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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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滿意足。
如果說這些詠王昭君的詩歌，其中有些也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意義，那就是通過昭君出塞反對妥協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義。
的确，在有些詩歌中，王昭君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面反對屈辱的旗幟。
但正是在這個帶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上，詩人們就不敢面對曆史的真實，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應該反對的以皇帝為首的當權的封建統治階級，向着遇不到危險的地方去舒展他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
他們和《西京雜記》的作者一樣不但不敢反對皇帝，也不敢反對皇帝的近侍，真正的貪污犯石顯（他貪污了一萬萬），硬要無中生有，把一個與昭君出塞毫無關系的畫師毛延壽拉扯進來，替他扣上一頂貪污的帽子，作為替罪的羔羊。
自梁以來，許許多多的詩人都在這個倒黴的藝術家身上發洩了他們“高尚的義憤”。
四 王昭君這個人物，不但引起了詩人的共鳴，也打動了戲劇家的心弦。
到了13世紀，戲劇家便讓王昭君披着詩的美裝，并且讓她踏着詩人替她鋪設的軌道走上舞台。
當然，把詩人的情調塑造成為一個悲劇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這個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義的烙印，戲劇家們在藝術的創造方面發揮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寫作的動機方面都貫徹着自己的時代精神和個人意圖。
保存到現在的最早的一個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劇本是元代戲劇家馬緻遠的《漢宮秋》，在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就是為漢元帝流着眼淚的一個姑娘。
在此以後，明清兩代的戲劇家也寫了王昭君的戲。
在明代，有陳與郊的《昭君出塞》，[10]無名氏的《和戎記》，[11]還有另外一個無名氏的《青眆記》。
[12]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語》，還有京劇中的《漢明妃》。
[13]所有這些戲劇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着眼淚的。
在這些戲劇中，應該提出來說一說的是馬緻遠的《漢宮秋》。
作為13世紀的戲劇家所寫的一個劇本，《漢宮秋》未可厚非，因為在這個劇本中，作者反對了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譴責了那些在外來侵略面前被吓倒的滿朝文武，甚至也諷刺了皇帝。
但是馬緻遠究竟是13世紀的一個戲劇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代，他不可能沒有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貞操觀念。
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韓邪單于放在敵人的地位，讓他以一個好戰的粗野的酋長的形象以壓倒的威力和漢王朝對立，并通過匈奴人的戰争威脅，替整個的戲劇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陰影。
然後把王昭君連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個漢王朝放在戰争威脅的前面，或者說，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漢王朝不得不讓王昭君出塞和親來承擔這個民族屈辱。
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濃厚的，他甚至不允許王昭君穿着漢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
隻是由于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統治下，他才不得不違背他的民族情感，讓這個戲劇以匈奴人的勝利而結束。
在反對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的問題上，作者也和詩人一樣從小路溜走了。
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畫師毛延壽刻畫成為一個貪污、卑鄙、奸佞和背叛民族國家的敗類。
宣稱這個畫師是造成災難的禍首，把一切責任都歸到他的身上，而把漢元帝說成是一個“愁花病酒”的多情的皇帝。
作者就用這樣的虛構，把昭君出塞這個曆史事件的責任，從皇帝身上轉移到畫師身上。
皇帝得到了寬恕，而畫師卻問了斬刑。
由于把問題轉向貪污，作者就把悲劇的沖突降低到一個宮廷畫師的陰謀和背叛，好像曆史就是按照一個畫師的貪欲而進行的。
這樣就抽出了昭君出塞這個事件的政治内容和曆史意義。
在肯定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的前提之下，出現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隻能是一個悲劇人物。
從王昭君個人的遭遇來說，她的确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使她成為悲劇人物的不是和親，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迫害。
封建專制主義把她從溫暖的家庭帶到冷酷的宮廷，又從冷酷的宮廷，把她帶到沙漠的邊緣，最後死在匈奴人的帳幕。
可以說，王昭君是一個被封建專制主義磨成粉碎的姑娘。
如果要把王昭君寫成一個悲劇人物，那就應該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并且通過對漢元帝的控訴來揭露封建專制主義的野蠻。
然而由于時代和階級性的限制，作者不但沒有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反而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情人，并且用粉紅色的幕布掩蓋封建專制主義對于人身的野蠻淩辱和迫害。
