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的永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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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的形勢
1646年（順治三年）清兵已經奠定河北，削平中原，西入隴、蜀，南下閩、浙。
且繼續利用中原的人力與物力，驅使漢奸與敗類，以壓倒之勢，長驅而入西南。
企圖一擊而下荊、楚，再擊而踐粵、桂，三擊而入黔、滇，以完成其最後的征服。
在這一時期，李自成、張獻忠已先後敗沒，弘光、隆武已接踵覆亡，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鬥争遭受了極大的挫折。
但曆史的挫折，并不能消滅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鬥争，反而作了這個鬥争走向新的階段之杠杆。
不久，新的反清政府，又在中國西南出現了。
順治三年十月，明代的遺臣夙将，瞿式耜、丁魁楚、何騰蛟、王大澄、呂大器、嚴起恒以及李自成的殘部李赤心、高必正等，他們鑒于民族國家的滅亡，迫在眉睫，不能不樹起反抗清朝之最後的旗幟，保衛大西南，因相與推戴桂王由榔監國于肇慶，重組政府，繼續抗清鬥争。
這個政府，是為桂王政府，他是南明第三個政府，也是南明最後的一個政府。
桂王政府成立以後，改元永曆，诏诰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複。
在新政府的政治号召之下，西南人民無不慷慨激昂，奮袂而起，在湖南、江西、兩廣，最後在雲、貴，展開了反抗清兵之最殘酷的武裝鬥争，這個鬥争支持了十六年之久（1647&mdash1662），終順治之世，在中國的西南，還有一個“明朝”存在。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永曆時代的客觀環境，較之弘光隆武時代，都要惡劣得多。
以統治地域而論，當時控制在桂王政府之下的領土，隻有湖南、兩廣、雲、貴五省及川南和鄂西之一小部分。
而且在此等地域内，當時亦有漢奸頭子洪承疇所領導的敵僞政治和軍事的秘密破壞運動，如在湖南，則有江禹緒；在廣東，則有吳惟華；在雲貴，則有丁之龍。
這些大大小小的漢奸，他們在敵人驅使之下，揭起“招撫使”的旗幟，到處組織漢奸，收買軍隊，充任清王朝進攻西南的鷹犬。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據有江、淮以北，隆武時代尚掩有大江以南，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兵力，當時桂王政府直轄的軍隊，隻有丁魁楚所部的粵軍，何騰蛟所部的湘軍。
而所有的粵軍已腐化不堪，湘軍又驕橫無比。
《永曆實錄》雲：“（丁）魁楚制粵兩年矣，嶺北潰亂，魁楚猶怙安不修戎備，将吏以賄為進退，唯日遣水軍涸靈羊峽取硯石于老坑，至是武備單弱，不能自振。
”[1]是以當李成棟進攻廣東之役，遂全軍覆沒。
至于湘軍，據同書記何騰蛟語雲：“湖南重兵猬集，已複之土，棄為青磷白骨之場。
而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輯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狐掌鳴号，誓死報國而已。
”[2]是以自孔有德進攻衡陽之役以後，湘軍十三營“皆自為盜賊”。
由是兩粵空虛，江、楚騷然，而政府遂無一兵一卒。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擁有江北四鎮、左良玉三十六營和川、湘、閩、贛之軍；隆武時代尚擁有龐大的閩軍、浙軍以及集結在江西的新舊軍，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物質資源，當時永曆政權已經退處西南山嶽地帶，這裡山林多而耕地少，土地所出，僅足自給，軍需供應，大成問題。
