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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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衮緻史可法書中可以看出，書中有雲：“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春秋》之義，有賊不讨，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
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
”[6]這雖然是漢奸的手筆，但确是清統治者的意思。
因此，對福王的使節，便毫無禮貌。
同時吳三桂又已經“外施複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
”[7]也不與福王的使節見面，接受他們帶來的封爵。
陳洪範看見情勢不佳，為了脫身，就把南朝的虛實完全報告清廷，所以後來左懋第、馬紹愉在回來的路上被清廷截回，皆不屈而死，獨陳洪範安然南返。
夏完淳《續幸存錄》雲：“洪範與虜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桧之奸計。
”《北使紀略》一書乃是陳洪範為自己洗刷而作。
北行的使節顯然是失敗了。
吳偉業《鹿樵紀聞》雲：“陳洪範還，言王師必至。
”[8]和議已無成矣。
但這種結果是出乎馬、阮意料之外的，而且這樣的消息傳到南都，也是後來的事。
當北行使節出發以後，在馬、阮等想來，清政府充其量也不過如“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土地。
”[9]而且正準備與清聯兵西讨，問罪秦中，企圖假借外力，完成其武力統一之迷夢。
當時，馬、阮乃至南朝大多數的士大夫都有一種錯見，他們總以為清統治者也和他們一樣，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亦有不共戴天之仇。
以為清兵的入關，真如多爾衮所雲：“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以報爾君父之仇。
”隻有史可法知道清統治者是“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
”實際上，清兵之入關，不自此次始。
其欲闖進中原，已非一日。
當崇祯之世，清騎之屢犯冀、魯，果何為乎？為“報爾君父之仇”耶？則崇祯尚高據寶座也。
誠然，在福王政府看來，李自成确為大逆不道；但在清統治者看來，則“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也。
”反之，他們正要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揮遊刃以戳其要害。
站在清政府的立場，福王政府與李自成，同為明朝人，亦即同為他的仇敵，固無所謂誰為正誰為逆也。
多爾衮說得明白，他說：“今君擁稱尊号，便是天有二日，複為勍敵。
予将簡西征之銳卒，轉旗東征。
且拟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又說：如果福王政府投降，則将“遣将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總之，他對于福王政府與李自成，蓋一視同仁，并無親疏厚薄之分，同在剿滅的預算之内。
所以多爾衮說：“兵行在即，可東可西。
”[10] 自然，清統治者也想誘降一個，打擊一個。
但他知道誘降政策對李自成的集團是不可能的。
因為李自成一直退到陝西以後，對清統治者的答複，還是六十萬大軍在潼關的反擊。
《明紀·福王始末》雲：“大清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
”即因李自成不能誘降，所以他又轉而誘降福王政府中的将領。
他深知福王政府中，除史可法外，都是一些無能之輩。
隻要史可法投降，江北四鎮失其統馭，則福王政府即歸瓦解。
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史可法，要他勸福王政府投降。
其中有雲： 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号歸藩，永綏福位。
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
帶砺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讨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
至于南州諸君子，贲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吳三桂）之典例在。
惟執事實圖利之。
但是史可法的回答，是“鞠躬緻命，克盡臣節。
” 清誘降史可法失敗，又曾誘降高傑。
《南明野史》雲：“先是清朝副将唐起龍，其父唐虞時緻書于傑，勸以早斷速行，有&lsquo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砺，世世茅土&rsquo之語。
傑皆不聽。
”[11]以後清肅王又緻書高傑誘降，但因高傑出身“流寇”，富有愛國之心，終不為動。
以上情形，馬、阮并非完全不知，然而總以為江、淮不能飛渡，妥協尚有希望；因為當時北行使節死難的消息，尚未傳至南都也。
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馬士英、阮大铖等閹黨餘孽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是内除忠臣，外謀妥協，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
因此，一切中興大計，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異己，援引私黨為務。
當時應天府丞郭維經曾上書曰： 聖明禦極将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
今僞官縱橫于鳳、泗，悍卒搶攘于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逼江南。
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
乞令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複故習，一以辦賊複仇為事[12]。
給事中陳子龍亦上書曰：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複舊物。
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洩涾，無異升平。
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終。
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緻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13]。
