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漢的和親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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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了《文成公主》以後，想談談王昭君。
王昭君在過去的史學家眼中是一個渺小人物，在現在的史學家眼中還是一個渺小人物；然而在這個渺小人物身上，卻反映出西漢末葉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民族關系的這個側面。
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紀下半期漢與匈奴之間的關系的全部曆史。
比起曆史上的大人物來，王昭君确實是一個渺小人物，她在當時不過是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
但是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個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為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王昭君不過是封建專制皇帝腳下踐踏的一粒沙子；但作為一個被漢王朝選定的前往匈奴和親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個王朝、一個帝國、一個民族，并且承擔了這個王朝、帝國、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識得到或意識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
根據曆史記載，自從漢高帝接受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冒頓單于締結和親以後，他的繼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貫地奉行這種和親政策，先後與匈奴冒頓單于及其子孫老上單于、軍臣單于結為婚姻。
在漢初70餘年間，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始終保持親戚關系。
但是到了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于馬邑地方的邊境沖突，這種世代的親戚關系，便宣告中斷。
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到漢元帝竟甯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間整整一百年，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長期處于戰争狀态之中，而這種由雙方統治階級發動的相互掠奪的戰争，不論誰勝誰負，對于兩族人民來說，都是災難。
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絕和親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複中斷了一百年的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曆史中，兩個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說不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這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角色。
二 當然，漢元帝的政府不會把它的全部匈奴使命交給這個年青的、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姑娘，他們知道，在這個姑娘後面，還有一條萬裡長城。
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昭君出塞是漢王朝用真人真事表演的一出滑稽劇，以此作為戰争中的插曲。
應該指出，昭君出塞這件事，對于漢王朝來說，是一個政策的轉變，即從戰争政策回到和親政策。
和親政策，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一種陳舊的過時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系的一種最好的辦法。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要維持民族友好關系，主要地是通過兩種辦法，或者是質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後者就是和親。
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政策主要的是和親政策，隻有在這種政策不能産生效果的時候，才采取戰争政策。
因此，他們對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視的。
史載漢元帝為了紀念這次和親而改元竟甯，就是最好的證明。
應該指出，為了和親而改元，在西漢王朝的曆史上，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另外的資料也證明漢王朝對這次和親的重視。
1954年在包頭附近麻池鄉漢墓中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殘片，據考古工作者判斷，這些瓦當是屬于西漢末葉的。
[1]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2]這些單于和親磚，雖然沒有制作年代，但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屬于同一時代的。
如果對這些遺物的年代判斷不錯，那麼，這些印有“單于和親”的磚瓦，隻能認為是為了紀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為在西漢末隻有這一次和親，而王昭君則是最後出塞的一個姑娘。
事實的發展是符合于漢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後，漢與匈奴之間有50年左右沒有戰争。
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文明強加于匈奴人（如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别是為了确立他的政府對匈奴的政治從屬關系而更換“匈奴單于玺”為“新匈奴單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才受到損害。
50年的和平，在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這50年的和平是與昭君出塞有密切關系的。
當然這種和平的出現，不完全是王昭君個人的作用。
作為一個個人，不論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論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轉移作為一個部落聯盟的匈奴統治集團的政治方向，至多隻能從匈奴單于獲得對她個人的寵愛和信任。