而且這裡為少數民族的故鄉，苗、瑤雜處。
由于明代政府對少數民族之一貫的高壓政策，土、漢的情感，極為惡劣。
因之，當明代政權退到西南以後，不但不能得到少數民族的幫助，而且經常受到他們的威脅。
如永曆元年九月，當清兵陷全州逼桂林之時，土司覃鳴珂即乘危攻陷柳州。
又如永曆十二年十月，當清兵由廣西西犯貴陽之時，土司岑繼祿即為清兵作向導。
像這樣的現象，對于動員人力與物力，當然是嚴重的障礙。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擁有淮、揚繁富之區，隆武時代尚擁有閩、浙濱海之地，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弘光、隆武，皆不過一年左右即歸覆亡，桂王政府反而能把抗清鬥争支持到十六年之久，豈非奇迹！或曰，此乃“天眷中國，不殄明祀。
”但是我們知道，“弘光殄祀，隆武就戮”，天之殄明祀者，已一而再矣。
是天命之說不可信也。
或曰，地理條件，保障了桂王的鬥争。
但是我們知道，長江、大河之險，并不能保障福王于不敗；錢塘、仙霞之阻，亦不能鞏固唐、魯兩王于閩、浙，是地利之說亦不可信也。
我以為桂王政府在更惡劣的客觀條件下而能支持較長的時期，既非天命未絕，亦非地理保镖，而是當時南明社會内部不協調的因素之消解，與各階層的人民最後大團結之結果。
我們知道，當弘光時代，南明社會内部尚存在着強烈的矛盾對立。
當時的政府，一面要抵抗清兵的進攻；一面又企圖和清“連兵西讨，問罪秦中。
”因之不能集中力量迎擊強敵，以緻結果與李自成并倒。
到隆武時代，雖由于李自成殘部之歸附，局部地緩和了内部的矛盾對立，但督剿張獻忠，仍為當時政府主要任務之一，因之亦不能集中全力，迎擊清兵，以緻結果唐、魯兩王又與張獻忠同歸于盡。
到永曆時代，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殘部都在民族國家的危亂之前，變成了支持桂王政府的主力軍。
在這一時代，桂王政府已無“寇”可剿。
若謂有“寇”，則此所謂“寇”已經不是以前的“流寇”，而是大明王朝的“叛将”與“賊臣”。
即因社會内部矛盾對立的消解，因之桂王政府便隻有一個敵人，一個任務，即反抗清兵的進攻，收回大明的天下。
其次，我們又知道，弘光隆武兩朝的政府，完全是明代殘餘官僚和士大夫的政府，他們沒有把政權建築在廣大的人民基礎之上。
所以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史可法、張煌言等這一些出類拔萃的大英雄，結果，也還是敵不住馬士英、阮大铖、鄭芝龍這一類賣國求榮的大漢奸。
至于桂王政府則與以前兩個政府不同，他不是純官僚士大夫的政府，而是官僚士大夫和被稱為“流寇”的農民軍，下至塾師、遊客、蔔筮、胥吏、寒士、落魄書生、江湖豪俠，以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大衆之政府。
換言之，桂王政府是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民之“混合政府”。
所以在當時士大夫金堡看來，簡直就是“匪人”的政府。
即因桂王政府變質為“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更惡劣的客觀環境中，支持16年之久。
二 政權的性質 桂王政府的改變，并非主觀的意圖，而是客觀的必然。
因為明代的抗清鬥争，發展到永曆時代，已經經過了兩次大慘敗。
在殘酷的曆史考驗之下，大多數的官僚和意識薄弱的士大夫，他們已經經不起曆史的壓力，不斷地從民族鬥争的戰線中叛變出去，當了漢奸；或是放下武器，做了順民。
當此之時，許多“舊朝之重鎮”，如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之流，早已搖身一變，出現為“新朝之勳臣”。
其他“世膺爵祿”的高官顯宦，“藩封外疆”的總制巡撫，到這一時代，大半皆已“剃發為奴”，“變服稱臣”了。