由此看來，當時并非無明達之士，見危知懼；惜官卑職小，其言不足以聳聽聞。
以當時之形勢而論，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務應該是緻全力于軍事措置，以準備迎擊清兵之攻勢。
首先應将江北四鎮的軍隊扼河而守，據淮為陣，以進窺河北之勢，作退守中原之計。
其次應将閩軍開赴蘇、皖沿江，以扼長江之險，作保衛南都之備。
再次，應将左良玉駐屯武漢之三十六營調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張明朝之聲勢。
盡調何騰蛟之湘軍出屯武漢，與袁繼鹹之贛軍相為犄角，以鞏固長江上遊之防守。
再次則應調集粵、桂、黔、滇之軍，北向中原，以為後續的部隊。
最後，則應号召淪陷區域的人民，武裝起義，從敵人的後薄發動戰争，以響應明朝的攻守。
最好是能進一步招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使其卷土西秦，東出關、陝。
如此，則敵以傾國來，我亦以傾國赴，天下為清為明，尚未可量也。
但是當時馬士英等閹黨，正玩弄妥協的陰謀，他們特别強調，國家的仇敵，不是清兵，而是“流寇”，企圖以此緩和清兵之進攻。
所以左良玉的百萬大軍始終不令其離武漢一步。
而其任務，則為阻止李自成由陝西南竄與張獻忠由四川東下。
因而在客觀上，形成與清兵夾擊農民軍的形勢。
《明紀·福王始末》雲：“李自成之敗于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複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
王進良玉甯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
”所謂“上流之事”即堵截李、張之事也。
即因左良玉之軍不出，而中原遂空虛無備。
即因以“上流之事”專委左良玉，湘、贛之軍遂不能前進，西南各省幾不知有清兵入關之事。
說到江北四鎮，早已驕橫放縱，眦睚殺人，攔路劫貨如盜賊。
應喜臣《青磷屑》（下）有雲：“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饷，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
商賈裹足，鹽壅不行。
各私立關稅，不系正供。
東平（劉澤清）則陽山（山陽）、安東等處，興平（高傑）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
”由此可以想見一般。
史可法之督師江北，原系馬士英之政治陰謀，并非一種有計劃的軍事布置。
但史可法到揚州後，卻想把四鎮的兵力引用于抵抗外敵。
他首先指定四鎮的防地，規定其兵額，确定其糧饷。
《南明野史》雲：“（可法）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砀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颍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征取。
”[14]同時并奏請政府，晉封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以獎勵之。
史可法的分防計劃并沒有順利實現。
因為高傑以徐州苦寒，欲據揚州。
當時揚州富甲天下，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寶累萬萬。
但揚州乃系史可法督師所駐之地。
而高傑悍然不顧，竟攻入揚州，放手剽掠，屠脍日以百數，并将史可法拘于善慶庵（《續幸存錄·南都雜志》謂史困于福緣庵），後可法化裝為道士，始得脫險。
但以史可法之忠誠，不久高傑亦為感化，由跋扈一變而為忠勇之良将。
不幸之事，層出不窮，以後劉良佐亦不願調廬州，将與高傑争揚州。
二鎮水火，至演成土橋的火并。
好容易高傑之軍開赴歸德防地，而又為許定國劫殺于睢州。
可法聞而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春秋》之義，有賊不讨，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
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
”[6]這雖然是漢奸的手筆，但确是清統治者的意思。
因此，對福王的使節，便毫無禮貌。
同時吳三桂又已經“外施複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
”[7]也不與福王的使節見面，接受他們帶來的封爵。
陳洪範看見情勢不佳，為了脫身，就把南朝的虛實完全報告清廷，所以後來左懋第、馬紹愉在回來的路上被清廷截回，皆不屈而死，獨陳洪範安然南返。
夏完淳《續幸存錄》雲：“洪範與虜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桧之奸計。
”《北使紀略》一書乃是陳洪範為自己洗刷而作。
北行的使節顯然是失敗了。
吳偉業《鹿樵紀聞》雲：“陳洪範還，言王師必至。
”[8]和議已無成矣。
但這種結果是出乎馬、阮意料之外的，而且這樣的消息傳到南都，也是後來的事。
當北行使節出發以後，在馬、阮等想來，清政府充其量也不過如“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土地。
”[9]而且正準備與清聯兵西讨，問罪秦中，企圖假借外力，完成其武力統一之迷夢。
當時，馬、阮乃至南朝大多數的士大夫都有一種錯見，他們總以為清統治者也和他們一樣，對李自成的農民軍，亦有不共戴天之仇。
以為清兵的入關，真如多爾衮所雲：“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以報爾君父之仇。
”隻有史可法知道清統治者是“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
”實際上，清兵之入關，不自此次始。
其欲闖進中原，已非一日。
當崇祯之世，清騎之屢犯冀、魯，果何為乎？為“報爾君父之仇”耶？則崇祯尚高據寶座也。
誠然，在福王政府看來，李自成确為大逆不道；但在清統治者看來，則“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也。
”反之，他們正要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揮遊刃以戳其要害。
站在清政府的立場，福王政府與李自成，同為明朝人，亦即同為他的仇敵，固無所謂誰為正誰為逆也。
多爾衮說得明白，他說：“今君擁稱尊号，便是天有二日，複為勍敵。
予将簡西征之銳卒，轉旗東征。
且拟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又說：如果福王政府投降，則将“遣将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
”總之，他對于福王政府與李自成，蓋一視同仁，并無親疏厚薄之分，同在剿滅的預算之内。
所以多爾衮說：“兵行在即，可東可西。
”[10] 自然，清統治者也想誘降一個，打擊一個。
但他知道誘降政策對李自成的集團是不可能的。