在作者看來，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閉在與世隔絕的高牆之中，讓她們望着“無風竹影”“有月窗紗”而流出眼淚，然後從她們飽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靈中去吸收快樂，這是一個封建專制皇帝的“溫情”，作者就用這樣的“溫情”磨掉了一個民間少女性格上的尖銳棱角，讓她馴服地接受封建專制主義的蹂躏，讓她把這種蹂躏當作皇帝的“恩寵”來歡迎，并且讓她向着她的敵人“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
作者也沒有忘記保衛封建道德是他的責任。
在劇情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昭君懷着對漢元帝割不斷的恩愛，對畫師毛延壽刻骨的仇恨和對匈奴人最大的敵意，走上一去不複返的征途，就在征途上，在作者認為不可逾越的道德防線上，用自殺結束了她的生命。
“今生已矣，尚待來生也”，這就是她給漢朝皇帝的遺
如果說這些詠王昭君的詩歌，其中有些也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意義，那就是通過昭君出塞反對妥協投降政策和不抵抗主義。
的确，在有些詩歌中，王昭君的名字，已經變成了一面反對屈辱的旗幟。
但正是在這個帶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上，詩人們就不敢面對曆史的真實，他們很小心地避開了應該反對的以皇帝為首的當權的封建統治階級，向着遇不到危險的地方去舒展他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
他們和《西京雜記》的作者一樣不但不敢反對皇帝，也不敢反對皇帝的近侍，真正的貪污犯石顯（他貪污了一萬萬），硬要無中生有，把一個與昭君出塞毫無關系的畫師毛延壽拉扯進來，替他扣上一頂貪污的帽子，作為替罪的羔羊。
自梁以來，許許多多的詩人都在這個倒黴的藝術家身上發洩了他們“高尚的義憤”。
四 王昭君這個人物，不但引起了詩人的共鳴，也打動了戲劇家的心弦。
到了13世紀，戲劇家便讓王昭君披着詩的美裝，并且讓她踏着詩人替她鋪設的軌道走上舞台。
當然，把詩人的情調塑造成為一個悲劇人物的形象而在王昭君這個人物身上打上封建道德和大民族主義的烙印，戲劇家們在藝術的創造方面發揮了最大的智慧，而且在思想感情方面和寫作的動機方面都貫徹着自己的時代精神和個人意圖。
保存到現在的最早的一個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劇本是元代戲劇家馬緻遠的《漢宮秋》，在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就是為漢元帝流着眼淚的一個姑娘。
在此以後，明清兩代的戲劇家也寫了王昭君的戲。
在明代，有陳與郊的《昭君出塞》，[10]無名氏的《和戎記》，[11]還有另外一個無名氏的《青眆記》。
[12]在清代，有周文泉的《琵琶語》，還有京劇中的《漢明妃》。
[13]所有這些戲劇中的王昭君就都是流着眼淚的。
在這些戲劇中，應該提出來說一說的是馬緻遠的《漢宮秋》。
作為13世紀的戲劇家所寫的一個劇本，《漢宮秋》未可厚非，因為在這個劇本中，作者反對了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譴責了那些在外來侵略面前被吓倒的滿朝文武，甚至也諷刺了皇帝。
但是馬緻遠究竟是13世紀的一個戲劇家，而且生活在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代，他不可能沒有大民族主義情感和封建貞操觀念。
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匈奴呼韓邪單于放在敵人的地位，讓他以一個好戰的粗野的酋長的形象以壓倒的威力和漢王朝對立，并通過匈奴人的戰争威脅，替整個的戲劇投下了民族仇恨的陰影。
然後把王昭君連同她的皇帝陛下和整個漢王朝放在戰争威脅的前面，或者說，放在民族屈辱的面前，迫使漢王朝不得不讓王昭君出塞和親來承擔這個民族屈辱。
作者的民族情感是濃厚的，他甚至不允許王昭君穿着漢家的衣服走到匈奴去。
隻是由于作者生活在蒙古王朝的統治下，他才不得不違背他的民族情感，讓這個戲劇以匈奴人的勝利而結束。
在反對妥協投降和不抵抗主義的問題上，作者也和詩人一樣從小路溜走了。
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作者把畫師毛延壽刻畫成為一個貪污、卑鄙、奸佞和背叛民族國家的敗類。
宣稱這個畫師是造成災難的禍首，把一切責任都歸到他的身上，而把漢元帝說成是一個“愁花病酒”的多情的皇帝。
作者就用這樣的虛構，把昭君出塞這個曆史事件的責任，從皇帝身上轉移到畫師身上。
皇帝得到了寬恕，而畫師卻問了斬刑。
由于把問題轉向貪污，作者就把悲劇的沖突降低到一個宮廷畫師的陰謀和背叛，好像曆史就是按照一個畫師的貪欲而進行的。
這樣就抽出了昭君出塞這個事件的政治内容和曆史意義。
在肯定昭君出塞是民族國家的屈辱的前提之下，出現在《漢宮秋》這個劇本中的王昭君，隻能是一個悲劇人物。
從王昭君個人的遭遇來說，她的确是一個悲劇人物，但是使她成為悲劇人物的不是和親，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迫害。
封建專制主義把她從溫暖的家庭帶到冷酷的宮廷，又從冷酷的宮廷，把她帶到沙漠的邊緣，最後死在匈奴人的帳幕。
可以說，王昭君是一個被封建專制主義磨成粉碎的姑娘。
如果要把王昭君寫成一個悲劇人物，那就應該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并且通過對漢元帝的控訴來揭露封建專制主義的野蠻。
然而由于時代和階級性的限制，作者不但沒有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反而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情人，并且用粉紅色的幕布掩蓋封建專制主義對于人身的野蠻淩辱和迫害。
在作者看來，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閉在與世隔絕的高牆之中，讓她們望着“無風竹影”“有月窗紗”而流出眼淚，然後從她們飽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靈中去吸收快樂，這是一個封建專制皇帝的“溫情”，作者就用這樣的“溫情”磨掉了一個民間少女性格上的尖銳棱角，讓她馴服地接受封建專制主義的蹂躏，讓她把這種蹂躏當作皇帝的“恩寵”來歡迎，并且讓她向着她的敵人“迎頭兒稱妾身，滿口兒呼陛下”。
作者也沒有忘記保衛封建道德是他的責任。
在劇情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王昭君懷着對漢元帝割不斷的恩愛，對畫師毛延壽刻骨的仇恨和對匈奴人最大的敵意，走上一去不複返的征途，就在征途上，在作者認為不可逾越的道德防線上，用自殺結束了她的生命。
“今生已矣，尚待來生也”，這就是她給漢朝皇帝的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