雖然此外也還有一部分良心未死的士大夫，他們不肯投降清朝，但也沒有勇氣參加這個最後的而又似乎是沒有希望的鬥争。
關于這一點，王船山《永曆實錄》有雲： 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
呂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嶺海立國事。
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終莫能起，唯有南望慨歎，或賦詩寄意而已。
當上初立，舊臣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
诏征用者，文安之、王錫衮、郭都賢、李陳玉、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道阻不得達。
熊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缁放浪江湖，無興複志。
閩、蜀搢紳稍有至者，率庸猥無足采，或複寒士，起草茅大用之，類皆鬥筲劣瑣，自媒躁進。
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虛。
嚴起恒，金堡皆以清品彙求實材為務，而猝不得應者。
這段紀事，暗示出當時一般被清軍吓昏了的官僚和士大夫回避鬥争的情形。
其中除少數死于國難，其餘不外如次的幾類，一類是“無意再起”，一類是“推托不知”，一類是“潛避山谷”，一類是“放浪江湖”，一類是“南望慨歎”，一類是“阻不得達”。
總而言之，他們都讀過聖經賢傳，記得“危邦不入”的教訓。
所以桂王政府雖空懸“任使”，多虛“列位”，而“不得應者”。
于是王船山慨乎其言之曰：“搢紳衰落”。
當“搢紳衰落”之時，亦即民族鬥争達到嚴重階段的頂點之時。
當此之時，那些草茅寒士卻遠自閩、蜀而來，足見當時道路并非阻而不達也。
這些草茅寒士，雖然“庸猥無足采”，但他們卻不“潛避山谷”或“放浪江湖”，而懷抱着救亡圖存之壯志。
《永曆實錄》雲： 及（上）居武岡&hellip&hellip群臣皆遁去，莫肯扈從&hellip&hellip于是江、楚間塾師、遊客、蔔筮、胥吏，皆冒舉貢，自稱全發起義，赴行在求仕[3]。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當寒士們“赴行在求仕”之時，并非鬥争的高潮時代，而是“群臣皆遁去”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除了那些看不清風頭的寒士，誰還來參加這個已經沒有油水了的鬥争呢？至于他們之“冒舉貢”，這又指明直至永曆時代，反對清兵的鬥争還是士大夫的特權，不是“舉貢”就沒有參加抗戰政府的資格。
當時寒士大多數皆效命前線，《永曆實錄》雲： 江、楚、川、黔起家監紀，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将自售，遽欲得部院銜，陳乞敕印，糊口行間&hellip&hellip幹請不遂，則号哭阙下[4]。
即因桂王政府中有不少的寒士參加，所以金堡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複以匪人持政柄。
”[5]誠然，當時朝廷中确有不少的“匪人”，但所謂“匪人”，不一定都是寒士，大半都是官僚或士大夫中的敗類。
這些“匪人”不顧國家的危急，貪贓枉法，驕奢淫侈，不減承平時代。
關于這一點，《永曆實錄》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進士出身的何吾驺，“銷銀為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
”[6]“素有文望，頗自矜名節”的蕭琦，“以賄為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積金帛巨萬，以數艦載至象州。
”[7]曆官至都指揮的馬吉翔，“征樂縱酒，遙執朝政。
”[8]故禦史郭子章之孫郭承昊，“挾寶玉金币巨萬，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
