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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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燕京淪陷以後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祯死難。
當時明朝駐守山海關的将軍吳三桂缟素投清，開關延敵，與清聯兵，共同進攻中原。
李自成的隊伍，在明、清聯軍壓迫之下，退出了北京，自是清朝遂定鼎燕京。
随着李自成的大軍向山、陝退卻，清兵便追蹤前進。
于是太行以東，大河之北，遂非複為明朝所有。
而這就是多爾衮所謂“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1]者是也。
當此之時，明代的遺臣故老和殘餘的将領，以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福王由崧于南京。
福王以五月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是為南明第一個政府。
當弘光之世，大明的天下雖已在内亂與外患交逼并乘之中陷于崩潰決裂，但衡量大局，并非不可挽救。
以言物力，則當時大河以南尚全為明朝所有。
以淮、揚之繁富，江南之殷盛，東南沿海之魚鹽，西南半壁之土産，供應軍需，實不成問題。
以言兵力，則江北四鎮，分布淮、泗，不下數十萬人；鄭芝龍及鄭采的閩軍，分屯沿江沿海，亦不下數十萬人；左良玉的三十六營，雄據武漢，号稱百萬；此外袁繼鹹的贛軍，何騰蛟的湘軍，以及粵、桂、黔、滇之軍，總計當有數百萬人；至用于圍剿“流寇”的川軍尚不在内。
以掌握如此龐大之人力與物力的弘光政府，假使發奮為雄，抗清第一，則據河南以規複河北，進而克複北京，非不可能。
即不然，劃江而守，亦足以如東晉南宋，偏安江南，與清成南北對峙之局。
但是事實的演變，卻出人意料之外，不期年而弘光殄祀，福王政府幾如昙花一現，遂爾萎謝，這“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二 福王政府的成立與閹黨再起 說到弘光之敗，不能不首先說到福王之立，因為後來的一切問題，都從這裡伸引出來。
假如弘光的曆史是一幕悲劇，則福王之立便是這幕悲劇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系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
神宗有五子，長常洛，是為光宗。
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
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之役，其存者僅瑞、惠、桂三王。
但當北部淪陷之時，瑞、惠、桂三王，皆遠在藩封。
适于此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則以避亂，系舟淮安。
如依皇家倫次，則潞王為疏，而福王為親。
如依賢不肖，則潞王精明仁厚，為當時人望所屬，福王驕奢荒淫，為當時物議所譏。
因此當擁立之時，曾發生倫序與立賢之争。
陳貞慧《過江七事》之《計擁立》篇，對于當時擁立之争議，紀錄甚詳。
據所雲雲，大概當時南中大臣中的忠貞分子，如史可法、姜曰廣、劉宗周輩，皆主張立賢，擁戴潞王監國。
而以馬士英為首之奸佞分子，則借口序倫，主張迎立福王，以邀擁立之功。
結果奸佞分子因有江北四鎮的實力派為後盾，得了勝利，福王于是乎即位于南京。
福王政府雖為奸佞分子所擁立，但當時國難嚴重，所有忠誠救國的元老重臣，也都犧牲成見，參加這個政府。
據史載，“福王即位，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為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拟，張慎言為大冢宰，劉宗周為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
”[2]但同時，奸佞分子如馬士英、王铎，皆任為大學士。
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铎則為福王藩邸舊人。
所以當福王政府成立之初，雖奸、忠并列，而榮枯已有别了。
這樣的局面，并不長久。
不久馬士英擁兵入朝，遂開始從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貞分子的工作，企圖以此轉變政權的性質，即由抗戰轉向妥協。
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
三馀氏《南明野史》雲：“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
于是有内外均勞之議。
可法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
” 關于史可法被馬士英排出中央，督師江北之事，應喜臣《青磷屑》（下）記之甚詳。
其中有雲：“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廪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争之，有&lsquo秦桧在内，李綱在外，宋終北轅！&rsquo等語，朝野傳誦，以為名言。
時人比之陳東雲。
” 馬士英一面排除忠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無恥小人，以為黨羽。
第一個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铖。
阮大铖，是魏忠賢閹黨的餘孽，為士君子所不齒，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