因為李自成一直退到陝西以後，對清統治者的答複，還是六十萬大軍在潼關的反擊。
《明紀·福王始末》雲：“大清兵攻潼關，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
”即因李自成不能誘降，所以他又轉而誘降福王政府中的将領。
他深知福王政府中，除史可法外，都是一些無能之輩。
隻要史可法投降，江北四鎮失其統馭，則福王政府即歸瓦解。
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史可法，要他勸福王政府投降。
其中有雲： 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号歸藩，永綏福位。
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
帶砺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讨賊、興滅繼絕之初心也。
至于南州諸君子，贲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吳三桂）之典例在。
惟執事實圖利之。
但是史可法的回答，是“鞠躬緻命，克盡臣節。
” 清誘降史可法失敗，又曾誘降高傑。
《南明野史》雲：“先是清朝副将唐起龍，其父唐虞時緻書于傑，勸以早斷速行，有&lsquo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砺，世世茅土&rsquo之語。
傑皆不聽。
”[11]以後清肅王又緻書高傑誘降，但因高傑出身“流寇”，富有愛國之心，終不為動。
以上情形，馬、阮并非完全不知，然而總以為江、淮不能飛渡，妥協尚有希望；因為當時北行使節死難的消息，尚未傳至南都也。
四 文恬武嬉的局面 馬士英、阮大铖等閹黨餘孽所執行的政策，顯然是内除忠臣，外謀妥協，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
因此，一切中興大計，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異己，援引私黨為務。
當時應天府丞郭維經曾上書曰： 聖明禦極将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
今僞官縱橫于鳳、泗，悍卒搶攘于瓜、儀，焚戮剽掠之慘，漸逼江南。
而廊廟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而議。
乞令内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複故習，一以辦賊複仇為事[12]。
給事中陳子龍亦上書曰： 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複舊物。
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洩涾，無異升平。
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終。
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緻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13]。
由此看來，當時并非無明達之士，見危知懼；惜官卑職小，其言不足以聳聽聞。
以當時之形勢而論，福王政府之首要任務應該是緻全力于軍事措置，以準備迎擊清兵之攻勢。
首先應将江北四鎮的軍隊扼河而守，據淮為陣，以進窺河北之勢，作退守中原之計。
其次應将閩軍開赴蘇、皖沿江，以扼長江之險，作保衛南都之備。
再次，應将左良玉駐屯武漢之三十六營調赴河南，北伐中原，以大張明朝之聲勢。
盡調何騰蛟之湘軍出屯武漢，與袁繼鹹之贛軍相為犄角，以鞏固長江上遊之防守。
再次則應調集粵、桂、黔、滇之軍，北向中原，以為後續的部隊。
最後，則應号召淪陷區域的人民，武裝起義，從敵人的後薄發動戰争，以響應明朝的攻守。
最好是能進一步招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使其卷土西秦，東出關、陝。
如此，則敵以傾國來，我亦以傾國赴，天下為清為明，尚未可量也。
但是當時馬士英等閹黨，正玩弄妥協的陰謀，他們特别強調，國家的仇敵，不是清兵，而是“流寇”，企圖以此緩和清兵之進攻。
所以左良玉的百萬大軍始終不令其離武漢一步。
而其任務，則為阻止李自成由陝西南竄與張獻忠由四川東下。
因而在客觀上，形成與清兵夾擊農民軍的形勢。
《明紀·福王始末》雲：“李自成之敗于關門也，左良玉得以其間，稍複楚西境之荊州、德安、承天。
王進良玉甯南侯，以上流之事專委之。
”所謂“上流之事”即堵截李、張之事也。
即因左良玉之軍不出，而中原遂空虛無備。
即因以“上流之事”專委左良玉，湘、贛之軍遂不能前進，西南各省幾不知有清兵入關之事。
說到江北四鎮，早已驕橫放縱，眦睚殺人，攔路劫貨如盜賊。
應喜臣《青磷屑》（下）有雲：“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饷，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
商賈裹足，鹽壅不行。
各私立關稅，不系正供。
東平（劉澤清）則陽山（山陽）、安東等處，興平（高傑）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
”由此可以想見一般。
史可法之督師江北，原系馬士英之政治陰謀，并非一種有計劃的軍事布置。
但史可法到揚州後，卻想把四鎮的兵力引用于抵抗外敵。
他首先指定四鎮的防地，規定其兵額，确定其糧饷。
《南明野史》雲：“（可法）以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海、邳、贛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
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亳、豐、砀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
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壽、颍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
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征取。
”[14]同時并奏請政府，晉封黃得功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以獎勵之。
史可法的分防計劃并沒有順利實現。
因為高傑以徐州苦寒，欲據揚州。
當時揚州富甲天下，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寶累萬萬。
但揚州乃系史可法督師所駐之地。
而高傑悍然不顧，竟攻入揚州，放手剽掠，屠脍日以百數，并将史可法拘于善慶庵（《續幸存錄·南都雜志》謂史困于福緣庵），後可法化裝為道士，始得脫險。
但以史可法之忠誠，不久高傑亦為感化，由跋扈一變而為忠勇之良将。
不幸之事，層出不窮，以後劉良佐亦不願調廬州，将與高傑争揚州。
二鎮水火，至演成土橋的火并。
好容易高傑之軍開赴歸德防地，而又為許定國劫殺于睢州。
可法聞而