”[9]位列九卿的侯恂之弟侯性，“蓄無賴健兒将百人，沿兩江（自南甯）東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賈。
”[10]這些人中間沒有一個是起于草茅的寒士。
又如在将領方面，“大掠衡、湘間”的是馬進忠。
“各恣焚殺，屍橫五百裡”[11]的是王進才。
“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仇殺”[12]的是張先壁。
“每月辄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hellip&hellip民稍觸其怒者，即磔剝之”[13]的是黃朝宣。
在這些将軍中又沒有一處是流寇出身的。
又如在封建政治體制中的宦官，直至永曆時代，也還是存在。
此輩宦官依舊盤據宮廷，作惡多端。
如宦官王坤，則“弄權
且繼續利用中原的人力與物力，驅使漢奸與敗類，以壓倒之勢，長驅而入西南。
企圖一擊而下荊、楚，再擊而踐粵、桂，三擊而入黔、滇，以完成其最後的征服。
在這一時期，李自成、張獻忠已先後敗沒，弘光、隆武已接踵覆亡，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鬥争遭受了極大的挫折。
但曆史的挫折，并不能消滅中原人民反抗清兵的鬥争，反而作了這個鬥争走向新的階段之杠杆。
不久，新的反清政府，又在中國西南出現了。
順治三年十月，明代的遺臣夙将，瞿式耜、丁魁楚、何騰蛟、王大澄、呂大器、嚴起恒以及李自成的殘部李赤心、高必正等，他們鑒于民族國家的滅亡，迫在眉睫，不能不樹起反抗清朝之最後的旗幟，保衛大西南，因相與推戴桂王由榔監國于肇慶，重組政府，繼續抗清鬥争。
這個政府，是為桂王政府，他是南明第三個政府，也是南明最後的一個政府。
桂王政府成立以後，改元永曆，诏诰天下，獎勵文武兵民，同仇恢複。
在新政府的政治号召之下，西南人民無不慷慨激昂，奮袂而起，在湖南、江西、兩廣，最後在雲、貴，展開了反抗清兵之最殘酷的武裝鬥争，這個鬥争支持了十六年之久（1647&mdash1662），終順治之世，在中國的西南，還有一個“明朝”存在。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永曆時代的客觀環境，較之弘光隆武時代，都要惡劣得多。
以統治地域而論，當時控制在桂王政府之下的領土，隻有湖南、兩廣、雲、貴五省及川南和鄂西之一小部分。
而且在此等地域内，當時亦有漢奸頭子洪承疇所領導的敵僞政治和軍事的秘密破壞運動，如在湖南，則有江禹緒；在廣東，則有吳惟華；在雲貴，則有丁之龍。
這些大大小小的漢奸，他們在敵人驅使之下，揭起“招撫使”的旗幟，到處組織漢奸，收買軍隊，充任清王朝進攻西南的鷹犬。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據有江、淮以北，隆武時代尚掩有大江以南，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兵力，當時桂王政府直轄的軍隊，隻有丁魁楚所部的粵軍，何騰蛟所部的湘軍。
而所有的粵軍已腐化不堪，湘軍又驕橫無比。
《永曆實錄》雲：“（丁）魁楚制粵兩年矣，嶺北潰亂，魁楚猶怙安不修戎備，将吏以賄為進退，唯日遣水軍涸靈羊峽取硯石于老坑，至是武備單弱，不能自振。
”[1]是以當李成棟進攻廣東之役，遂全軍覆沒。
至于湘軍，據同書記何騰蛟語雲：“湖南重兵猬集，已複之土，棄為青磷白骨之場。
而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輯之，臣又何以輯之？唯有狐掌鳴号，誓死報國而已。
”[2]是以自孔有德進攻衡陽之役以後，湘軍十三營“皆自為盜賊”。
由是兩粵空虛，江、楚騷然，而政府遂無一兵一卒。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擁有江北四鎮、左良玉三十六營和川、湘、閩、贛之軍；隆武時代尚擁有龐大的閩軍、浙軍以及集結在江西的新舊軍，也不可同日而語了。