當魏閹敗死，阮大铖曾一時匿迹皖省故鄉。
後因迫于“流寇”之亂，又逃寓南京。
當時正值崇祯末年，天下蕭蕭，不可終日。
于是阮大铖遂談兵說劍，企圖再起。
當時阮大铖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宦萬事足。
”[3]由此可以想見其懷抱。
後經複社諸名士顧杲、侯朝宗、陳定慧、吳應箕等聯名發表留都防亂揭帖，痛加聲讨，又才稍稍斂迹。
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铖适在南都，因厚結馬士英以求複用，故有推薦之事。
關于阮大铖史實，錢秉镫《藏山閣文存》卷六《皖髯事實》中載之甚詳，這裡不及瑣述。
像這樣一個人物一旦提出，當然要使得舉朝大駭，一倡百和，輿論嘩然。
三馀氏《南明野史》曾錄當時朝中士大夫反對之言，其中如： 高弘圖曰：“臣非阻大铖。
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铖更光明。
” 姜曰廣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
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寝。
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
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幹，駭四方之觀聽。
惜哉維新，遂有此舉。
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 郭維經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将修。
若将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
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铖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
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
” 呂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
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铖。
不惟視吏部為刍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 王孫藩曰：“樞府以大铖為知兵乎。
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 雖然舉朝反對，但阮大铖仍然做了兵部尚書。
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
自阮大铖掌兵部以後，當時忠誠謀國的元老重臣如張慎言、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黃道周、陳子龍等都被排擠而先後退歸田裡；同時，魏閹餘黨，如張捷、楊維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彈冠相慶，走進了朝堂。
像錢謙益那樣無恥的文人，也因巴結阮大铖，起複了原官。
《南明野史》記錢謙益之下流有雲：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柳如是自随。
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鹹笑之。
謙益以彌縫大铖得進用。
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
阮贈一珠冠，值千金。
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
聞者絕倒[4]。
錢謙益的故事，亦見夏完淳《續幸存錄》，當系事實。
雖然，如錢謙益者，不過醜聲外播者而已。
實際上，當馬、阮專國以後，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獻妻獻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福王政府，不過是一群閹黨餘孽和無恥之徒的政府。
這個政府不但與當時明朝的人民沒有關系，而且與明朝的士大夫也沒有關系。
三 妥協政策的執行 馬士英、阮大铖把政權轉移到自己手中以後，第一件事，便是企圖與清謀妥協，不久派赴清廷的使節便出發北上了。
當時派遣的使節是左懋第、馬紹愉和陳洪範三人。
陳洪範曾著《北使紀略》紀述奉使北行的經過。
其中有雲： 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
始知為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對。
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
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
部儀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馬紹（愉偕）行。
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為酬（夷）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後，封吳三桂為薊國公。
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可以奉行，共疏（上）請，複蒙皇（上）召對親切&hellip&hellip[5] 從陳洪範的記載看來，當時派赴清廷使節的主要使命，是為了答謝清兵替明朝打退了李自成的農民軍，并因便祭告祖陵，奠安崇祯皇帝，同時封拜開關延敵之吳三桂将軍。
