近部族或種族，就是傷害他們的民族尊嚴。
如果這個姑娘是以王朝的名義出嫁，那就被認為是替民族國家帶來了屈辱。
因此詩人們無條件地反對和親政策，好像一個民族的尊嚴就在于嚴格地保持婚姻的種族封鎖。
例如唐代的和親，一般都不是在民族抑壓，而是在民族友好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敦煌發現的唐人所寫的《昭君出塞》變文，卻把昭君出塞聯系到突厥。
如雲：“傳聞突厥本同威，每喚昭君作貴妃，”又雲“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
”[9]大家都知道，漢代尚無突厥，變文把匈奴說成突厥，顯然是影射唐與突厥的和親。
最大多數的詩人也沒有忘記在道德上把王昭君理想化。
他們根據封建道德的原則，向王昭君提出了貞操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愈到後來愈嚴格。
西晉的詩人石崇認為不能容忍的隻是違反倫理主義的匈奴人的落後習俗&mdash&mdash父死妻其後母。
即使如此，石崇也沒有要求王昭君為了抗議“父子見淩辱”而自殺，還是讓她留在匈奴單于的帳幕中“默默以苟生”。
《琴操》的作者就要求王昭君為了拒絕再嫁呼韓邪單于的兒子而飲藥自殺。
到了後來，詩人們便不允許這個曾經屬于大漢掖庭的宮女踏上匈奴人的土地。
為了保衛貞操，保衛大漢族的尊嚴，詩人們一定要看到王昭君死在大漢帝國的邊疆，才感到愉快，而且還要看到她的墳墓上生出青草，看到她的聖潔的靈魂，帶着原來的環癿，回到她的“親愛的”皇帝陛下的身邊，才算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決定款塞入朝，和漢王朝恢複友好關系，就是接受以匈奴貴族左伊秩訾王為首的主和派的意見。
和平是曆史的必然趨勢，但不能就得出班固所說的“和親無益”的結論。
不可想象，假如當時的漢王朝拒絕與匈奴和親，單靠曆史的必然性，就可以自動地發展出50年的和平。
史實證明，在昭君出塞以前，這種形勢是存在的，但并沒有因此而導緻和平，甚至在呼韓邪單于兩度入朝以後，漢王朝還不得不在它的西北邊境線上保持相當的軍事戒備。
這種情形，從居延漢簡的遺文中可以得到證明。
居延漢簡中有一簡雲：“塞外諸節谷呼韓單于”。
[3]又一簡雲：“就屠與呼韓單于諆”。
[4]另一簡雲：“郅支其名未知其變”。
[5]這些殘缺不全的簡牍遺文，雖然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簡牍都是當時漢王朝的邊防駐軍留下來的有關匈奴的軍事情報或記錄。
和親以後，情形就不同了。
史載漢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見《漢書·匈奴傳》）雖然漢王朝沒有接受呼韓邪單于的建議，但從此以後，雙方都從思想上撤銷了仇恨的堡壘。
燃燒了一個世紀的烽火熄滅了，出現在西北邊境線上的是和平居民的炊煙。
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漢與匈奴雙方還在利用王昭君的關系來緩和民族之間的矛盾。
史載漢平帝時（公元前1&mdash6），王莽曾邀請王昭君長女須蔔居次雲訪問長安。
天鳳五年（18）匈奴單于又派遣須蔔居次雲及其婿須蔔當、兒子須蔔奢，還有王昭君次女當于居次的兒子醯椟王（醯椟王中途回去了）再度出使長安。
王莽并把他的庶女陸逮公主王捷嫁給須蔔奢。
在漢王朝方面，也曾于天鳳元年（14）派遣王昭君的侄兒和親侯王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賀單于初立。
天鳳二年，王歙又再度奉命出使匈奴。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通過王昭君個人的關系進行的。
很明白，昭君出塞這個曆史事件是标志着漢與匈奴之間友好關系的恢複，而王昭君在友好關系的恢複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這個标志着民族友好的曆史事件，卻被過去的詩人、戲劇家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而王昭君則被描寫成一個抱着琵琶而恸哭的悲劇人物。
這在今天看來是很不妥當的。
三 把昭君出塞宣布為民族國家的屈辱，已經很久了。
大概在王昭君死後不久，就有很多的詩人把昭君出塞當作一個屈辱事件寫成了詩歌。
保留到現在的最早的一首以王昭君為題材的詩歌是西晉詩人石崇的《王昭君辭》，在這首歌詞中，作者就是把王昭君當作被曆史風暴摧殘了的一枝含有詩意的花朵，向她傾洩了同情之淚。
從此以後，一直到明清，曆代的詩人，包括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内，寫出了無數的詩歌來撫慰這個被他們認為是屈辱的靈魂。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詠王昭君的詩，唐以前有二十多首，[6]唐有六十多首，[7]宋元明清愈來愈多。
[8]這些詩人在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前，樹立了一塊抒情的堕淚碑，一千多年來，在這塊堕淚碑前，灑遍了詩人的眼淚，題滿了詩人的挽歌。
詩人們之所以對昭君出塞這個事件感到如此悲哀，當然不完全是為了王昭君個人的不幸，有些詩人是借王昭君的眼睛，流出自己的眼淚。
但是隐蔽在詩人眼淚背後的除了詩人們個人的感傷之外，還有貫通一切時代的共同的東西，這就是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道德觀念。
這種感情和這種觀念就是王昭君這個人物引起詩人共鳴的真正的思想基礎。
在過去的詩人看來，隻要是一個漢族姑娘出嫁比較落後的鄰近部族或種族，就是傷害他們的民族尊嚴。
如果這個姑娘是以王朝的名義出嫁，那就被認為是替民族國家帶來了屈辱。
因此詩人們無條件地反對和親政策，好像一個民族的尊嚴就在于嚴格地保持婚姻的種族封鎖。
例如唐代的和親，一般都不是在民族抑壓，而是在民族友好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敦煌發現的唐人所寫的《昭君出塞》變文，卻把昭君出塞聯系到突厥。
如雲：“傳聞突厥本同威，每喚昭君作貴妃，”又雲“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憐。
”[9]大家都知道，漢代尚無突厥，變文把匈奴說成突厥，顯然是影射唐與突厥的和親。
最大多數的詩人也沒有忘記在道德上把王昭君理想化。
他們根據封建道德的原則，向王昭君提出了貞操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愈到後來愈嚴格。
西晉的詩人石崇認為不能容忍的隻是違反倫理主義的匈奴人的落後習俗&mdash&mdash父死妻其後母。
即使如此，石崇也沒有要求王昭君為了抗議“父子見淩辱”而自殺，還是讓她留在匈奴單于的帳幕中“默默以苟生”。
《琴操》的作者就要求王昭君為了拒絕再嫁呼韓邪單于的兒子而飲藥自殺。
到了後來，詩人們便不允許這個曾經屬于大漢掖庭的宮女踏上匈奴人的土地。
為了保衛貞操，保衛大漢族的尊嚴，詩人們一定要看到王昭君死在大漢帝國的邊疆，才感到愉快，而且還要看到她的墳墓上生出青草，看到她的聖潔的靈魂，帶着原來的環癿，回到她的“親愛的”皇帝陛下的身邊，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