以言物質資源，當時永曆政權已經退處西南山嶽地帶，這裡山林多而耕地少，土地所出，僅足自給，軍需供應，大成問題。
而且這裡為少數民族的故鄉，苗、瑤雜處。
由于明代政府對少數民族之一貫的高壓政策，土、漢的情感，極為惡劣。
因之，當明代政權退到西南以後，不但不能得到少數民族的幫助，而且經常受到他們的威脅。
如永曆元年九月，當清兵陷全州逼桂林之時，土司覃鳴珂即乘危攻陷柳州。
又如永曆十二年十月，當清兵由廣西西犯貴陽之時，土司岑繼祿即為清兵作向導。
像這樣的現象，對于動員人力與物力，當然是嚴重的障礙。
這較之弘光時代尚擁有淮、揚繁富之區，隆武時代尚擁有閩、浙濱海之地，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然而弘光、隆武，皆不過一年左右即歸覆亡，桂王政府反而能把抗清鬥争支持到十六年之久，豈非奇迹！或曰，此乃“天眷中國，不殄明祀。
”但是我們知道，“弘光殄祀，隆武就戮”，天之殄明祀者，已一而再矣。
是天命之說不可信也。
或曰，地理條件，保障了桂王的鬥争。
但是我們知道，長江、大河之險，并不能保障福王于不敗；錢塘、仙霞之阻，亦不能鞏固唐、魯兩王于閩、浙，是地利之說亦不可信也。
我以為桂王政府在更惡劣的客觀條件下而能支持較長的時期，既非天命未絕，亦非地理保镖，而是當時南明社會内部不協調的因素之消解，與各階層的人民最後大團結之結果。
我們知道，當弘光時代，南明社會内部尚存在着強烈的矛盾對立。
當時的政府，一面要抵抗清兵的進攻；一面又企圖和清“連兵西讨，問罪秦中。
”因之不能集中力量迎擊強敵，以緻結果與李自成并倒。
到隆武時代，雖由于李自成殘部之歸附，局部地緩和了内部的矛盾對立，但督剿張獻忠，仍為當時政府主要任務之一，因之亦不能集中全力，迎擊清兵，以緻結果唐、魯兩王又與張獻忠同歸于盡。
到永曆時代，李自成和張獻忠的殘部都在民族國家的危亂之前，變成了支持桂王政府的主力軍。
在這一時代，桂王政府已無“寇”可剿。
若謂有“寇”，則此所謂“寇”已經不是以前的“流寇”，而是大明王朝的“叛将”與“賊臣”。
即因社會内部矛盾對立的消解，因之桂王政府便隻有一個敵人，一個任務，即反抗清兵的進攻，收回大明的天下。
其次，我們又知道，弘光隆武兩朝的政府，完全是明代殘餘官僚和士大夫的政府，他們沒有把政權建築在廣大的人民基礎之上。
所以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史可法、張煌言等這一些出類拔萃的大英雄，結果，也還是敵不住馬士英、阮大铖、鄭芝龍這一類賣國求榮的大漢奸。
至于桂王政府則與以前兩個政府不同，他不是純官僚士大夫的政府，而是官僚士大夫和被稱為“流寇”的農民軍，下至塾師、遊客、蔔筮、胥吏、寒士、落魄書生、江湖豪俠，以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大衆之政府。
換言之，桂王政府是當時社會各階層的人民之“混合政府”。
所以在當時士大夫金堡看來，簡直就是“匪人”的政府。
即因桂王政府變質為“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更惡劣的客觀環境中，支持16年之久。
二 政權的性質 桂王政府的改變，并非主觀的意圖，而是客觀的必然。
因為明代的抗清鬥争，發展到永曆時代，已經經過了兩次大慘敗。
在殘酷的曆史考驗之下，大多數的官僚和意識薄弱的士大夫，他們已經經不起曆史的壓力，不斷地從民族鬥争的戰線中叛變出去，當了漢奸；或是放下武器，做了順民。
當此之時，許多“舊朝之重鎮”，如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之流，早已搖身一變，出現為“新朝之勳臣”。
其他“世膺爵祿”的高官顯宦，“藩封外疆”的總制巡撫，到這一時代，大半皆已“剃發為奴”，“變服稱臣”了。
雖然此外也還有一部分良心未死的士大夫，他們不肯投降清朝，但也沒有勇氣參加這個最後的而又似乎是沒有希望的鬥争。
關于這一點，王船山《永曆實錄》有雲： 朝廷建立三四年來，搢紳衰落。