很顯然地，這三位使臣之中，陳洪範在“召對親切”之時，已面奉秘密“機宜”，這就是要他通過吳三桂的關系，與滿清謀妥協。
不料當時清統治者氣勢方盛，黃金白銀，并不足以滿其貪欲；聯兵西讨，亦不足以激其義憤；他根本不承認福王政府的合法地位。
關于這一點從
當時明朝駐守山海關的将軍吳三桂缟素投清，開關延敵，與清聯兵，共同進攻中原。
李自成的隊伍，在明、清聯軍壓迫之下，退出了北京，自是清朝遂定鼎燕京。
随着李自成的大軍向山、陝退卻，清兵便追蹤前進。
于是太行以東，大河之北，遂非複為明朝所有。
而這就是多爾衮所謂“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1]者是也。
當此之時，明代的遺臣故老和殘餘的将領，以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福王由崧于南京。
福王以五月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是為南明第一個政府。
當弘光之世，大明的天下雖已在内亂與外患交逼并乘之中陷于崩潰決裂，但衡量大局，并非不可挽救。
以言物力，則當時大河以南尚全為明朝所有。
以淮、揚之繁富，江南之殷盛，東南沿海之魚鹽，西南半壁之土産，供應軍需，實不成問題。
以言兵力，則江北四鎮，分布淮、泗，不下數十萬人；鄭芝龍及鄭采的閩軍，分屯沿江沿海，亦不下數十萬人；左良玉的三十六營，雄據武漢，号稱百萬；此外袁繼鹹的贛軍，何騰蛟的湘軍，以及粵、桂、黔、滇之軍，總計當有數百萬人；至用于圍剿“流寇”的川軍尚不在内。
以掌握如此龐大之人力與物力的弘光政府，假使發奮為雄，抗清第一，則據河南以規複河北，進而克複北京，非不可能。
即不然，劃江而守，亦足以如東晉南宋，偏安江南，與清成南北對峙之局。
但是事實的演變，卻出人意料之外，不期年而弘光殄祀，福王政府幾如昙花一現，遂爾萎謝，這“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二 福王政府的成立與閹黨再起 說到弘光之敗，不能不首先說到福王之立，因為後來的一切問題，都從這裡伸引出來。
假如弘光的曆史是一幕悲劇，則福王之立便是這幕悲劇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系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
神宗有五子，長常洛，是為光宗。
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次桂王常瀛。
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之役，其存者僅瑞、惠、桂三王。
但當北部淪陷之時，瑞、惠、桂三王，皆遠在藩封。
适于此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則以避亂，系舟淮安。
如依皇家倫次，則潞王為疏，而福王為親。
如依賢不肖，則潞王精明仁厚，為當時人望所屬，福王驕奢荒淫，為當時物議所譏。
因此當擁立之時，曾發生倫序與立賢之争。
陳貞慧《過江七事》之《計擁立》篇，對于當時擁立之争議，紀錄甚詳。
據所雲雲，大概當時南中大臣中的忠貞分子，如史可法、姜曰廣、劉宗周輩，皆主張立賢，擁戴潞王監國。
而以馬士英為首之奸佞分子，則借口序倫，主張迎立福王，以邀擁立之功。
結果奸佞分子因有江北四鎮的實力派為後盾，得了勝利，福王于是乎即位于南京。
福王政府雖為奸佞分子所擁立，但當時國難嚴重，所有忠誠救國的元老重臣，也都犧牲成見，參加這個政府。
據史載，“福王即位，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為閣臣，從物望也。
當是時，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拟，張慎言為大冢宰，劉宗周為總憲，九列大臣，各得其任。
”[2]但同時，奸佞分子如馬士英、王铎，皆任為大學士。
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铎則為福王藩邸舊人。
所以當福王政府成立之初，雖奸、忠并列，而榮枯已有别了。
這樣的局面，并不長久。
不久馬士英擁兵入朝，遂開始從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貞分子的工作，企圖以此轉變政權的性質，即由抗戰轉向妥協。
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
三馀氏《南明野史》雲：“既而士英擁兵入朝，假援中宮，請留輔政。
于是有内外均勞之議。
可法請督師江北，而士英專國。
” 關于史可法被馬士英排出中央，督師江北之事，應喜臣《青磷屑》（下）記之甚詳。
其中有雲：“朝議既定，以史公督師淮、揚，蘇州吳縣廪膳生盧渭率太學諸生抗疏争之，有&lsquo秦桧在内，李綱在外，宋終北轅！&rsquo等語，朝野傳誦，以為名言。
時人比之陳東雲。
” 馬士英一面排除忠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無恥小人，以為黨羽。
第一個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铖。
阮大铖，是魏忠賢閹黨的餘孽，為士君子所不齒，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
當魏閹敗死，阮大铖曾一時匿迹皖省故鄉。
後因迫于“流寇”之亂，又逃寓南京。
當時正值崇祯末年，天下蕭蕭，不可終日。
于是阮大铖遂談兵說劍，企圖再起。
當時阮大铖自署其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宦萬事足。
”[3]由此可以想見其懷抱。