西漢初的曆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西漢初，盡管漢王朝不斷地與匈奴單于和親，但并沒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貴族的侵襲，隻是沒有使這種侵襲發展成為真正的戰争而已。
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的恢複，是中國曆史發展到公元前一世紀所形成的客觀形勢的必然趨勢。
當時的客觀形勢是：一方面匈奴已經由于部落貴族之間的分裂而趨于衰落；另一方面，漢王朝也進入了它的全盛時代的末期。
在這種形勢下，雙方都無力發動侵略對方的戰争，特别是雙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
甚至一部分匈奴貴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銳化而感到必須與漢王
王昭君在過去的史學家眼中是一個渺小人物，在現在的史學家眼中還是一個渺小人物；然而在這個渺小人物身上，卻反映出西漢末葉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側面，民族關系的這個側面。
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紀下半期漢與匈奴之間的關系的全部曆史。
比起曆史上的大人物來，王昭君确實是一個渺小人物，她在當時不過是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
但是曆史上往往有一些渺小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王昭君正是一個扮演重要角色的渺小人物。
作為漢元帝掖庭中的一個宮女，王昭君不過是封建專制皇帝腳下踐踏的一粒沙子；但作為一個被漢王朝選定的前往匈奴和親的姑娘，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個王朝、一個帝國、一個民族，并且承擔了這個王朝、帝國、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
不管王昭君自己意識得到或意識不到，落到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重大的。
根據曆史記載，自從漢高帝接受婁敬的建議與匈奴冒頓單于締結和親以後，他的繼承人惠帝、文帝、景帝一貫地奉行這種和親政策，先後與匈奴冒頓單于及其子孫老上單于、軍臣單于結為婚姻。
在漢初70餘年間，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始終保持親戚關系。
但是到了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由于馬邑地方的邊境沖突，這種世代的親戚關系，便宣告中斷。
從漢武帝元光二年到漢元帝竟甯元年（前33）昭君出塞之年，其間整整一百年，漢王朝與匈奴部落聯盟統治集團之間，長期處于戰争狀态之中，而這種由雙方統治階級發動的相互掠奪的戰争，不論誰勝誰負，對于兩族人民來說，都是災難。
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絕和親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複中斷了一百年的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曆史中，兩個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說不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事件，而王昭君在這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角色。
二 當然，漢元帝的政府不會把它的全部匈奴使命交給這個年青的、沒有實際政治經驗的姑娘，他們知道，在這個姑娘後面，還有一條萬裡長城。
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昭君出塞是漢王朝用真人真事表演的一出滑稽劇，以此作為戰争中的插曲。
應該指出，昭君出塞這件事，對于漢王朝來說，是一個政策的轉變，即從戰争政策回到和親政策。
和親政策，在今天看來已經是一種陳舊的過時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會時期卻是維持民族友好關系的一種最好的辦法。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要維持民族友好關系，主要地是通過兩種辦法，或者是質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後者就是和親。
西漢王朝對匈奴的政策主要的是和親政策，隻有在這種政策不能産生效果的時候，才采取戰争政策。
因此，他們對昭君出塞是非常重視的。
史載漢元帝為了紀念這次和親而改元竟甯，就是最好的證明。
應該指出，為了和親而改元，在西漢王朝的曆史上，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
另外的資料也證明漢王朝對這次和親的重視。
1954年在包頭附近麻池鄉漢墓中發現了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的瓦當殘片，據考古工作者判斷，這些瓦當是屬于西漢末葉的。
[1]還有傳世的單于和親磚，上面也印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等文字，[2]這些單于和親磚，雖然沒有制作年代，但和瓦當上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很可能是屬于同一時代的。
如果對這些遺物的年代判斷不錯，那麼，這些印有“單于和親”的磚瓦，隻能認為是為了紀念昭君出塞而制作的，因為在西漢末隻有這一次和親，而王昭君則是最後出塞的一個姑娘。
事實的發展是符合于漢王朝的期望的，昭君出塞以後，漢與匈奴之間有50年左右沒有戰争。
一直到王莽執政時期，由于王莽的政府推行一種分化匈奴人的政策（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又要把大漢文明強加于匈奴人（如強制匈奴單于改用漢式單名），特别是為了确立他的政府對匈奴的政治從屬關系而更換“匈奴單于玺”為“新匈奴單于章”等等不愉快的事，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才受到損害。
50年的和平，在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而這50年的和平是與昭君出塞有密切關系的。
當然這種和平的出現，不完全是王昭君個人的作用。
作為一個個人，不論王昭君生得如何美貌，也不論她具有多大的政治才能，都不能轉移作為一個部落聯盟的匈奴統治集團的政治方向，至多隻能從匈奴單于獲得對她個人的寵愛和信任。
西漢初的曆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西漢初，盡管漢王朝不斷地與匈奴單于和親，但并沒有因此而免于匈奴部落貴族的侵襲，隻是沒有使這種侵襲發展成為真正的戰争而已。
漢與匈奴之間的友好關系的恢複，是中國曆史發展到公元前一世紀所形成的客觀形勢的必然趨勢。
當時的客觀形勢是：一方面匈奴已經由于部落貴族之間的分裂而趨于衰落；另一方面，漢王朝也進入了它的全盛時代的末期。
在這種形勢下，雙方都無力發動侵略對方的戰争，特别是雙方的人民，都迫切地想望和平。
甚至一部分匈奴貴族也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銳化而感到必須與漢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