呂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無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嶺海立國事。
吳、浙阻遠，舊臣或潛避山谷，略聞音息，終莫能起，唯有南望慨歎，或賦詩寄意而已。
當上初立，舊臣如萬元吉、楊廷麟、劉同升、郭維經，皆旋死事。
诏征用者，文安之、王錫衮、郭都賢、李陳玉、印司奇、尹民興、劉若金，俱中道阻不得達。
熊開元、倪嘉慶輩，又皆披缁放浪江湖，無興複志。
閩、蜀搢紳稍有至者，率庸猥無足采，或複寒士，起草茅大用之，類皆鬥筲劣瑣，自媒躁進。
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虛。
嚴起恒，金堡皆以清品彙求實材為務，而猝不得應者。
這段紀事，暗示出當時一般被清軍吓昏了的官僚和士大夫回避鬥争的情形。
其中除少數死于國難，其餘不外如次的幾類，一類是“無意再起”，一類是“推托不知”，一類是“潛避山谷”，一類是“放浪江湖”，一類是“南望慨歎”，一類是“阻不得達”。
總而言之，他們都讀過聖經賢傳，記得“危邦不入”的教訓。
所以桂王政府雖空懸“任使”，多虛“列位”，而“不得應者”。
于是王船山慨乎其言之曰：“搢紳衰落”。
當“搢紳衰落”之時，亦即民族鬥争達到嚴重階段的頂點之時。
當此之時，那些草茅寒士卻遠自閩、蜀而來，足見當時道路并非阻而不達也。
這些草茅寒士，雖然“庸猥無足采”，但他們卻不“潛避山谷”或“放浪江湖”，而懷抱着救亡圖存之壯志。
《永曆實錄》雲： 及（上）居武岡&hellip&hellip群臣皆遁去，莫肯扈從&hellip&hellip于是江、楚間塾師、遊客、蔔筮、胥吏，皆冒舉貢，自稱全發起義，赴行在求仕[3]。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當寒士們“赴行在求仕”之時，并非鬥争的高潮時代，而是“群臣皆遁去”的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除了那些看不清風頭的寒士，誰還來參加這個已經沒有油水了的鬥争呢？至于他們之“冒舉貢”，這又指明直至永曆時代，反對清兵的鬥争還是士大夫的特權，不是“舉貢”就沒有參加抗戰政府的資格。
當時寒士大多數皆效命前線，《永曆實錄》雲： 江、楚、川、黔起家監紀，率皆落魄書生，依諸将自售，遽欲得部院銜，陳乞敕印，糊口行間&hellip&hellip幹請不遂，則号哭阙下[4]。
即因桂王政府中有不少的寒士參加，所以金堡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複以匪人持政柄。
”[5]誠然，當時朝廷中确有不少的“匪人”，但所謂“匪人”，不一定都是寒士，大半都是官僚或士大夫中的敗類。
這些“匪人”不顧國家的危急，貪贓枉法，驕奢淫侈，不減承平時代。
關于這一點，《永曆實錄》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進士出身的何吾驺，“銷銀為小山，高廣丈餘，凡十餘所。
”[6]“素有文望，頗自矜名節”的蕭琦，“以賄為命，鬻武弁劄，至十餘金而得副總兵銜，積金帛巨萬，以數艦載至象州。
”[7]曆官至都指揮的馬吉翔，“征樂縱酒，遙執朝政。
”[8]故禦史郭子章之孫郭承昊，“挾寶玉金币巨萬，女樂十餘人，從上至武岡。
”[9]位列九卿的侯恂之弟侯性，“蓄無賴健兒将百人，沿兩江（自南甯）東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賈。
”[10]這些人中間沒有一個是起于草茅的寒士。
又如在将領方面，“大掠衡、湘間”的是馬進忠。
“各恣焚殺，屍橫五百裡”[11]的是王進才。
“奪民田以耕，日與苗夷相仇殺”[12]的是張先壁。
“每月辄驅疲卒萬人，掠萍鄉、永新、萬載&hellip&hellip民稍觸其怒者，即磔剝之”[13]的是黃朝宣。
在這些将軍中又沒有一處是流寇出身的。
又如在封建政治體制中的宦官，直至永曆時代，也還是存在。
此輩宦官依舊盤據宮廷，作惡多端。
如宦官王坤，則“弄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