後經複社諸名士顧杲、侯朝宗、陳定慧、吳應箕等聯名發表留都防亂揭帖，痛加聲讨，又才稍稍斂迹。
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铖适在南都，因厚結馬士英以求複用，故有推薦之事。
關于阮大铖史實，錢秉镫《藏山閣文存》卷六《皖髯事實》中載之甚詳，這裡不及瑣述。
像這樣一個人物一旦提出，當然要使得舉朝大駭，一倡百和，輿論嘩然。
三馀氏《南明野史》曾錄當時朝中士大夫反對之言，其中如： 高弘圖曰：“臣非阻大铖。
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铖更光明。
” 姜曰廣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
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寝。
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
梓宮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墨未幹，駭四方之觀聽。
惜哉維新，遂有此舉。
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 郭維經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将修。
若将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
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大铖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
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
” 呂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
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铖。
不惟視吏部為刍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
” 王孫藩曰：“樞府以大铖為知兵乎。
則《燕子箋》、《春燈謎》，枕上之陰符，而床頭之黃石也。
” 雖然舉朝反對，但阮大铖仍然做了兵部尚書。
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
自阮大铖掌兵部以後，當時忠誠謀國的元老重臣如張慎言、姜曰廣、高弘圖、劉宗周、黃道周、陳子龍等都被排擠而先後退歸田裡；同時，魏閹餘黨，如張捷、楊維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彈冠相慶，走進了朝堂。
像錢謙益那樣無恥的文人，也因巴結阮大铖，起複了原官。
《南明野史》記錢謙益之下流有雲： 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為妻者柳如是自随。
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都人鹹笑之。
謙益以彌縫大铖得進用。
乃出其妾柳氏為阮奉酒。
阮贈一珠冠，值千金。
謙命柳姬謝，且移席近阮。
聞者絕倒[4]。
錢謙益的故事，亦見夏完淳《續幸存錄》，當系事實。
雖然，如錢謙益者，不過醜聲外播者而已。
實際上，當馬、阮專國以後，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獻妻獻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福王政府，不過是一群閹黨餘孽和無恥之徒的政府。
這個政府不但與當時明朝的人民沒有關系，而且與明朝的士大夫也沒有關系。
三 妥協政策的執行 馬士英、阮大铖把政權轉移到自己手中以後，第一件事，便是企圖與清謀妥協，不久派赴清廷的使節便出發北上了。
當時派遣的使節是左懋第、馬紹愉和陳洪範三人。
陳洪範曾著《北使紀略》紀述奉使北行的經過。
其中有雲： 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
始知為吳三桂借（夷）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回（命）（召）對。
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
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
部儀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馬紹（愉偕）行。
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匹，為酬（夷）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後，封吳三桂為薊國公。
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遙）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可以奉行，共疏（上）請，複蒙皇（上）召對親切&hellip&hellip[5] 從陳洪範的記載看來，當時派赴清廷使節的主要使命，是為了答謝清兵替明朝打退了李自成的農民軍，并因便祭告祖陵，奠安崇祯皇帝，同時封拜開關延敵之吳三桂将軍。
很顯然地，這三位使臣之中，陳洪範在“召對親切”之時，已面奉秘密“機宜”，這就是要他通過吳三桂的關系，與滿清謀妥協。
不料當時清統治者氣勢方盛，黃金白銀，并不足以滿其貪欲；聯兵西讨，亦不足以激其義憤；他根本不承認福王政府的合法地位。
關于這一點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